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铺麟/文
1935年5月19日，在伪满国务院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当晚8时，伪大臣们被召集来到总务厅长官邸开会，却不告知会议内容。只见会场内外日本宪兵出出入入，门口还有武装宪兵把守，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可是，届时并不召开大会，大臣们一个个被“单兵教练”似地召到密室去，告知国务院改组及本人被调动的事项。就在这紧张而神秘的气氛中，张景惠取代了“建国老臣”郑孝胥，当上了“国务总理大臣”。
从1935年5月到1945年8月的整整10年期间，日本关东军为便于操纵，对身居伪满军政要职的汉奸，频频进行调动，有人竟被调动达四五次之多，唯独张景惠稳居“总理大臣”宝座安然不动。据与张景惠关系密切的于镜涛说，关东军曾向张景惠保证：让他终身坐稳“满洲国”的第二把交椅(第一把交椅自然是伪皇帝溥仪，他不能“僭越”)。伪大臣们背地里说：张景惠是“铁杆总理大臣”。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初，发动事变的罪魁祸首本庄繁和土肥原在11月7日致天皇裕仁的电报中，就曾这样评价张景惠：“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材之可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
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后来回忆说，选中张景惠出任总理大臣，是因为“张景惠是伪满政界的元老，投降派的巨头之一，擅于得人和，是个‘好好先生’。”
所以，关东军决定把越来越不大听话的、还十分热衷于“国际共管”的郑孝胥，换上了张景惠。由此可见，张景惠所以地位稳固，一是因为日本殖民统治需要这样的傀儡，二是他本人媚敌卖国有术，二者结合铸成了他这“第二把交椅”的坚实基础。这种卖国求荣的诀窍，可用他自己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来概括：“要啥给啥”，张景惠说到做到，“要啥给啥”成了这位“总理大臣”奉行的主义了。
首先，他推行“粮谷出荷”，大肆征收粮食，数目逐年增加，1940年征粮720万吨；到1945年增为950万吨；直接运往日本的粮食，1940年为200万吨，到1945年增为500万吨。他为了向日本主子显示忠心，不仅到处倡导“要啥给啥”，还主张多给、给足、给够。就拿1943年来说，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原定“粮谷出荷”的计划量是720万吨，张景惠却说：“今年年景不错，可望丰收，出荷的数量一定要增加一些。”总理大臣一句话，“出荷”量这年就又增加30万吨，造成很多农民不仅口粮毫无保证，连种子都被征去。黑龙江省林甸县农民因拒交“出荷”粮，而被日本人副县长殴打致伤，并被烧了住房和柴草。这一严重事件在伪省长会议上也是议论纷纷，张景惠见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第四课长黑川大佐在座，唯恐他们听了不高兴，正当大家谈论时，他突然站起来，拍着桌子吼叫训斥说：“不用往下说了，他妈的，不管是谁，不出荷的，就拉出来给我毙了!”
他这种反常之举闹得众大臣一时不知所措，都怔住不敢吱声了。
日伪在拼命加大“出荷”量的同时，势必要控制人们的口粮，张景惠通过他管辖的伪国务院这架机器，先后炮制了“主要粮谷统制法”、“农产物交易市场法”、“粮谷管理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对人民群众的口粮实行严格的统制配给，配给量之低，是举世罕见的。1943年7月，在当时的奉天(今沈阳市)，大人供给量为7.公斤，少年为4公斤，幼儿2公斤；鞍山市成人供给量6公斤半，抚顺6公斤；哈尔滨4月份成人配给仅5公斤，5月份5公斤半，6月份因另给点白面，只供给2公斤半粮，真是让人难以糊口了。虽然也有黑市粮食可买，但那是要冒者打成“经济犯”的危险的，而且黑市交易的粮价奇高，1斤苞米价是配给价的5倍，高粱米配给1斤1角钱，黑市价1斤1元3角钱，老百姓只好吃用橡子面蒸的所谓“满洲馒头”，喝豆饼渣捧糠秕、杂谷的“协和粥”。可就是这样，关东军第四课长小尾还说：“日本每家都有出征的，牺牲的也不少，和日本一德一心的‘满洲国’人吃得少一点，多出二成粮谷不算什么。”张景惠马上接着说：“我是庄稼人出身，明白庄稼地里的事情，这样大的满洲国，哪有因粮食不足而饿死人的道理”、“勒紧裤带也就过去了。”总理大臣在上面号召“勒紧裤带”，下面的小汉奸狗腿子们真就勒上了，有的地方干脆一粒粮食也不配给。在伪北安省，1943年7月份完全停止了粮食配给；在伪牡丹江省有6620名老弱妇幼被长期停粮。老百姓说这不光是勒裤带，是让我们扎脖子，人不吃粮，哪还有活路!仅1942年1至5月，在双城、佳木斯等5市县就有346人因无粮可吃被迫自杀。而张景惠在1945年4月作为慰问特使亲赴日本东京，送去大米30万吨、盐70万担，并表示：“满洲物资丰富，有力量援助亲邦进行圣战。”
除了“出荷”粮食外，张景惠为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钢铁的需求，又通过“国务院”制定了“金属类回收法”，将人民手中的各种金属制品悉数搜去，如门拉手、汤匙、点心模子、乐谱架子、炉篦子等，不论大小，凡沾上金属边的，统统都列在“金属类回收法”的清单中，连老太太平时嘴叼的铜烟袋锅也是回收对象。又如德都县为响应张“国务总理大臣”献纳金属的号召,专门举行仪式, 将187尊明朝以来铸就的大铜佛全部献了出来，“协力圣战”。
张景惠还下令伪国务院将办公楼门窗上的铜拉手全部卸下来，连伪国务院大门口颇有点威势的大铜吊灯也摘了下来，交纳出去了。1944年古海忠之去上海采办日本军需品时，一次就从东北运去20吨铜.
