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维钊是现当代知名学者、书法家，也是新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其教学理念和教育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新中国书学之路。晚年的陆维钊开始大胆采用扁篆，并先后为岳飞墓重写了对联，为潘天寿和夫人书写了墓碑等。本文为陆维钊之子陆昭徽回忆其父书法变体的文章。
陆维钊（1899—1980）
“回顾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从关注汉字的隶变过程，到萌发‘写篆字、参隶势’，以致最后出现了‘写篆字、参隶势、略含草意’，融篆、隶、草于一体的大胆尝试。从客观上讲，这也符合清末书法家沈曾植先生所云：‘篆参隶势而姿生’。”父亲陆维钊受其祖父影响，自幼酷爱书画。回忆自己的学书经历，他说:“余之学书，实绍兴潘锦甫先生启之，学颜《多宝塔》，时余年十二。
其后崇明陆柏筠先生则教余篆、隶，终身不能忘也。”还说：“《三阙》《石门铭》《天发神谶》《石门颂》，余书自以为得力于此四碑。”可见父亲早年曾就篆、隶书下过功夫。
陆维钊十八岁时临《杜伯盨》
自1927年起，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松江女中被迫停办，父亲一直在该校担任国文教员。期间，他课余定期为女中学生作书法讲座。1948年，华夏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中国书法》一书，全面反映了这个时期其对中国书法以及书法史的理解和认识。
陆维钊 岳坟“青山白铁”联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父亲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转到浙江大学工作，从此他经常走访杭城的古旧书店，目标之一是收集碑帖。他特别关注两汉和晋代前后普通人家的墓志，研究那个时期民间的原生态书迹，关注汉字的隶变过程。他认为汉字由篆变隶，书写由线条变为笔画，是一大进步，值得重视，值得研究。特别是调到浙江美院之后，受命筹建书法专业，和刘江老师一起，几乎走遍了江浙一带的古旧书店，四处采购碑帖和资料。家中先后共计收藏有碑帖拓片一千二百余件，有的封套上还批注曰：“书法存篆意，隶多篆少”，“隶笔正字，虽不纯而能统一之例，可以从中悟创体”，“北齐字多楷而兼隶，此楷多隶少之代表，论史用之，不可学也”，“此隶多楷少之代表，可创成分多”等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由国家文物局主管、文物出版社主办的杂志《文物》，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考古研究所主办的杂志《考古》先后创刊，父亲非常重视，立即去邮局订购，并且每期都认真阅读。偶尔邮递员疏忽，缺送一期，他必定亲赴上海，到福州路书店购买补齐。他特别关注新出土的彝鼎碑石、帛书竹简，如“长沙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云梦睡虎地秦简”“武威出土铭旌”等，每有问世，都悉心收集相关资料，仔细研究，反复比较，决不放过。
1958年，以西川宁为团长的日本书法代表团首次访华，到杭州西泠印社，父亲参与接待。作为日本的书法家、书法史家，西川宁先生的博士论文《晋代墨迹の书道史的研究》当时尚未发表，但他对两汉、晋、以及南北朝时期汉字书写的演变研究，与父亲的关注不谋而合，因此俩人颇有共同语言。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此后的1962、1964和1965年，西川宁先生又会接连三次来华，而且都到杭州西泠印社与父亲会面。可惜不久“文革”开始，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不得不随之中断。
