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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上的南欧指的是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半岛及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它东濒黑海，南临地中海，西滨大西洋，包括近20个国家，因大多靠近地中海，也被称为地中海欧洲。但在文化上，南欧一般仅指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
其东部的爱琴海地区是世界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孕育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确立了早期的基督教社会，在音乐、数学、哲学、文学、建筑、雕刻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为西方的思想及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13世纪末开始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半岛又是发祥之地，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也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地区。相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南欧地区的这种文化优势持续了两千年以上，直到16世纪以后才逐渐转移至大西洋欧洲。南欧地区的这种历史与文化特点，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整体格局。
在中国翻译史上，南欧文学与文化的译介和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重点:一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与文学经典;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西班牙文学;三是现当代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和瑞士文学。
后者在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上，先后有一批著名作家被译入，其中也包括意大利的亚米契斯、皮兰德娄、卡尔维诺、达里奥·福，西班牙的贝纳文特、伊巴涅斯、洛尔卡、乌纳穆诺，葡萄牙的萨拉马戈、佩索阿，比利时的维尔哈伦、梅特林克和瑞士的黑塞等作家，他们的作品在中国有数量众多的翻译版本，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比较密切的关联，它们作为现代 (后现代) 西方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翻译文学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与南欧现代文学相比，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与文化经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西班牙文学的翻译，具有无可替代的突出特点，它们作为西方文化与文学经典的代表，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具有深厚传统底蕴，以古代和文艺复兴经典为其主要传统特色的南欧文学，因其公认的经典地位和与现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时空距离，使其对处于重大转型期的20世纪中国变化频仍的文化思潮具有较强的免疫力，因而与现代欧美文学相比，它在现代中国的译介葆有相对的稳定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新文化建设的需要，对代表了整个西方文化最重要渊源的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文化与文学经典的译介，理所当然地成为最重要的一部分。
虽然也难以避免文化大气候的影响，比如在60年代后期“横扫”一切文化传统的时代狂飙中，即使是古典文化与文学经典的译介也受到极大冲击。不过，一旦社会相对稳定，这种公认的传统经典又会成为恢复文化生活、启动文化建设、提升社会文化素养的首选。
所以，它在新中国的译介，虽然也有波折甚至停顿，但与包括南欧地区在内的欧美近现代文学相比，受不同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在阐释和评价上也少有大起大落和决然对立的状况，这也反映在对文本译介的具体行为和传播方式上。
中国对古希腊文学的译介是从伊索寓言起步的。最早的译介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分别在其著作《畸人十篇》 (1608) 和《七克》 (1614) 中介绍并翻译了其中的少数篇章，之后的200多年间陆续有零星的翻译介绍。
20世纪最早对《伊索寓言》的翻译，严格说来是从林纾和严培南兄弟开始的。此书有林纾自序一篇，作于1902年，1903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收伊索寓言298则，是当时最完整的译本。
此书从英译本Three Hundred Aesop’s Fables译出，大部分篇后都有译者的评述，以阐述故事的主旨和教训。书中还附有精美的铜版插图。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到1913年已出版8次，1924年竟出至19版，1938年又出版“国难后第一版”。
但真正对希腊文学进行系统翻译介绍，还是20世纪初期由鲁迅、周作人兄弟开始的。鲁迅虽然没有翻译过古希腊、罗马文学，但从一开始就给予了关注，这不仅体现在他早期的《斯巴达克》的创作上，更体现在对周作人译介的影响上。
1908年，周氏兄弟翻译出版了以希腊图案设计封面的《域外小说集》，这部小说集向人们展现了中国文学界对希腊文学的关注。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学经典的译介贡献突出，在现代作家中首屈一指。
从20世纪初期开始，他翻译了大量古希腊作家作品，撰写了一批译介和研究文章。如对拟剧作家赫罗达斯拟剧的翻译，对女诗人萨福的爱情诗译介等。周作人的译介工作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在50年代，他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包括译介古希腊的哲学、美学、历史和文学等多个方面，其中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普罗塔克、荷马以及古希腊三大悲剧、三大喜剧作家的作品，杂文作品、诗歌，等等。
这些计划虽然并没有全部实现，但可以看出他系统介绍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的雄心和思路。此外，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傅东华、杨晦、瞿世英、罗念生、徐迟、谢六逸以及学衡派代表吴宓、梅光迪等，都对古希腊文学经典的译介和研究做出了贡献。
徐迟和罗念生是两位重要的古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者，特别是古希腊专家罗念生，他从30年代初开始译介古希腊戏剧，终其一生将译述古希腊文学经典作为志业，是中国译介古希腊文学最为系统的翻译家与研究家。
