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洪涛是革命史上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打开他的词条可见官方评价：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这些都没错，他曾经担任过陕北红军政委、山东分局书记，部下中有不少新中国的开国将领。
但奇怪的就来了，这样一个参与创建陕北红军、山东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为何接下来就摇身一变转到交通事业去了、自己连军衔都没有呢？
关键就在于，他曾经做的一些事影响很不好，用贺晋年的话来说就是：“（刘志丹的死）郭洪涛同志要负完全的责任，因为刘志丹死时，他的鉴定表上还是那样的鉴定。”
一、陕北红军的重要干部
郭洪涛1909年出生，陕北米脂人，他先后就读于榆林中学、山西省国民师范，求学的过程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25年就入了党。
因为他是本土难得的知识分子，在陕北红军中地位就提升得很快，1934年7月陕北红军总指挥部成立之际，郭洪涛出任政委，与他搭档的总指挥是谢子长。
这个地位相当高，可以说高岗、阎红彦、贺晋年等人都属于他的部下。数月后，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的西北工委及西北军委成立，郭洪涛出任西北工委秘书长。
这意味着他不仅仅在军队有实权，在行政方面也有极大影响力。奈何他没有利用职务统筹陕北的革命形势，反而使内部的缝隙越来越大。
二、陕北肃反的积极推手
1934年2月，负责领导北方革命的中央北方局向西北发来一封电报，指责陕北红军在搞“富农路线”，实质与“土匪”无异。
不避讳地讲，由于陕北环境的特殊性，当年谢子长、刘志丹的确都跟土匪有过接触，甚至也吸纳过一些土匪，但这是基于现实的无奈做法。
在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本身自己的力量就渺小，如果把那些“刀客”都推到对立面，处境会更艰难。陕北红军要生存，土匪也是必须团结的力量。
北方局的干部大多生活在城市，他们不理解陕北的实情，就根据以往的经验，武断否定了陕北红军的成绩。这时，急需一位熟悉陕北的干部来阐明内情。
只可惜，收到批评电报的郭洪涛完全做了相反的事。当时陕北红军内部也有矛盾，郭洪涛与红27军更亲近，就将上级的批评转接到了红26军身上。他给北方局回信，批评了红26军的“错误”。
几个月后，郭洪涛再次给北方局写信，解释红27军跟红26军的情况不一样，并着重批评刘志丹，说红26军存在“右倾取消主义”。
信的最后他表示自己坚决服从北方局的指示，可因此在陕北红军中被孤立，幸好“群众拥护我，中下级干部也拥护我，因为我创建了红27军和陕北红军游击队”，自己才能继续跟那些“错误”思想作斗争。
北方局看完他的信后，脑里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眼下陕北红军“犯的错”，大多是刘志丹和红26军搞出来的，郭洪涛对这些“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可惜势单力薄起不到作用。
随后北方局将信转呈给中央，比较左的中央领导人也持同样看法，于是北方局派出朱理治、中央派出聂洪钧前往陕北，协助“孤立”的郭洪涛对抗“错误”的刘志丹。
本就带有偏见的朱理治和聂洪钧抵达陕北后，第一时间找到郭洪涛了解情况，得到的反馈让偏见进一步加深，形成恶性循环。
不过两位特派员暂时没有动手，他们也知道，目前军事实力最强的是刘志丹红26军，要抓人很可能引起反弹，所以先集中力量整顿陕甘红军、扩红、推进土改等工作，只是得到的结果不太理想。
朱理治、聂洪钧没有往陕甘地区环境特殊、群众基础不好客观因素去想，只是主观地认为党组织和红军中混进了右派和敌特，而刘志丹就是这些坏分子的“靠山”。
1934年9月16日，红25军转战到达陕北，朱理治、聂洪钧认为已有武装支持，随即联合红25军戴季英等人在陕北红军展开了一场“肃反”。
刘志丹、张秀山、高岗等大批红26军领导人和重要干部被污为“右派”，蒙冤下狱。由于不是中央特派员，也没有军队做支撑，郭洪涛此时在“肃反”小组里没什么话语权。
只是，虽然他没有亲口下令抓人，但能掀起这场风波，背后少不了他的推波助澜，因此像高岗、贺晋年等人对他都有很大意见。
这种内部的疯狂，直到中央红军赶到才被遏制，毛主席抵达陕北就要求停止杀人，但正值国民党大军压境，主席很快去一线指挥作战，委托张闻天来解决“肃反”事宜。
