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时候就像一场大考，题目千奇百怪，答不答得上不重要，关键在于答完了能不能活下来。北宋那场著名的“乌台诗案”，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天才差点命丧黄泉。

而这位天才，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写“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苏东坡。四十四岁的他，刚刚在湖州上任，却因为一篇谢表被扣上“诋毁皇上”的大帽子，转眼间从州府的父母官变成了阶下囚。为什么？因为有人觉得他“不安分”。

苏东坡这一生，走得实在不容易。他从四川眉山的小城出发，凭借惊人的才华一路考中进士，成为京城里人人称道的“少年才子”。当时的文坛大佬欧阳修都被他惊艳得说不出话来。但天才的路，往往不平坦。

苏东坡有才华，有脾气，更有自己的想法。

在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偏偏爱唱反调，甚至在考试出题时讽刺改革。这种“不识时务”的风格，注定他要在朝堂上四处碰壁。

后来，他为了避开京城的风暴，主动申请外派做地方官，去了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他的治理才干在地方上得到了充分展示，尤其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建苏堤，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至今都是杭州的金字招牌。

命运并没有因此对他手下留情。就在湖州，他因为一篇看似平淡无奇的谢表被人举报，理由是“讽刺新政”。

谢表惹祸的因果链

有人说，苏东坡的谢表不过是“嘴欠”。这种公文本来是走个过场，感谢皇上的“恩典”罢了，但苏东坡偏不走寻常路。他在谢表中写了些“夹枪带棒”的话，比如“大臣忠厚，百姓乐业”之类的。表面上看这些话没毛病，但在当时的新法派眼里，这分明就是在说“现在的新政让百姓不乐业”。

这还了得！于是，一群御史弹劾他“讽刺朝廷，蛊惑人心”。

接下来的事，就像滚雪球一样越闹越大。

御史们不仅翻出他的谢表，还把他以前的诗文全翻了出来，断章取义地挑刺。苏东坡曾写过“长夜难明赤县天”，在他们嘴里，这成了“诋毁国家”。

他写“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又成了“影射朝廷无为”。

苏东坡一夜之间成了大宋的“最大反派”，甚至被控“诋毁圣上”。

从科场天才到阶下囚的连锁反应

苏东坡被捕后，御史台对他的审讯十分严苛。

御史台，以遍植柏树、乌鸦栖息而得名“乌台”，是当时专门负责弹劾官员的机构。被抓到这里，基本上就是九死一生。苏东坡在狱中备受折磨，他自己都做好了赴死的心理准备。他的老朋友们也纷纷出面求情，甚至连曾经的政敌王安石都写信给皇帝，说：“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这才让苏东坡捡回一条命。

宋神宗将他贬谪到黄州，安排了个“团练副使”的虚职，说白了就是戴罪监视。

苏东坡从此结束了京城的政治生涯，被发配到湖北荒凉的小城黄州。

黄州的重生

黄州的日子，苏东坡过得十分清苦。他没有官俸，只能靠自己种地为生。

他向当地官府申请了五十亩荒地，给这片地起名“东坡”，自称“东坡居士”。种地的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他从政治的泥潭中彻底抽身，把精力转向山水风物。那首豪放派的开山之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他在黄州赤壁矶写下的。

苏东坡在黄州还发明了不少美食，比如东坡肉、东坡羹。有人说，这时候的苏东坡，比之前那个在朝堂上针锋相对的愤青，更接近他内心的本真。黄州的四年，让他从一个桀骜不驯的改革批评者，变成了一个旷达的哲人。

海南的最后一站

黄州并不是苏东坡贬谪的终点。他后来又被贬到岭南的惠州，再一路贬到海南的儋州。

当时的海南是蛮荒之地，瘴气遍布，人迹罕至。苏东坡却没有怨天尤人，他在那里开办学堂，教当地的孩子读书。他甚至写信安慰自己被贬到雷州的弟弟苏辙，说“我们兄弟虽然隔着海，但还能遥遥相望”。

有人说，苏东坡这一生，命运多舛，但他总能在逆境中找到乐趣。日啖荔枝三百颗，他甚至在海南写下了“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不是妥协，而是他对人生的彻底释然。

苏东坡死在了北返的路上，终年六十五岁。他的一生像极了大江东去，波澜壮阔。他是北宋最耀眼的天才，留下了数不清的诗文和故事。有人说，苏东坡的豪放不止写在他的词里，更写在他的骨子里。

他用一生向我们证明了，真正的风流，是在风雨中依然能笑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