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新京报的一篇报道《悬 崖上的村庄》，首次将“悬崖村”——这个通往外界需顺 着断崖攀爬17条藤梯的村落带入公众视野。四年后，“悬崖村”大部分村民易地搬迁到昭觉县城集中安置点，“‘悬崖村 ’ 彝族同胞，实现了4年里跨越千年的目标”。 “悬崖村”的 “发现者”——新京报记者陈杰说，我们报道的目的，也是想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在那些被忽略的地方走一走，触及自己久违的痛点，看见人心的力 量。 今天，我们将通过 新京报首席记者陈杰的 手记， 和他一起见证 “悬崖村”的巨变 。
△2016年，陈杰在悬崖村采访，汗水浸出的盐分，吸引了过路的山羊
初访“悬崖村 ”
第一次知道“悬崖村”，是在2016年初，我和新京报首席记者刘旻，地质学家杨勇先生到澜沧江源头冰川考察时，由杨勇先生讲述。
△2016年，俯瞰古里拉达大峡谷
杨勇没去过 “悬崖村” ，他也是从熟识的朋友，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的政府官员那里，听到这个故事，他们想改变现状，但苦于昭觉县整体极度贫困，有心无力。
杨勇希望通过媒体介入，借助外界力量，或多或少改变一下当地的困境。
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实地探访 “悬崖村” 。
出发前，杨勇在谷歌地图上已经对昭觉县古里拉达这片神秘区域做了详细的搜索，当黄茅埂、龙头山、狮子山这些大凉山的地理标志、以及美姑河、古里拉达大峡谷、 “悬崖村” 这些秘境以三维立体的方式呈现在眼前时，不由让人倒吸一口凉气，海拔3500米到4000多米群峰嵯峨的分布比看地图册要清楚的多，地图册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等高线像人脑的沟回早已把人转晕。
昭觉身处四川大凉山的腹地，在1952年昭觉成为凉山州州府所在地之前，这里在四川西南地区一直处于遗世自主的状态。
半个世纪过去，凉山在中国的现代化计划中仍旧位处边缘，刘绍华在《我的凉山兄弟》里写到：不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还是整个中国相比，凉山在70年代仍是全国经济发展成果最差的区域。
而从现在开始，凉山州已明确把旅游业作为全州首位产业来谋划，发展生态旅游产业是凉山的希望所在，后劲所在，因此我们此次地理资源考察重点之一也落在这个区域，而 “悬崖村” 不过是我们这次考察的一个点。杨勇认为 “悬 崖 村 ” 及周边落后现状的改变，可以通过旅游资源的考察，来通盘考虑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也是他想让我们传递的一个信息，也是我们觉得是解决 “悬 崖 村 ” 问题的根本。
2016年5月12日中午，我们到达昭觉县支尔莫乡政府所在地，见到了曾进出“悬崖村”100多次，对当地情况最为熟悉的支尔莫乡党委书记阿皮几体。支尔莫乡政府位于“悬崖村”之上，建在更高一层的夷平面残迹台地上，公路通达。
当天下午，在时任昭觉县委办公室秘书吉克劲松和支尔莫乡党委书记阿皮几体 等人的带领下，我们踏上此次考察之路。
第一次去 “悬 崖 村 ” ，我们没有走天梯，而是选了一条比天梯更难的路。
这条路以海拔2400多米的布色列落村为起点，下行至约海拔1500米，就是目的地阿土列尔 “悬 崖 村 ” 。 这条路废弃多年，已被村民封闭。沿途全是悬崖峭壁，蛇多，猴子多，猴子还会用石头袭击人，偶尔有熊和野猪出没。 村 民建议我们不要走这条路，但杨勇建议试一下。