张闻天进驻瓦窑堡后，成立一个由王首道、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的领导小组平反冤案。
时任国家保卫局副局长王首道去接管西北保卫局时仍受到诸多阻力，他在回忆录写道：“我们一到瓦窑堡，他（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拿出许多案卷，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
在王首道等人质疑后，戴季英仍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由此可见，即便中央到来，陕北红军内部的问题仍然错综复杂，一时间没能彻底解决。
刘志丹、高岗等人虽然恢复一定人生自由，但组织层面仍受到限制、帽子未被摘除。高岗在《我的反省》里写道：
“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
刘志丹在东征前夕也对张秀山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弄清楚的。
想要以死明志的刘志丹，最终在三交镇指挥作战时冲到最前而不幸牺牲，年仅34岁。他的死，让那些被打击的陕北红军干部怨言更大，纷纷要求处理那些“肃反”干部
由于中央初到陕北立足未稳，且对陕北的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就只是处分戴季英、聂洪钧等直接责任人，暂时没有进一步追究朱理治、郭洪涛。
三、逐渐转移至交通路线
1938年4月，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来延安汇报工作，希望中央派干部入鲁。不久后，郭洪涛与张经武等人一起抵达山东。
按照中央的指示，山东省委进行重整，郭洪涛出任新的省委书记兼军事部长。后来八路军115师、第一纵队陆续来到山东，中央决定成立山东分局统一领导山东革命。
115师、第一纵队、山东纵队的徐向前、罗荣桓、陈光、黎玉、朱瑞等人都是分局委员，而郭洪涛是分局书记。
从这里就能看出，当时郭洪涛地位极为显赫，组织关系方面甚至是两位元帅的上级。
1939年9月，郭洪涛作为山东分局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七大”，没想到后来七大延期，郭洪涛就留在延安工作。
也是在此时，中央已经了解到当初陕北事件的详细情况，遂对郭洪涛进行批评。1942年冬西北局召开会议，主要就是重新审查当初的陕北事件。
贺晋年在会上气愤地说：“刘志丹出来后，为什么只给他一点游击队？为什么不把81师、78师抽出来给他当军长呢？如果给了他，也许今天还不会死掉。
这个，郭洪涛同志要负完全的责任，因为刘志丹死时，他的鉴定表上还是那样的鉴定。这一点是蒙蔽了中央，蒙上欺下，刘志丹是因为这样蒙蔽下而死的…”
高岗对郭洪涛的批评也很严厉，迫于形势，郭洪涛做出检讨，表明自己“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
犯下大错，郭洪涛自然不能再继续留军队，昔日的陕北红军重要创始人、山东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解放战争时期就转到交通铁路线，历任东满铁路管理局局长、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并兼牡丹江铁路局局长、吉林铁路局局长等职。
建国以后，郭洪涛的职务定位也没变，担任过铁道部副部长、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管交通）副主任、交通运输协会会长。
当年在军队那么高的地位，建国初却只是副部长，连军衔也未获得，这一切都只能怪郭洪涛自己犯下推动“肃反”的大错。
而对于这点，郭洪涛长期还是不服的，他多次给中央写信申诉自己不是“肃反”的主要责任人，引起很多陕北老同志的不满。
1981年郭洪涛在党史杂志上发表文章为自己辩护，又引发一番唇枪舌战。为此中央在次年特别召开西北党史讨论会，郭洪涛发言时一再表明自己不是主要责任人。
但其他陕北老干部们火了，直接说：你如果不承认向北方局写过诬告信，那就只有公布历史档案。这句话让郭洪涛哑口无言，最终承认自己的错误。
本来按照郭洪涛的资历，如果不做出推动“肃反”之错误，在1955年最起码也能是个将军，奈何啊...不仅仅影响到他自己，还制造了那么多冤案，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