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在许多追随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青年学生中，他们只知道马尔库塞，而不知道霍克海默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可见，马尔库塞的实际影响，远比霍克海默大，虽然前者的许多思想是深受后者影响的。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于1898年生于柏林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尔库塞服兵役并参与过政治活动，在柏林加入“士兵革命委员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德国革命失败后，马尔库塞决心完全脱离政治生活而专心于哲学研究。他先后到柏林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就读，并于1923年在弗莱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艺术家小说”（Künstlerroman）的问题。接着，马尔库塞连续6年在柏林的一个出版社和书店里工作。1929年，马尔库塞重回弗莱堡，拜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为师。他在这段时期内，在马克希米里安·贝克（Maximilian Beck）主编的《哲学手册》（Philosophische Hefte）和鲁道夫·希法亭所领导的《社会杂志》（Die Gesellschaft）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与此同时，马尔库塞在海德格尔指导下撰写考取大学哲学讲师资格的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及其历史性理论的基础》（Hegels Ontologie und die Grundlegung er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lichkeit）。此文于1932年正式出版。但是，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也慢慢地随着他们之间的理论分歧的扩大而疏远起来——马尔库塞在研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偏好，当然使政治上保守的海德格尔不满。觉察到在弗莱堡获得教师职务的希望越来越小，马尔库塞终于在1932年离开弗莱堡。在胡塞尔的推荐下，又经法兰克福大学学监古尔德·里兹勒（Kurt Riezler）的帮助，马尔库塞被霍克海默留用于社会研究所。1933年马尔库塞被派往日内瓦以加强社会研究所在那里开设的一个分所的工作。日内瓦分所是在1932年创建的，其目的是防止希特勒法西斯力量上台后对研究工作所可能实行的迫害。1933年2月，有21名社会研究所的成员被派往日内瓦。从这个时候起，到移居美国时期为止，马尔库塞成为霍克海默创建“批判理论”的最得力的理论助手。

当马尔库塞还在弗莱堡时，他的思想深受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马尔库塞在同一时期内也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兴趣。他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包含了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后来直接影响了法国的两大思想家的思路——一个是萨特，另一个是梅洛—庞蒂。

在马尔库塞所写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论丛》（Beitrage zu einer Phanomenolog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一文中，广泛地应用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概念——“忧虑”、“历史性”、“决断”和“我在”等。对于马尔库塞来说，在1927年发表的海德格尔的巨著《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是“资产阶级哲学的内部瓦解的表现——它打开了通向一个新的具体认识的通路。”[1]据马尔库塞说，海德格尔的著作把资产阶级哲学引向它的极端——即认识到“实践”的必要性[2]。与此同时，马尔库塞认为，在资产阶级哲学内部无法找到出路来回答“实践”的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弥补这个空缺。马尔库塞说，实现“真正的我在”的出路，就是导向“激烈的行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回答[3]。马尔库塞还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自我发现”和“自我创造”的正确概念，因为“目前的历史行动只能是无产阶级的行动，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唯一的‘我在’……”[4]

然而，如果说存在主义必须由马克思主义加以补充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必须用现象论来加以改造。马尔库塞说，“辩证法必须加深研究关于存在是否作为其自身而被损耗掉的问题，或者，存在是否包含超历史的然而又隶属于一切历史性的意义。”[5]

马尔库塞的思路，在实际上重演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所做过的事情。同时，马尔库塞的上述提法也表明他深受狄尔泰的影响，因为狄尔泰曾探索过历史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1931年，马尔库塞在《关于历史现实性的问题》一文中，赞颂狄尔泰“把精神科学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6]。

在马尔库塞的思想中占着重要地位的另一个因素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在《黑格尔的本体论及其历史性理论的基础》一文中，马尔库塞甚至接受黑格尔的同一性原则。在马尔库塞的历史概念中，预示了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概念与狄尔泰的生命概念的重现。同时，在马尔库塞的黑格尔研究中，还明显地掺杂着青年马克思的激进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尔库塞同期发表的其他文章中，也同样体现了他的同一性、理性概念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黑格尔主义的强烈痕迹。与同期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想相比，马尔库塞显然更加“传统化”，即更加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传统思想的束缚。