这其实是条村民多年不走的路。阿皮书记早早通知阿村土列尔里的年轻人等候在半途，已接应我们整顿休息补充水吃烤鸡。休息点的那处山窝，几年前还有村里人住，因为倍受猴子和野猪的骚扰，现在全部搬到山下平台上，与更多人住在一起。再次出发，黄昏所经过的路段，“悬崖猿声啼不住”，四五只土黄色的大猴子在崖壁和树顶飞跃，伺机下手。
△ 途中，“悬崖村 ” 村民把带来的鸡烤熟，作为我们的午餐
到达阿土列尔村已经彻底天黑，却在深蓝色天幕里依旧被当地人称为瓦吾达莱的双峰能看到流泉飞瀑。全村的老人都来看我们，听说是从布色列落下来的，他们也觉惊异。晚餐杀鸡宰羊，玉米面、酸菜汤，宾客、同村人、然后是村组长一家依次流水席，席地享用。白天看整个村寨依山而建，村口有不知何时从山上震落下来的巨石，成了村子天然的屏障。每家的饮用水都是来自山上流淌下来的溪水，用管道接了直接注进水缸。
△ 小组长俄地长江家中，村里老少对我们的到来感到惊异又高兴
直到凌晨，村民才依依不舍散去，我们在牛圈的平台上展开睡袋，在闪亮的繁星下入睡。
天梯上的回家路
次日，在和村民聊天中，得知村里还有18个孩子在山下的勒尔小学读书，每个月由家长和村干部接送两次。5月14日， 正好 是孩子放学的日子。
△“悬崖村 ” ，阿土勒尔村勒尔组
孩子们究竟怎样通过天梯放学回家的呢？为真实、准确记录孩子们的爬天梯回家，我决定随家长下山接到孩子后，然后进行跟拍孩子们回家的过程。
14日早上7点，我就随有村民陈古吉通过天梯下山，他有5个孩子在山下读书，每次接送他都不会缺席。陈古吉是一个36岁的彝族汉子，消瘦让他看上去没有一点脂肪，他面部骨骼分明，笑起来嘴巴和眼睛弯曲得很用力，略有点夸张。
我自持体能好，也常爬山，不过这样险峻的路绝对从未经历过的，加上我背着相机和无人机，行动更是困难，模样笨拙。
在悬崖上如履平地的陈古吉接过我的无人机和背包，跟我说“陈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没事”。一路上，他教我掌握了一些技巧，比如不要踩有碎石的斜坡，每一步下去确定踏实了再往前走，同时，手要抓牢藤条、钢索或牢固的崖石，就这样，我慢慢适应了下山节奏，顺利到达山底，山下勒尔小学的吉克校长已领着孩子们到了山脚交接地点。
有3个孩子随父母住在山下亲戚家，所以准备上山回家的孩子只有15人，有两个6岁的，读学前班，其它基本在10-15岁。其中女孩子占大多数。和通常的学校不同，1-3年级的学生都偏大，一是因为按照义务教育要求，一些孩子是近几年才入学的，二是，通常年小的孩子因为体能达不到走山路的条件，所以，到了能比较适应走山路的时候，才入学，这样孩子山下才相对安全有保障。
除了两个学前班的孩子，其它孩子都背着书包，里面塞满了书和作业本还有一瓶灌满自来水的矿泉水瓶，我拿起一个孩子的书包掂量下分量，差不多十几斤重。
孩子们穿的鞋都不太适宜攀登打滑地段的路，极少部分穿着球鞋，大部分是凉鞋，还有的穿的是拖鞋，问他们怎么不穿好点的鞋，他们说，只有这样的鞋子，也习惯了。
△孩子们爬山时，很多是穿着凉鞋，甚至拖鞋
爬山开始前，陈古吉让儿子陈木黑举起双手，从胸前系上背包带，然后把背包带的另一端绕在手臂上。
△陈古吉给儿子陈木黑系上背包带
前面由一个家长引路，中间一个家长，陈古吉带着陈木黑走最后，6岁的陈木黑已经在这条路上，上上下下几十次了。 在爬垂直藤梯的时候，陈古吉会从后面微微提绳，让儿子能够省点力气，跟上前面的哥哥姐姐。 在通过没有任何附着物的崖壁上的道路时，陈古吉就格外小心，紧抓绳子的手有时青筋暴起。
△走到危险路段，陈古吉提着背包绳，协助陈木黑通过
孩子们上下爬的多了，在家长的保护下，行动非常有节奏，一旦有掉队的，家长会控制队伍速度，有孩子累了，家长就安排孩子们在相对安全的地方休整。选择休整的地方最好能避风，因为孩子们爬山出汗多，刮风容易使孩子受凉。
△路途上没有安全的休息点，孩子们坐在藤梯上歇脚