这种译介传统为20世纪后半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进入五六十年代，古希腊、罗马经典被视为世界文学的宝贵遗产，得到中国翻译研究界的高度重视，这一时期出版的古希腊、罗马文学译作，除少数为民国时期的旧译外，大多为新译或者修订本。
其中重要的作品包括:傅东华从英译本转译的《伊利亚特》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这是中国第一个全译本;杨周翰翻译的奥维德《变形记》 (作家出版社，1958) ，杨宪益翻译的维吉尔《牧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等，形成了古希腊、罗马文学译介的一个高潮。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经典作家的翻译也有新的进展。在50年代商务印书馆和作家出版社分别重版了王维克从法译本转译的但丁《神曲》的散文体译本，这是第一个《神曲》中译全译本。
新文艺出版社 (后改名为上海文艺出版社) 于1954—1962年分3卷 (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 出版了该著的诗体新译本，由朱维基英译转译。薄伽丘的《十日谈》在新中国成立前有三种节译本，方平、王科一从英译本转译，1958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次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版。
1955年11月25日，北京学界为纪念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出版350周年举行隆重集会，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傅东华全译本，该译本从英译本转译，参照西班牙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古希腊、罗马文学的译介热潮再次出现。例如，1994年，两部直接从古希腊原文翻译的《伊利亚特》问世:一是罗念生、王焕生译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是陈中梅译本 (花城出版社) 。
后者在1999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重版，2000年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译注本。另外，傅东华译本也由河北人民出版社重版 (1996) ，还有樊得生等的编译本 (1998) 由西安未来出版社印行。
荷马的另一部史诗《奥德修纪》也先后有三个重要的译本问世，它们都直接从古希腊原文译出，即杨宪益译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陈中梅译本 (花城出版社，1994;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王焕生译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其中，王焕生、陈中梅的两部荷马史诗译本分别获得“鲁迅文学奖”和“1998年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
此外，还有三种名为《荷马史诗》的译本，将两部史诗合为一书出版，它们是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袁飞译本、延边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古牧译本 (3卷) 、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出版的隋倩、陈洁、马静等译本 (2卷) ，这些译本的质量虽然无法与前述几个译本相比，但它们与同时期出版的7种荷马史诗故事与改写本一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希腊经典在新时期中国的影响力。
其他古希腊经典如柏拉图、西塞罗、萨福和古罗马经典如维吉尔、奥维德、阿普列乌斯等作家，以及伊索寓言等在八九十年代的译介，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其中重要的译著包括柏拉图著作的多种译本，即《理想国》的5个译本 (郭斌和/张竹明、刘静、张楚、杨恺、毛宗伟译本) 以及朱光潜、陈康、严群、杨绛等内容不同的“对话录”译本，等等。
其翻译已经扩展到古希腊、罗马的历史、神话传说、散文 (演讲、书信) 、小说、寓言等各种文体。其中在20世纪后30年间，仅《伊索寓言》就出版了近30种不同的编译本。
朱维基和王维克的《神曲》译本在80年代初相继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著名翻译家田德旺完成了该书的新译，这是第一个直接从原文翻译的全译本，先后于1990年、1997年、200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花城出版社还于2000年出版了黄文捷的新译本。此外，还有薛寒冰、陈国强等译本以及多种缩写、改写本。同时，对但丁的翻译还扩大到诗歌，199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钱鸿嘉的《新生》 (十四行诗集) 全译本问世。
薄伽丘的《十日谈》在这一时期也有多种新译出现，包括黄石、钱鸿嘉、王永年、邱林、闽逸、周波等6个译本，更有多种改写本与节选本行世。《堂吉诃德》的翻译在这一时期有了突破性进展，第一个版本直接译自西班牙文，由杨绛译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之后多次重版。
到90年代更有13种新译与15种不同的节译、改写、缩写本问世。由此可见南欧古代与近代经典在新时期中国的翻译盛况。
从整体而言，在明代之前，中国对古希腊、罗马的了解非常有限，而且这里的中国基本上限于中国古都长安以西地区。直到明代欧洲传教士的东来，中国才对古希腊文明有了少许了解。
到清末，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强，中国对古希腊的认识逐步加深，出现了评介古希腊的论著。到20世纪上半叶，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开展，中国学术界与古希腊文明的关联有所变化，对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的译介也有意识地展开。
但是，如果仅就古希腊戏剧，同时把中国文化多元性充分考虑在内的话，那么，中国与古希腊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则要大大向前追溯了。事实上，古希腊戏剧入华的历史，至今延续两千多年。
古希腊戏剧通过丝绸商路、外来歌舞伎、外来宗教吸收改编、戏剧翻译和国外剧团来华表演等途径传入中国。
随着中西交往的发展，希腊戏剧传入中国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歌舞伎的耍杂表演，到被吸收成为中国戏曲的一部分，最后到纸本的承载和直接上演;希腊戏剧传入的流量也日益增加:从最初少量的随艺术品流入和伴随宗教的传入，到后来剧本的大量译介以及外国剧团不断的来华演出。
希腊戏剧传入中国，不仅折射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面貌，也体现了华夏文化在历史上的强势地位及其兼收并蓄、富于借鉴的优良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