最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马尔库塞的思想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保罗·罗宾逊（Paul Robinson）在《弗洛伊德左派》一书中，曾分析了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主义思想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的发展过程[7]。但在他到达美国以前，马尔库塞的思想中，理性主义的成分和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一直是占主要地位，这无疑影响了他接受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和潜意识的学说的程度。

马尔库塞早期接受弗洛伊德主义的迹象，可以从他所写的论享乐主义的论文中看出。他的这篇写于1938年的论文，探讨了幸福观同理性的辩证法总体性的关系，强烈地表现了他的反禁欲主义的倾向，一般地说，他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往往包含着对性欲的压抑的抗议[8]。同时，马尔库塞也早就对资产阶级的爱情观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反对资产阶级在性欲之外所鼓吹的虚伪的“忠诚”概念和“义务”概念。对于人的性格等心理学问题，马尔库塞也对唯心主义的“个性”概念持批判态度[9]。

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移居美国前，马尔库塞的思想处在大转变的前夜——他要从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影响下转向独立的发展道路，创建一种“批判先进工业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

马尔库塞的这种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整整四十年的过程——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现将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分为战时和战后两大时期加以论述：

（1）战时，即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1945年，马尔库塞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影响下，全面地开展了对社会和对历史的批判，为他的批判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4年，在他所写的《在国家的专制概念上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Der Kampf gegen den Liberalismus in der totalitaren Staatsauffassung）[10]一文中，他就表现了对批判社会和批判历史的极大兴趣。同时，马尔库塞还表现了进行理论思维的天才能力。他甚至比霍克海默更善于从理论的高度分析问题。在1936年所写的《论本质概念》（Zum Begriff des Wesens）一文中，马尔库塞说：“对于资产阶级时代的初期的观念而言，合乎理性的主观性所进行的批判的自律性，可以完成和确证理论和实践所仰赖的最本质的和最决定性的真理。人和事物的本质就包含在思维着的个人的自由之中，在‘我思’的自我之中。但在这个时代的后期，认识本质的最主要的机能是将个人的批评自由附属于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接受的既定要求。”[11]相反，“唯物主义理论恰恰是在哲学最后地把本质概念作为辩证法的概念来加以论述的时候，在黑格尔的哲学中，重新抓住它。”[12]接着，在《哲学与批判理论》（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一文中，马尔库塞强烈地批判资产阶级哲学脱离实际的性质，预示了社会批判理论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批判活动的总体中的根本方向。当然，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一样，马尔库塞并不否认哲学想象在批判活动中的重要作用。马尔库塞说：

没有想象，一切哲学认识将禁锢于过去和现在，将从未来分离出来——而这个未来却是唯一将哲学同人类的真正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东西。[13]

在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马尔库塞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撰写《理性与革命》这本书上。这本书的最初部分——《黑格尔哲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Hegel’s Philosophy）曾在1939年发表于《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批判美国舆论界将黑格尔哲学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错误判断。马尔库塞指出，黑格尔是理性主义者，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则是反理性主义。《理性与革命》标志着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决裂以及他的批判理论的体系化[14]。马尔库塞在这本书中所显示的是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否定性质——他批判黑格尔的后继者中间的保守分子对于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成分别有用心的夸张，他也批判黑格尔之后的孔德（August Comte，1798—1857）、斯达尔（Georg Ernst Stahl）和冯·斯坦因（Lorenz von Stein，1815—1890）的保守政治态度，然后，马尔库塞还历史地考察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马尔库塞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展现的辩证法总体性，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那个总体性——这个分歧导致了他们之间的辩证法的基本概念的分歧。对于黑格尔，这是理性的总体性，也就是说是一个封闭的本体论体系，归根结底同一于历史的理性体系……对于马克思来说，恰恰相反，他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类似的本体论基础中解脱开来；在他的著作中，否定性变成了一个历史的条件，而这个条件是不能以形而上学的样态而加以本体化的。”[15]