孩子们爬山动作娴熟，看不出有害怕，不过，一个男孩告诉我，一次，他前面的同学摔了，被藤条挡住，没掉下悬崖，他才害怕了一阵子。
3个小时的回家路上，我使用相机、便携摄像机，一路记录孩子们爬山过程。相对下山，上山比较容易些，拍摄时我通常站在稍微宽敞的地方，或者用脚勾着天梯的横杆，稳住脚后再进行拍摄。爬天梯过程，我一只手抓天梯横杆行进，一只手持着防抖的便携摄像器材，进行了视频录制。
在孩子们上最后一段几乎垂直的天梯时，我找到一处平台，将无人机起飞，跟拍孩子们艰难攀爬最后一段高度约100米的天梯。画面中，孩子们小小的身体在位于绝壁的天梯慢慢移动，令人震惊。
△悬崖村勒尔社15个在山下小学读书的孩子，和接他们上山的家长
晚上，我选了一张图片发在我的社交媒体上，并写道”毫无疑问,我被眼前的场面震撼了，几天的极其艰苦、危机四伏的共同体验，再次面对如此痛楚的现实，内心仍被一次次猛烈撞击，我希望我镜头前惊心动魄的诉说最终能带来 改变。”
聚光灯下的“悬崖村”
2016年5月24日，新京报推出《悬崖上的村庄》的图文报道，首次将 “悬 崖 村 ” 带到公众面前。
△2016年5月14日，“悬崖村 ” 放学的孩子攀爬藤梯回家
悬崖峭壁上攀爬藤梯的孩子、用背包带提着儿子的 陈古吉 、9岁的陈惹作奋力向上攀登的镜头……成为 “悬 崖 村 ” 标志性画面，尤其陈古吉一家被读者熟知。
报道发出当天，四川省根据中央要求，开始着手解决 “悬 崖 村 ” 的出行安全等问题。昭觉县领导带领工作组，攀爬天梯进入村子里开展工作。凉山州也成立了工作组。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林书成表示要先施工一条钢筋结构梯道，解决群众出行安全问题，接下来组织论证彻底解决方案。
△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特土社、勒尔社，哈甘乡瓦伍村瓦伍社
5月底，我重返 “悬 崖 村 ” ，在之后的一周里，我先后发出了5篇图文报道，全面阐释了 “悬 崖 村 ” 的贫困现状、贫困根源、落后的教育条件等。
△2016年6月1日，悬崖村勒尔社的吉巴阿里和弟弟妹妹
在此期间，新京报首席记者刘旻发出了一篇万字的 “悬 崖 村 ” 及周边地理的考察调查，并对杨勇先生的考察结果进行了充分解释，传递了 “悬 崖 村 ” ，乃至昭觉县及周边未来发展的自然资源优势。
同时，国内其它媒体也纷纷探访 “悬 崖 村 ” ，令 “悬 崖 村 ” 被置于聚光灯下。
△2016年11月，幼儿园老师陈龙在一间年久的土坯房内给孩子们上课
虽然报道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这些年来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寻找路径帮助村民。
为了避免孩子们爬藤梯遇到危险，当地政府出资将勒尔小学的阿土勒尔村及周 边其他 “悬 崖 村 ” 的孩子们，全部纳入全日制寄宿，要等到钢梯修好，确保行路安全了，再让孩子回家。
△2020年4月28日，俯瞰新建的勒尔小学。该校学生过去不到200名，现已达到500多名
2016年7月，凉山州、昭觉县两级政府筹措100万元资金，决定把 “悬 崖 村 ” 年久危险的藤梯，改造成更加坚固和安全的钢梯。 因为地势太过险峻，当地政府四处求援，国内根本没有建筑公司愿意接手。 干部们决定发动村民自建，并邀请云南省相关领域的专家作技术指导，村里几乎每一家都出人出力积极响应。
修路、搬迁这些诉求难以在短期内解 决。当地政府决定先利用当地的特色产业，办养羊合作社，扶持经济作物种植，村民入股分红，先赚一部分钱。
2016年11月，钢梯竣工后， “悬 崖 村 ” 迎候了多年来第一个嫁入 “悬 崖 村 ” 的女青年。
△2016年11月，“悬崖村”迎来的第一位新娘
