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候，大多数人都很愚昧，鲁迅先生写了很多文章来批评这种愚昧，像那些伸长脖子看热闹，看人被砍头的围观者就是例子。《商君书》里教的愚弄百姓的办法，两千年来还真挺管用。那时候，傻瓜不少，坏蛋也挺多，清朝的外交官刘锡鸿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人。
刘锡鸿到底是怎样的人呢？百科上说他是“洋务运动时的反洋务大腕”。真没想到，一个外交官居然会反对洋务。在我看来，反洋务最厉害的应该是翰林院那些老顽固，像翁同龢这样的人才对。刘锡鸿在英国、德国、荷兰还有奥匈帝国都做过公使，按说他对西方挺熟悉的，西方文明的好处他也心里有数。可他反洋务反得有点过了头，动不动就夸大其词、找茬挑事，让人不得不琢磨他是不是有啥别的打算。瞧瞧他怎么费尽心机地刁难外交官郭嵩焘，就能瞧出这个人不对劲儿。
郭嵩焘，1818年到1891年间在世，是湖南湘阴人，晚清时候的政治和外交大人物。他是湘军的创办人之一，跟曾国藩、左宗棠都结成了亲家。有一次，郭嵩焘去英国人的炮台看了看，没想到天突然变了。陪着他一起的英国人见状，赶紧把自己的大衣给郭嵩焘披上了。那时候郭嵩焘都60岁了，英国人看他年纪大，给他披件大衣，挺正常的。可刘锡鸿不这么想，他觉得披洋人的大衣哪成啊，就算是冻死了，也不能披人家的大衣——“就算冻僵了，也不能披”。还有一次，巴西国王到英国访问，郭嵩焘被邀请去参加巴西使馆的一个聚会。巴西国王一进场，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郭嵩焘也跟着站了起来，这在外交场合是很自然的礼貌。就像咱们平时去朋友家做客，主人出来了，咱也得站起来打个招呼，不能还坐着不动，这是最基本的礼貌嘛。可刘锡鸿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咱们是大清国的使臣，怎么能向一个小国的国王起立致敬呢？——“咱们怎么能随便站起来，给一个小国的国王行礼呢？”
还有一次，郭嵩焘被邀请到白金汉宫参加英女王举办的音乐会。到了现场，工作人员给每人发了张节目单，郭嵩焘随手就翻了翻。这下刘锡鸿又不高兴了，他指责郭嵩焘说：“你怎么也跟着洋人的样子，不停地看那个节目单呢！——老是在翻那个音乐单子，学洋人的做法。”更有甚者，还无端指责郭嵩焘，说他打算学英文。一个外交官想学英文，这难道也算错吗？刘锡鸿把郭嵩焘的那些“过错”都记在了小本子上，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朝廷告发郭嵩焘“背叛国家”。朝廷里像刘锡鸿这样反对洋务的人还真挺多，他们跟着一起不停地上奏折，把事情说得非常严重，硬是说郭嵩焘是个卖国的人。
刘锡鸿反对洋务到了极致，但他对西方那一套文明特别了解，说起道理来头头是道，无人能及。有一次，日本的客人来到中国大使馆做客。他们聊起了收税这事儿，日本客人说：“你们大清收税和我们日本一样难，老百姓为啥就是不愿意交税呢？你看那些英国人，他们交税多积极，政府收税可轻松了。”刘锡鸿回答说：“我们和英国的情况不一样，英国的税都要先经过议会商量，议会代表同意了才会收，老百姓知道这些税是用来给他们办事的，所以他们就很乐意交。你看，刘锡鸿很明白征税的两个关键点：老百姓不同意就不交税，没有代表同意也不交税。”刘锡鸿讲，咱们大清和你们日本的规矩不一样，咱这儿收税，老百姓觉得税都是给那些当官的享福用的，就是养活他们的钱，所以他们当然不乐意交税啦。
刘锡鸿在日记里头，也多次夸英国那个议会民主制度好，说它做到了“大家的事情大家管”。但他觉得咱们大清不能照着学，他说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皇帝一家管天下，政令都听一个人的，财富也都归皇帝……外国那一套，在咱们中国可行不通。”“天下为家”与“天下为公”是两个相对立的观念。前者指的是天下就如同一个大家庭，特指皇家，权力主要集中在皇帝手中，国家财富也主要归属于皇室。而后者则强调天下是全民的天下，人人共享共治，不存在特权阶层。刘锡鸿的观点是，中国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皇权至上，所有权力及国家财富都归皇上所有。他认为洋人推行的议会民主制度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然而，这种看法可能过于狭隘和片面，因为真正的民主应该是全体人民参与决策的过程，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个家族或阶层。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天下为家”的观念和制度已经逐渐被淘汰，而“天下为公”的理念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实践。在现代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在努力推动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治理体系，以确保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和实现。同时，各国也在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综上所述，虽然刘锡鸿的观点代表了一种传统的皇权思想，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更倾向于追求公平、公正和全民参与的民主理念。因此，在评价不同政治制度时，我们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理解和分析它们，而不是一味地排斥或肯定某一种特定的形式。你瞧，他啥道理都明白，心里清楚英国那种议会民主就是大家共享权力。但咱们这儿是家族掌权，所以不能照搬那一套共享。这简直就是明知故犯！他明明分得清好坏，却还是死命护着专制皇权，生怕他主子的权力少了一丁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