在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马尔库塞说：“理论必须持有真理，即使在革命的实践偏离了正道的情况下，理论也仍然必须如此。实践必须跟随理论，而不是相反。”[16]当然，马尔库塞的观点同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看法是有出入的——特别是在关于实践的问题上。马尔库塞表现得更加激进，使他在实际行动上投入到明显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1942年，马尔库塞和纽曼等人充任美国军事当局的“战略服务机关”（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的工作职务。同时，马尔库塞还参加“战时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的工作。马尔库塞在美国政府机关的工作职务一直维持到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时期。从这方面来看，马尔库塞在理论上更重视对实践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理论的批判还不足以摧毁现实的不合理性；只有从事合理的实践，才能给理论的批判增添力量。但是，马尔库塞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实践呢？这个实践与理论又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呢？对这些基本问题，马尔库塞在战时都还没有来得及去深入思考。这要等到战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马尔库塞才开始全面探讨这些问题。

（2）战后，即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马尔库塞充分发展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社会批判理论，这就是上面曾经提到的以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结合为理论基础的“批判先进工业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

马尔库塞的“批判先进工业国家的意识形态”（criticize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是在1964年发表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加以系统化的，所以，那本书的副标题就是“对发达工业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研究”（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但他的这个批判理论是从五十年代起开始逐步创建的。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所发表的三部重要著作——《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1955，Boston）、《苏联的马克思主义》（Soviet Marxism：A Critical Analysis，New York，1958）和《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revised edition，1960，Boston，这本书曾在1941年发表初版，但20世纪60年代的修订本的发表标志着马尔库塞思想发展的新转折点）——是《单向度的人》的三部前奏曲。所以，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从1945年战争结束以来马尔库塞的思想发展线索。

马尔库塞从1950年到1953年，曾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讲师和苏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52年到1954年任哈佛大学苏联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1954年至1965年任布兰德斯（Brandeis）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和哲学教授；此后，他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政治学教授。

据罗宾逊在《弗洛伊德左派》一书中所说，促使马尔库塞彻底地转向弗洛伊德学说的决定性的历史因素，是西班牙的内战和在莫斯科进行的一系列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批判和审判。这两件事使他怀疑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力量，转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他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结合中，寄托他革命的乌托邦主义理想。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同，马尔库塞在弗洛伊德的“超越的心理学”或“形而上学的心理学”（metapsychology）中找到了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相调和的方案。如果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借助于弗洛伊德主义研究现代人的内在矛盾的结果是导致他们对非同一性的进一步肯定的话；如果说，弗洛姆研究弗洛伊德主义的结果是发现正统弗洛伊德主义对现实的原则的否定的话，那么，对于马尔库塞来说，恰恰相反，他发现弗洛伊德主义是唯一能填补马克思主义在心理分析方面的不足的最有效的“革命理论”。

马尔库塞的这一发现最先集中地反映在他的《爱欲与文明》一书中。1955年，马尔库塞在《异议》（Dissent）杂志的夏季号上发表文章批判莱斯的性欲观点的不足之处。马尔库塞说：莱斯忽视了不同类型的压抑的区别，因此，莱斯把“性的本能的历史性动力和它们的破坏性冲动加以混淆。”[17]在马尔库塞看来，性的解放就是“自在”的终结，是真正的“自为”的开端。

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重新探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认为，“如果理论完全地陷入实践中去，理论就会失去它所固有的否定的和批判的因素。……”[18]

1958年所写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尔库塞对作为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混合物的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政治倾向”；第二部分“苏联的道德”。在第一部分中，他集中批判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关于国家的理论、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论以及关于辩证法的概念。在第二部分中，马尔库塞首先分析了苏联道德与西方道德的历史关系，接着批判苏联道德将价值概念极端化的倾向及其后果，最后分析苏联的共产主义道德概念的内容及其历史命运。