紧 接着，山下勒尔小学的孩子们第一次攀爬相对稳定和安全的钢梯回家。大量的游客涌入 “悬 崖 村 ” ，有的好奇、有的献爱心、有的来打卡，使得过去几乎无外人涉足的 “悬 崖 村 ” 顿时喧闹起来。村民做起了农家乐生意，过去不易下山的土特产，在家里就被游客买走了。
光速进化的“悬崖村”
2017年7月， “悬 崖 村 ” 的钢梯通畅后，村里的用电接上了国家电网，光纤把4G信号接到每户人家。
村民不仅用上了电饭煲、洗衣机、电冰箱，还会使用互联网与电商合作销售土特产。凉山州围绕 “悬 崖 村 ” 为圆点，向周边辐射的旅游项目规划和实施，也全面展开。
△ 2016年5月12日晚，村民坐在玉米秆上搜寻微弱的手机信号
因为被多次报道，陈古吉成为 “悬 崖 村 ” 的“网红村民”，很多到 “悬 崖 村 ” 的游客，慕名前来拜访。
借助微信平台，陈古吉把自己收割的野生蜂蜜，种植的花椒、核桃，销售一空。短短一年时间里，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脱贫。 之后，陈古吉联合村里其他养蜂蜜的村民，从自己渠道进行销售。
虽然 “悬 崖 村 ” 借助媒体的连续不断的高曝光率，带来不少网络红利，但是，因地理条件的限制就医就学条件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另外，有限的土地上人口过载，发展制约太多。 虽然政府引导村民发展农家乐和小卖铺，但是，村民普遍缺乏旅游服务的意识，每年十几万的游客，能够在 “悬 崖 村 ” 上驻留的游客不过数百人。
凉山州副州长，昭觉县委书记子克拉格表示，四川脱贫看凉山，凉山脱贫看昭觉，昭觉脱贫看 “悬 崖 村 ” 。也就是说， “悬 崖 村 ” 作为精准扶贫的一个样板，精准扶贫要达到更高标准。
△2016年6月，悬崖村勒尔社的村民比洛和孩子们在一起
2019年， “悬 崖 村 ” 84户精准扶贫户被纳入易地搬迁。2020年5月12日到14日，也就是 “悬 崖 村 ” 被高度关注的4年整， “悬 崖 村 ” 大部分村民易地搬迁到昭觉县城集中安置点，子克拉格说，易地搬迁点是昭觉县最高档的社区，相关配置也最为齐全，使得 “悬 崖 村 ” 彝族同胞实现了4年里跨越千年的目标。
△2020年5月，大部分村民搬迁到昭觉县城的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点
陈古吉是少数没有纳入易地搬迁的家庭，因为户口问题一直没有落实，他没有被纳入精准扶贫户，也没有列入易地搬迁对象。对此，陈古吉曾一度失落，不过，在抱怨的同时，他没有消极的去等、要、靠，而是进一步激发了他个人奋斗的动力。
他认为，没有和村子里的其它家庭一视同仁的纳入易地搬迁，会给孩子的进城就读初中带来困扰，孩子们心理落差较大。陈古吉说，过去多艰难都过来了， 现在条件好多了，怎么就过不去了呢？
搬迁下山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一些经营农家乐的青壮年留在了山上，投入了乡里实施的旅游项目开发。 陈古吉也得到了村里和乡里的支持，他准备把已成为危房的家推倒，建成可以接待游客的农家乐，要配套水冲厕所、淋浴间。
孩子进城读书的问题，陈古吉也有了自己的打算，他等3个孩子开学的 时候，到城里租套离学校近的房子，让身体不好的妻子陪着孩子到城里生活，也方便就医。
支尔莫乡乡长、 “悬 崖 村 ” 第一书记帕查有格说：“这些年 ‘悬 崖 村 ’ 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置于放大镜下，我们丝毫不敢懈怠。” “悬 崖 村 ” 生活改变的每一步都有媒体的监督报道，进而发现新的需求和问题，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官民互动的范本。政府为村民创造机会脱贫，村民也自愿付出体力建设钢梯、付出精力学习如何做好旅游接待。 “悬 崖 村 ” 脱贫攻坚这个大难题，正因有两方的协同努力，才一点一点攻克下来。
