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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某一天，戴笠的办公室里气氛紧张得像拉满的弓弦。
秘书拿着一份名单，快步走进来，脸色煞白：“局长，内部出了问题。
军统里有共产党！”这句话像雷一样炸响，戴笠的手“啪”地拍在桌上，眼里透着怒火。
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绝不能让共产党在自己眼皮底下钻了空子。
他一把抓过名单，扫了一眼，上面那些名字一个比一个熟悉。
可就在他看到某个名字时，脸上的怒气突然消失了，竟然笑了出来。
“谁都有可能，唯独他不可能。”戴笠把名单往桌上一丢，靠回椅子，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
秘书有些摸不着头脑，心里犯嘀咕：局长这是怎么了？名单上那人到底是谁？可戴笠没再解释什么，只是挥了挥手让秘书下去调查消息的来源。
名单上的这个名字，是李时雨，一个戴笠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对他，戴笠是信任的，甚至有点信任得过了头。
李时雨，东北人，1908年生，北大法学院毕业。
一个人如果名字里带着“时雨”这两个字，听上去就有点江湖气。
李时雨确实喜欢江湖传奇，他给自己取名“时雨”，是因为《水浒传》里的宋江“及时雨”。
在他眼里，宋江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可谁能想到，这个表面忠于“党国”的人，其实早在二十出头时就加入了共产党。
在东北军、在天津法院，李时雨一次次完成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游走在刀尖上，却从没露出破绽。
天津那次任务，可以算是李时雨最经典的“表演”。
当时他收到命令，要尽快把一台电台送出城。
可问题是，天津被日军和伪政府层层封锁，想带东西出去，比登天还难。
李时雨琢磨了一会儿，突然灵机一动。
他跑去找自己的上司，一脸谄媚地说：“院长，我老婆要来天津了，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能不能借您的车去接她？”院长一听，还挺感动，觉得这小伙子挺懂浪漫，当即答应了。
李时雨把电台拆成零件，藏在车上，用上司的名义拿到了特别通行证，一路畅通无阻地出了天津。
后来，这台电台成了组织的重要联络工具。
不过，这次任务可不仅仅是送电台这么简单。
当时还有一位同志冯骥被捕，李时雨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他先是设法偷走了冯骥的卷宗，然后又悄悄“拜访”了主审法官，满脸堆笑地说：“冯骥是我亲戚，您高抬贵手吧。”那法官一看卷宗没了，心里也犯嘀咕，再加上李时雨嘴上又甜，最后竟真的把冯骥给放了。
这一切，李时雨做得滴水不漏，没人怀疑，一个小人物却拯救了关键同志。
1939年，汪伪政府的陈公博看中了李时雨。
这位二号头目一向喜欢慧眼识珠，他觉得李时雨是块“好料”。
李时雨也没拒绝，甚至还在伪政府里一路高升，成了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
这职务听着就带劲儿，既能接触核心机密，又能扩大人脉。
他利用自己的位置，偷偷给组织传递了许多重要情报。
可在外人眼里，他是个妥妥的“党国栋梁”，没人知道他背后藏着多少秘密。
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李时雨的危险，还是来了。
军统的一些特务开始翻他的旧账，甚至发现他妻子和弟弟曾因抗日活动被日军抓过。
虽然最后被放了，但这事还是引起了怀疑。
再加上有人举报，说李时雨的档案有问题，甚至是伪造的。
戴笠虽然信任李时雨，但这条条线索叠加起来，也让他不得不多想。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戴笠因飞机失事意外身亡，这才让李时雨逃过一劫。
可惜，戴笠的死并没让李时雨彻底安全下来。
戴笠的继任者毛人凤对李时雨的怀疑更深，他直接下令把李时雨抓了回来。
在狱中，李时雨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各种手段都用上了，可他硬是一声不吭。
毛人凤恨得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最后只能以“证据不足”判了他七年监禁。
好在两年后，他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
出狱后的李时雨，深知自己不能再留在内地。
他和妻子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迅速前往香港避难。
在香港，他把多年来收集的情报编成了一本线装书，交给了组织。
这本书里记载的，不仅仅是情报，更是他15年的潜伏生涯。
有人说，李时雨是个传奇。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把一场场危机变成了胜利。
他在敌人的心脏跳舞，却从未让敌人察觉他真正的立场。
可也有人说，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体现，更是因为那个特殊年代的需要。
无论如何，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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