在上述研究和批判的基础上，马尔库塞系统地批判了先进工业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就是1964年发表的《单向度的人》。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是立足于马克思、黑格尔和弗洛伊德三位大师的理论的基础上，是对于发达工业国家的不合理性的深刻揭露。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国家造就了“单向度的人”——麻木不仁、失去了真正的理性和真正的自由。这种单向度的人丧失了一切批判能力和否定的功能。因此，问题的中心是揭示单一性的虚幻的意识——这种虚幻的意识构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群众的麻木的精神状态，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垄断性生产过程的操纵。具有虚幻意识的群众，把发达的工业技术看成是生产过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看作是减轻他们的生活重担和劳动过程的合理手段——殊不知这样一来，他们自己更加成了工业技术发展成果的牺牲品，更有利于垄断资本操纵整个社会。

在谈到《单向度的人》的宗旨时，马尔库塞说：“我在这本书中分析了导致一种封闭的社会（une sociétéclose）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某些倾向。它之所以封闭，是因为它把私人的和公众的生存的各个方面都纳入服从的轨道并使之合并为单一的东西。这种社会的两个同样特别重要的结果是：把对立的力量和利益消融在一个体系之中——而在资本主义的前期各个阶段中，这些力量和利益是同这种体系相对抗的；把人类的本能加以管束并以种种秩序和规则加以动员，使潜意识的爆炸性的因素和‘反社会性’变成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是可以领导的和有利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前期广泛地不能加以控制的那些否定的力量，现在也变成被支配的东西，并成为一个依附的和肯定的因素。个人和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再生产出他们所经受过的压迫。因为合并的趋势无须公开的恐怖手段便从根本上实现着——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比极权主义更坚决地加固着统治；受管制的自由和本能的压抑不停地变成生产更新的根源。在这种基础上，生产变成为破坏；这种破坏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向外地’进行的。”[19]接着，马尔库塞又说：“令这个向内封闭的社会，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扩张而向外开放。……”[20]“在这里，同样，总体性也在变动中——在这个总体性中，做生意与政治、利润与声誉、迫切要求与请求之间的概念上的区别，再也不可能的了。”[21]“同资本、电脑和才能一起出现的，还有其他‘价值’：对于商品、攻击性的机械和对于超级市场的虚假的美学的贪淫的关系（rapports libidinenx）。”[22]从以上揭示中，马尔库塞得出结论说：“并不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唯物主义是虚幻的，而是它所包含的那种非自由和压抑才是虚幻的——这就是在对于商品的全面的拜物教中所表现的总异化（réification totale dans le fétichisme total de la marchandisse）。……在不自由的制度中的这种本能的满足有助于该制度的永存化。这就是增长着的生活水准以合理化的形式和统治的内在化的形式所表现的社会功能。”“充分满足需求当然应该成为一切解放的目标和任务。但是，在朝着这个目标的前进过程中，自由本身应该成为本能的需求；而且，作为本能的需求的自由，应该成为其他需求的中介——不管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需求。因此，必须消除这种补偿的一切意识形态的和死气沉沉的性质——当解放还是被压抑的时候，真正的解放就开始于非升华的需求实现之时。”

以上就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的法文版序言中所概括的基本思想。在概括中，马尔库塞强调了两点：第一，他要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后期社会中人的全面异化及其根源，即技术的高度发展及其“理性的”伪装——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完全失去了自由，甚至丧失了一切满足本能要求的自由。第二，只有满足本能的一切要求，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本章第二节将着重分析马尔库塞的异化概念，所以，上述第一点留待在下一节论述异化时再详加论述；现在，着重分析马尔库塞关于自由即实现本能需要的观点。