“悬崖村 ” 之外的公益行动
4年来，在持续报道阿土勒尔村的同时，我也把镜头对准了和阿土勒尔村周边类似的“悬崖村”，在这些区域先后做了5次报道，把这些村落面临的困境带入公众视野。
△2016年11月，瓦伍村瓦伍社出行，同样是走藤梯路和悬崖路
2019年8月，我联合腾讯公益，发起了对46个贫困学生的资助行动。帮助贫困家庭减少学生就学负担，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报道，也推动了这些地方从道路条件的改善，到并入国家电网、接入4G网络，村民与外界的交流更加频繁，每个村落都出现了自媒体达人，粉丝从几千到百万。到2020年5月，得益于精准扶贫的政策红利，这些地方有的整体搬迁，有的大部分搬迁，均易地搬迁到昭觉县城集中安置点。
△2019年8月，瓦伍社村民自发维修钢梯，阿勒五达扛着两根6米长重80斤的钢管
在持续报道 “悬 崖 村 ” 的同时，2017年，我开始把一部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国内典型贫困地区的调研。我和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妻子，新京报调查记者刘旻，先后对贵州毕节、甘肃定西、云南曲靖、新疆南部等地，走访了数十个村落，对其中一些典型的村落进行系统调研和长期追踪。
在报道一些地区因客观原因存在的现实困境，我们积极和地方政府进行沟通，探讨一些棘手问题的解决方案，一起助力破解难题。
2019年，我们4次进入贵州毕节市威宁县“溜索村”，连续报道了孩子们上学难，而学生家长不愿搬迁的困境。同时，溜索村的上学难问题，也牵动了中央到贵州省委的关切，促进了贵州省对溜索村所在的海拉镇的就学条件的全面普查，最后在各级财政的支持下，威宁县投入1000多万资金，在海拉镇新建和扩建了7栋宿舍楼，解决了全镇1040个学生上学难的问题。
2020年，我们持续在贵州威宁县、云南会泽县报道脱贫攻坚中地方政府和当地群众，为改善民生，建设家园所付出的努力。同时，我们帮助引入助学、帮困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当地居民争取到了福利。
看见人心的力量
“悬 崖 村 ” 改变的每一步，有媒体的报道，发现需求和问题，也有政府、村民、网友、公益力量的积极参与，通过各方的协同努力，一点一点攻克难题。
有学者指出，我们这些年做的大部分涉及贫困问题和环境问题的调查报道，应归结为“建设性新闻 ” 报道。 “建设性新闻”突破了原本媒体追求的冲突性框架，强调媒体的参与性和社会责任。它主张媒体要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进步，通过报道促进问题的解决和冲突的化解。
它的核心理念包括： 问题解决导向、面向未来的视野、包容与多元、赋权、 提供语境、协同创新。“ 建设性新闻 ” 通过报道为民众赋权，通过广泛地采访了解民意，并通过他们与官方、精英的对话和互动，寻求共识和解决方案。
△2017年10月，我再次来到“悬崖村 ” ，此时钢梯已进行完善，覆盖了所有危险路段
我们认为，在 “ 建设性新闻 ” 中，首先被看到的应该是民众的诉求。
我们报道的目的，也是想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在那些被忽略的地方走一走，触及自己久违的痛点，看见人心的力量。
本文作者：陈杰
本文编辑：刘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