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后代。
商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
政治上，他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 经济上，他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他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被秦孝公赐予商於十五邑，号为“商君”，史称为商鞅。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商鞅被公子虔诬为谋反，战败死于彤地（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西南）。尸身被运至咸阳车裂，全家被杀。
商鞅之死，不少人认为主要是秦孝公的突然去世，没有给他从容布局，其实从商鞅选择赴秦，就已经选择了赴死。
一
以身践学，法家的推动者早已不畏死。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最出彩的无疑是法家。从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到商鞅，法家“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理念已经成形，法家弟子以推广法家思想为己任，以践行法家理念为追求也深入骨髓。
商鞅到秦国之时，与孝公的三次谈话，成功的用法治思想打动了他，为自己赢得了试一试的机会。
但是光孝公同意不行啊，还有甘龙、杜挚这么多旧贵族的反对，于是一场用“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驳斥“法古”“循礼”的辩论，在所难免。
面对众多贵族，大智可变天的商鞅不知道以后可能结局吗？他是知道的。但是为了跨行法家思想，他必须当好秦孝公手中的剑，剑有双锋，伤人伤己。
事实证明，他没有愧对法家子弟的身份，法家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尽管有诸多弊端，但是让平民有了做官的机会，瓦解了周朝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政体，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二
功高盖主，没有功成身退的觉悟。
商鞅从左庶长、大良造到拥有十五邑的“商君”。
在秦孝公后期，这个卫国人已经手握军政大权，他应该明白，没有秦孝公的支持，他不可能安稳的施展着自己的抱负，但他没明白。
在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后，他依然觉得自己是大秦强盛不可代替的存在。
也许他还停留在孝公死亡的悲痛中，也许他还认为惠文王还是那个被他用来为法立威的太子，也许他舍不得离开这个用自己心血浇灌强大的地方，他没有第一时间向惠文公靠拢，也没有选择归隐，换来的是逃亡和死亡。
人们很大的悲哀来自于跟不上变化，或者选择忽略变化，却不知。当你还是那个你，他已经不是他了。穿旧鞋，走老路，很难不被时代抛弃。
三
利益博弈，成了平息贵族怨气的牺牲品。
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身份确认过程，主要依靠封号制度和族谱记载，一旦成为贵族，就是世袭，享受教育、娱乐、食邑、治理等特权，也是时代发展的中坚力量。但随着时间推移，贵族群体越来越多，与国争利，成了贵族绕不过去的事实。
商鞅变法编户籍、去井田、重农桑、轻商贾、统税租、严法纪、奖军功，核心就是打压贵族特权，打开民众上升空间。
变化的结果是国家富强，民众得利，但贵族不得不加入到农业生产，不得不加入军中搏杀，不得不遵守严苛的法律条文。
秦国的君主高兴吗？高兴。担心吗？也担心。
但是一心想要雪耻的秦孝公明白，只有变化才能强国，他对商鞅变法无条件支持，甚至在太子违法一事上，也没有偏袒，所以他得到了一个蒸蒸日上、逐渐强大的秦，并且夺回了部分河西之地。
到秦惠文王继位，变法已经成熟，形势就开始变化了。
一方是势力强大的旧贵族，充满敌意，利益集团内部出现分化的危险；一方是创立变化的商鞅，一个从魏国外来的卫国人。秦惠文王的选择很简单，谋逆之罪、兵败身亡、车裂示众，商鞅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
自古变法多是轰轰烈烈开始，惨惨淡淡收场，从这方面说，商鞅是成功的。商鞅的死，并没有让人推翻他的变法，整个秦还按着他的思路继续往前，直至统一六国。
商鞅的死是选择，法家子弟自己的选择，是身在棋局，是丢车保帅的气魄，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伟大情怀。
书虫说历史
其实挺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