回顾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从关注汉字的隶变过程，到萌发“写篆字、参隶势”，以致最后出现了“写篆字、参隶势、略含草意”，融篆、隶、草于一体的大胆尝试。从客观上讲，这也符合清末著名书法家沈曾植先生所云：“篆参隶势而姿生”。对此，沙孟海先生曾回忆道：“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一次对我说，这样写好不好？我说，会变就是好。过了不久，果然变出名堂来了，那就是今天国内外所推崇的非篆非隶、亦篆亦隶的陆维钊独特的新体。陆先生那种介乎篆隶之间的新体，他自己叫做隶书。我认为字形固然是扁的，字画结构却遵照许慎旧文而不杜撰。两汉篆法，很多逞臆妄作，许慎所讥‘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之类，不可究诘。陆先生对此十分讲究，不肯放松。篆书家一直宗法李斯，崇尚长体。
前代金石遗文中偶有方体扁体出现，宋元人叫作‘蜾扁’，徐铉、吾丘衍等认为‘非老笔不能到’。我曾称赞陆先生是当今的蜾扁专家，他笑而不答，我看他是当仁不让的。”（见《陆维钊书法选》前言）但是父亲始终坚持说，自己写的是“扁篆”。
确实，《说文》是他当年案头最常翻阅的书籍之一。直到晚年，全套共八十九册的《说文解字诂林》，他还每周六册定期借来，认真通读了一遍，对篆字的研究，一丝不苟。后来，我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还发现，五十年代末他曾在我弟弟用作数学练习的一本旧账册空页上，试着用扁篆书体临写过一通王澍所书《千字文》。我们知道，王澍是清初著名的书法大家，曾任篆文馆总裁官，尤其精通篆书。
陆维钊 大字篆书《心画》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曾写过一幅大字篆书《心画》，并题曰：“古人有‘书，心画也’一语，夫心岂易画哉！亦在于善推其心之所之而已。”这幅字应该是他探索新体最早的尝试。确实，“书，心画也”，从“心画”二字的书写明显不同于一般篆书，我们不难推测出他当时渴求变化、潜心探索的心态。
六十年代初，父亲曾给浙江美院中国画系的一些毕业生写篆书作临别纪念，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比较早的一批扁篆作品。其实当时的篆书，字形仍以长方或方为多，只是横平竖直，转折有角，笔画清晰，参有隶势。此后字形渐渐趋向于扁，更似隶书；转折则渐趋于圆，略含草意；左右结构的字，故意向两侧拉开，致使整幅作品横向排列齐整，而竖行有时反而不显。这个时期的扁篆还在探索之中，尚未定型。
不久，文艺界深入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次，父亲曾私下问我：“依你看，我这样写会不会被认为是‘存心让工农大众看不懂’？是不是背离了‘厚今薄古’的精神？”特别是“文革”开始后，他更不敢公开书写扁篆，但探索并未间断。
1974年，父亲在浙一医院动前列腺切除手术，住院期间，我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手指还在胸前一笔一画地比划，推敲着字画结构。1976年“文革”运动结束，“复古”、“脱离工农大众”的顾虑也渐渐消散，他题写匾额碑联时，开始大胆采用扁篆，如为岳飞墓重写的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又如为杭州云栖凉亭所题匾额“修篁深处”；再如为潘天寿先生和夫人所书的墓碑等等，他都采用了扁篆字体。
晚年陆维钊
可惜此时父亲已经进入暮年，年老体衰，又接受了招收国内首批书法篆刻专业研究生的任务，难以静心创作。扁篆条幅“毛泽东和柳亚子诗”“毛泽东答友人七律诗句”“鲁迅送增田涉君归国诗”“陈毅赠人七绝”“贾至送李侍御赴常州”“朱剑秋归梦诗”和“岳武穆小重山词”等，以及“齐踊跃同登攀”“冲霄汉起宏图”等对联，都是他晚年比较成熟的作品。
1980年1月父亲便驾鹤西去了，如果天假以时，我们相信，他的扁篆创作一定能更趋完美，作品也一定会更加丰富多彩。今天，虽然作为记录文字的工具，毛笔已经为硬笔、乃至计算机所取代，但我们相信：毛笔书法作为我国的传统艺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必将代代相传，并且不断发扬光大！
陆维钊 《毛泽东答友人七律诗句》
陆维钊 《鲁迅送增田涉君归国诗》
陆维钊 《贾至送李侍御赴常州》
《论篆隶书》
陆维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