如前所述，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不同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理论的独特性质，这就是说，马尔库塞的晚期，即战后时期的成熟思想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结合。研究马尔库塞思想的著名专家阿兰·科恩（Alain J.Cohen，1943—）在他所写的《马尔库塞——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过程》（Marcuse：le scénario freudo-marxien）中，说：“马尔库塞的思想的特点就在于进行一种双重的批判性的揭露，即对于可潜化的（virtualisable）因素以及对于与其实现相关联的压迫性的束缚力量的双重批判。”[23]这里所说的“可潜化的因素”，实际上是掩饰人的本能要求的一切资本主义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而马尔库塞的批判是立足于彻底解放人的本性的天然要求的基础上——人的天然本性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对性的解放的追求。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性的解放就是人的全面解放的标志。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透过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压抑，归根到底，其本质就是压抑人的天然要求，尤其是性的要求。这是非常明显的弗洛伊德主义的应用。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所论证的，就是自由与人的本能要求的直接关系。所谓自由，就是提出和实现人的本能要求的自由。人的本能要求，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受到压抑。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爱欲（Eros）是一种“生活的本能”，又是一种最原始的反对攻击性和破坏性本能冲动的对抗力量。由此看来，早在弗洛伊德那里，对于“爱欲”的解释就是充满着辩证法的原则。爱欲是一种最基本的、人的本能动力，是人的一切活动——个人活动和社会活动都在内——的基本动力。但爱欲的作用和实现过程并非直接的和单纯的，而是在复杂的矛盾展开中完成的。这是因为爱欲本身也是一个矛盾——它激发人的各种活动，又潜含着同一切破坏性的、社会性的活动相对抗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异化的原因，爱欲非但不能尽其所欲地表现出来，也不能实现对它本身的破坏性活动的自由的斗争。爱欲实际上被支配、被统治和被毒化。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自由的本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的个人自由是虚假的——因为这种自由是被升华的、被歪曲的。因此，唯有在未被升华的自由的本能追求中，才隐藏着一种真正的社会政治方面的自由的根基。几个世纪来，在本能要求方面的压抑，不断地掩饰着爱欲的政治因素——这就是说，爱欲被片面地高度集中在生殖器方面的性感满足；阻碍着爱欲趋向人体其他部分的追求，同时也就阻碍着它的革命的社会功能和它的创造性的全面发挥。爱欲中的革命因素被削弱和被麻痹，促使爱欲也成为盲目的力量。人的自由从此也失去了自然的本能的基础。

马尔库塞想要通过对爱欲的分析，启发人们进行性的解放，为全人类的真正解放、真正的自由开辟道路。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批判的麻木化——一个没有对立的社会”；第二部分是“单向度的社会”，马尔库塞分析了控制的几种新形式、政治界的封闭性、对不幸的意识的征服以及封闭的言辞等；第三部分是“单向度的思想”，马尔库塞分析了否定的思想、从否定的思想到肯定的思想的过渡以及肯定的思想的胜利；第四部分是“历史变迁的前景”，马尔库塞分析了哲学及其历史使命、解放的灾祸性的可能结局等问题。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的最后一句话引用了瓦尔特·本雅明在法西斯出现初期所说的话：“恰恰是只因为那些没有希望的人们，我们才被给予希望。”这句表面悲观的话，表现了马尔库塞的实质上是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社会批判理论所能做的，便是鼓励那些失望的人们坚持他们对于社会所持的否定态度——否定，这便是希望的所在。

注释

[1]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论丛》，Philosophische Hefte I，1，1928，p.52.

[2]同①，第55页。

[3]同①，第46页。

[4]同①，第68页。

[5]同①，第59页。

[6]Marcuse，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lichen Wirklichkeit，Die Gesellschaft，VIII，4，1931.

[7]见Paul Robinson，Freudian Left，pp.188-191.

[8]见Marcuse，Zur Kritik der Hedonismus，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VI，1，1938.

[9]见马尔库塞著《论文化的“肯定”性质》（Réflexion sur le caractére“affirmatif”de la culture），第137—138页；以及《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的有关章节。

[10]载于Culture and Society.

[11]The Concept of Essence，p.44.

[12]同11，第69页。

[13]同11，第170页。

[14]参见Marcuse，Reason and Revolution：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1941.

[15]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法文版，第362页。

[16]同15，第371页。

[17]参见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18]同17。

[19]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L’Homme unidimensionnel，1968，Paris），法文版序，第7页。

[20]同19，第8页。

[21]同20。

[22]同20。

[23]阿兰·科恩：《马尔库塞》（Marcuse），1974年，Paris，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