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8日，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外，一位身穿军绿色大衣的中年男人在镜头前长叹一口气：“我不认识她，她却骂了我四年，连我孙子都不放过。”他是朱之文，人称“大衣哥”，一位因《滚滚长江东逝水》走红的农民歌手。
这一天，他起诉网暴者的案件终于开庭，而这背后，是一个公众人物长达四年的屈辱与挣扎，也是一场关于网络暴力与隐私权的全民拷问。
“她把我的头P到别人身上，说我儿媳妇出轨；把我P成婴儿，造谣我儿子吸毒，甚至拿我未满周岁的孙子编故事，这些视频，她发了整整四年！”面对记者，朱之文的声音颤抖着，这位53岁的农民歌手，曾因朴实形象走红，却也因此沦为“流量猎物”。
自2020年起，一名陌生女子在短视频平台持续发布针对朱之文的恶意内容，据统计，其账号累计发布290条侮辱视频，其中29条播放量超5000次，这已远超刑法中“情节严重”的立案标准。
更令朱之文崩溃的是，这些谣言如病毒般扩散，甚至波及家人：“我孙子刚出生就被说成‘私生子’，儿媳妇被逼得不敢出门。”
起初，朱之文选择隐忍：“我以为她发几条视频赚点钱就算了。”但四年间，他经历了上百次家门口被围堵、陌生人赖在院子里讨钱、邻居被租住成“偷拍据点”的荒诞现实，最终，他决定起诉：“我不想再出名了，只想让法律还我一个清净。”
此案的特殊性在于，朱之文并未选择民事诉讼，而是直接提起刑事自诉，代理律师杨安明直言：“这是近年来情节最恶劣的网暴案件之一。”根据《刑法》第246条，诽谤信息被点击超5000次即可入刑，最高可判三年有期徒刑。
然而，维权之路依然充满荆棘，2024年5月，律师团队耗时数月，对290条视频逐一公证取证，并通过法院调取被告人信息，更讽刺的是，被告在庭审中虽口头认罪，却始终回避实质道歉：“她只说‘对不起’，却不愿解释为何持续四年攻击一个陌生人。”
此案暴露了网络暴力的两大痛点，首先是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一条造谣视频只需几分钟制作，但受害者需耗费数年取证、起诉，其次是平台监管缺位，即便内容明显违法，平台往往在“流量至上”的逻辑下放任传播。
正如律师杨安明所言：“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但法律必须让施暴者明白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朱之文的遭遇并非孤例，从丁真被造谣“已婚出轨”，到网红夫妇遭直播偷拍，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在流量经济中早已千疮百孔。
不少公众人物都陷入了“成名即透明”的困局，就拿朱之文本人来说，爆红后首先的感受就是自己的生活被围观，朱之文家门外常年蹲守数十名主播，有人甚至翻墙闯入院子直播，还有就是亲情被消费，他的儿子婚礼、孙子满月均成炒作素材，家人隐私沦为“流量密码”，
据相关人士宣称，造谣网红几乎成了一门生意，黑粉通过编造明星丑闻吸引点击，一条爆款视频可获利数千元。
更可怕的是，公众对“名人无隐私”的扭曲认知，某次调解中，一名闯入朱之文家的主播竟理直气壮：“我帮你红了，你得给我50万！”这种“吸血式围观”，将公众人物异化为“公共财产”，隐私权荡然无存。
不要以为网络暴力只是明星网红的专属，2023年赤壁市一起案件中，普通市民张某因粉丝群纠纷，被公开隐私并遭数百人辱骂，最终仅获赔300元，2021年，主播李某因散布他人隐私导致受害者精神崩溃，却仅被要求道歉三天。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施暴者常以“玩笑”“蹭热度”为借口，而受害者却需承受终生阴影。
部分平台的算法也在为网暴推波助澜，在有些平台上，越是极端、猎奇的内容，越容易获得流量推荐，“平凡之恶”会让普通人也成为共谋，部分网友以“吃瓜”心态转发谣言，无形中成为施暴帮凶，同时，多数案件即使到了对薄公堂的地步也只止于民事调解，刑事追责比例不足5%，正如网友评论：“大衣哥告赢了又如何？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你。”
朱之文案的宣判尚未到来，但其意义已超越个案，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三个亟需回答的问题，首先是法律如何跟上技术迭代？尽管网络暴力问题官方也提出不止一次了，但却有不少人还不清楚什么行为才算是网暴。
建议法律引入“网络暴力行为清单”，明确P图造谣、人肉搜索等行为的量刑标准，同时推动平台建立“谣言溯源系统”，要求发布者自证内容真实性。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普通人在互联网上冲浪也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礼仪，在我们遇到争议信息时最好是“让子弹飞一会儿”，不要第一时间盲目转发，防止成为谣言的推手。
庭审结束时，朱之文对记者苦笑：“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回到村里种地。”这句话，道尽了公众人物在流量时代的无奈，而当我们在屏幕前刷着“大衣哥被造谣”的热搜时，或许也该自问，我们究竟是暴力的抵制者，还是无意识的推手？
网络暴力没有胜利者，唯一能确定的是，当大衣哥们选择拿起法律武器时，他们捍卫的不仅是自己的尊严，更是每个人免于恐惧的权利，你如何看待大衣哥起诉网暴者？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