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物，而且还要钱。1932年伪满刚成立，全东北税收1.7亿元(伪币)。张景惠上台执政后，巧立各种名目，拼命征税。据清原县太平川村一位伪甲长回忆，他经手所收的税，就有土地税、人头税、畜牲税、车辆税，还有保甲费、协和会费、门户费、天照大神供奉费、狗牌子费以及鸡、鸭、猪等都要上税。这位伪甲长初步折算一下，当时一般老百姓平均一年得拿150多公斤粮食的杂税。因此，仅1937年伪满的一年税收增至3亿元(其中包括专卖收入)，到1944年竟增为11亿元(也包括专卖收入)。
掠夺成性的日本殖民侵略者要物、要钱之外，还要地、要人，张景惠上台执政两年，关东军自认为已经全面确立对东北的殖民统治秩序后，于1937年夏，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植田谦吉和张景惠共同签订了“满洲拓植会社协定”，依此协定，日本国要以20年为期，向“满洲国”移民20万户、100万人。移民自然要先占地，自1937年以来，先后有2650万公顷土地被占用(包括山林荒地)，其中有1200万垧良田，逼得40 700余户农民背井离乡。
要人，是征用东北人民无偿地为日伪当局服劳役，即“出劳工”。开始是煤矿、水电站征用劳工，以后关东军搞什么“北边振兴计划”，大修军事工程，更是大量征用劳工。经张景惠的手，又制定了“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18岁到45岁男子都有当劳工的义务，日伪当局每年所需劳工起码50万，有时竟达近百万。1942年为落实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计划，又临时紧急征用劳工40万。一时征不到，就在城市大抓所谓“浮浪”，一些无业的城市游民或上街碰上抓人，就都当作扰乱社会秩序的“浮浪”，被押运到东都或西部边境修建军事工程。每天平均强劳动十二三个小时，加上生活条件恶劣、疾病流行。劳工死亡率平均达15%。由于人民叫苦连天、怨气沸腾，关东军闻知找张景惠，他却说：“满洲人苦力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你们不要顾虑……”
张景惠奉行的“要啥给啥”主义，自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疯狂掠夺。据有关方面统计，从1933年到1944年，掠去煤炭21 661万吨、铁1183万吨；从1935年到1944年掠去钢、钢片988.6万吨、钢材319.6万吨。这些数字对当时中国东北的生产能力来说，几乎近于天文数字那么可观了。
1942年，当“满洲国”庆祝建国十周年时，关东军又抛出了什么“十年的历史发展已使日满结成不可分的父子关系，满洲应该称日本为‘亲邦’。”作为去日本面谢十年“援助”的特使张景惠，在东京致辞时便口口声声称日本为“亲邦”，不惜连祖宗都出卖了。
1944年日本已经面临全面失败的颓势，曾任过关东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对张景惠的秘书松本益雄说：“在现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张景惠仍然倾向日本，为日本尽力。”确实，就在1945年4月，张景惠最后一次去日本送米送盐时，还向铃木贯太郎首相拍胸膛保证：“请放心吧，只要有我，满洲国的一切都好办。”
总之，张景惠的“要啥给啥”是汉奸的卖国逻辑，也是个人荣身富贵的可靠保证，循此也就找到他这位铁杆“总理大臣”稳坐其位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