1955年，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授予了将官及以上军衔，包括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和少将五个等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的领导岗位通常由元帅、大将和上将担任。然而，随着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展开，人事任免频繁，隔离审查、批评免职等情况不断发生，一些少将开始在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崭露头角，承担起更重要的职务。胡炜就是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胡炜，1920年出生于河南新蔡的一个富农家庭。家中拥有150亩土地，良好的家庭条件使得他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先后在新蔡和开封求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思想逐渐向革命倾斜。1935年末，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他积极参与革命请愿活动，逐渐与一群共产党员成为好友。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胡炜毅然投身豫南桐柏山区的抗日游击队，表现出色，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三八式”干部。

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胡炜长期活跃在华东地区，参加了诸如朝阳集、宿北、白塔埠、孟良崮、胶河、益林、淮海、渡江、杭州等著名战役。1949年，全军大整编时，年仅29岁的胡炜被任命为第三野战军第21军61师师长，成为三野最年轻的师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胡炜担任21军参谋长，协助指挥了金城战役，战功卓著。

1955年，胡炜被授予大校军衔，并于1961年晋升为少将。作为一名开国少将，胡炜在军队中的发展顺风顺水，职务逐步上升。然而，1967年，一道由周总理发出的电令打破了他的平静生活。

1967年2月15日，中央军委下令，将21军划归兰州军区，立即前往陕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7天后，胡炜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求他立即乘专机前往北京领受任务。胡炜不敢耽搁，迅速赶到京西宾馆。当时中央军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胡炜到达后，周总理只瞥了他一眼便继续讲话，直到会议快结束时，周总理才向大家介绍：“胡炜同志能打仗，能做思想政治工作，能文能武，是我军优秀的年轻军长。”这一介绍让与会者明白，总理要与胡炜单独谈话。

会后，周总理与胡炜深入交谈，向他传达了中央对陕西局势的关注。此时，陕西的局势非常混乱，造反派大规模聚集，频频发生武斗，甚至有造反派企图夺取当地武器弹药库的控制权。周总理希望胡炜和21军能够承担起维护陕西全省稳定的重任。为了确保胡炜在陕西的工作顺利展开，周总理还在3月2日组织了两次会议，让胡炜与陕西的党政军领导进行沟通，表明胡炜是带着中央任务赴任的，要求各方予以配合。

胡炜到达陕西后，立即投身“三支联军”工作。他从21军抽调大量干部进驻当地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学院，开展帮扶教育，有效稳定了陕西的社会局势。不久之后，胡炜立下了一件大功。当时，西安交通大学的造反派计划冲击部队武器弹药库，若得手，后果不堪设想。胡炜在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向周总理汇报。总理指示他尽一切可能保卫武器库，确保安全。

胡炜随即亲率一个营的兵力前往武器库，布置了多层警戒线，架设机枪，做好了战斗准备。在强大武力的威慑下，赶来的造反派不敢冒险，只得四散离去。胡炜的果断行动避免了一场可能导致重大伤亡的武斗，他的勇敢之举功不可没。

凭借能力和中央的信任，胡炜的仕途快速上升。1968年，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胡炜被任命为副主任；1969年，他升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71年，陕西省委恢复后，他兼任省委书记；1974年，被调任北京，出任副总参谋长。胡炜的实权甚至超过了许多人对这个职务的想象。

1974年，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六人小组，胡炜成为其中一员，参与了许多重要决策，表现出色，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认可。叶剑英元帅曾评价胡炜的工作：“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是满意的，他的工作是好的，有成绩。”

然而，1977年，胡炜因被指与“四人帮”有牵连而遭受审查，被免职并接受调查。尽管调查小组未找到他与“四人帮”勾结的证据，但他的领导职务已无法恢复。事实上，胡炜在那个特殊时期担任重要职务，不可避免地与“四人帮”有工作上的接触，这使得他成为了无妄之灾的受害者。

晚年的胡炜主要生活在北京，他不断奔走，努力恢复自己的名誉。最终，1984年，组织为他澄清了事实，并为他办理了离休手续，恢复了应有的待遇。2018年，胡炜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胡炜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与起伏，他的经历也是那个时代复杂历史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