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货币体系中，铜钱铸行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与多样的特征表现。
洪武元年（1368 年）起开始铸行“洪武通宝”。其形制分为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五等多种规格，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交易需求。钱文端庄规整，笔画粗细均匀，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其制作工艺在初期奠定了明朝铜钱铸造的基本风格，铜质相对较为精良，反映出明朝开国时期对货币铸造的重视与规范管理，为当时经济秩序的建立与商品交换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货币支撑。
永乐年间（1403 - 1424 年）的“永乐通宝”，制作工艺精湛。铜质纯净度高，钱体表面光滑。文字书写刚劲有力，笔画挺拔，字体结构严谨。在设计上，永乐通宝的整体风格较为统一，直径和厚度比例协调，在国际贸易中广泛流通，尤其在东南亚和日本等地备受认可，这得益于其精良的制作以及明朝在永乐时期强大的影响力，其流通范围的广泛也体现出当时明朝对外经济交流的频繁与深入。
宣德时期（1426 - 1435 年）的“宣德通宝”，铜质依旧保持较好品质。文字风格与永乐通宝相近，但在细节上有所变化。其文字的笔画相对略显圆润，在书写的流畅性上表现突出，钱体的边缘处理较为规整，厚度适中，整体给人一种精致而稳重的感觉，彰显出宣德年间在继承永乐工艺基础上的细微创新与发展，维持了明朝铜钱在这一时期较高的工艺水准与货币信用。 正统之后，明朝经济与政治状况逐渐变化，铜钱铸行也受到影响。
弘治年间（1488 - 1505 年）铸行的“弘治通宝”，数量稀少。其铜质质量有所下滑，钱体略显轻薄，文字书写较为工整但缺乏前期的力度感，直径相对较小，在流通领域的影响力有限，反映出当时明朝在中期面临铜矿资源短缺、经济活力下降等问题对货币铸造产生的制约，以及货币政策调整在复杂经济形势下难以取得显著成效的困境。
嘉靖年间（1522 - 1566 年）的“嘉靖通宝”有新特点。材质上出现了黄铜质地的钱币，这是与之前不同的重要变化。钱文书写风格多样，有的字体笔画较为粗壮，有的则较为纤细，在版别上更为丰富。钱体的大小和重量差异也较为明显，反映出当时货币铸造在面临经济变革、白银货币化冲击等情况下的多元探索与不稳定状态，体现了明朝货币体系在这一时期处于转型与调整的复杂过程。
万历时期（1573 - 1620 年）的“万历通宝”，版别极为繁杂。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铸造工坊在铸造过程中存在差异，有的地区铸造的万历通宝铜质较好，文字清晰，钱体厚重；而有的地区则铜质较差，文字模糊，甚至出现缺笔少划的情况，钱体也较为轻薄。其直径大小不一，从小平钱到折二、折五等均有不同规格，反映出明朝在万历年间货币管理的松散与混乱，地方在铸币过程中的自主性增强以及缺乏统一有效的监管机制。
崇祯年间（1628 - 1644 年）的“崇祯通宝”，种类繁多。其大小差异显著，小的崇祯通宝直径仅为普通小平钱大小，而大的则可达到折二甚至更大规格。质量方面参差不齐，优质的崇祯通宝铜质尚可，文字书写规范，制作工艺相对精细；而劣质的则铜质混杂，钱文漫漶不清，工艺粗糙。这种现象充分表明明朝末年在政治动荡、经济衰败的大背景下，货币铸造体系已陷入严重混乱，难以维持统一稳定的货币发行与质量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