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的美誉，是专门送给民国年间一些杰出的知识精英的，和近代史上名声赫赫的知识精英代表胡适比起来，至少吴宓可以算是当之无愧的“大先生”！
年轻时的吴宓
吴宓出生在陕西的一个大家族，家庭富裕，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儒家思想深入骨髓。等他初长成时，碰上的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有许多陌生而又强大的外来事物扑面而来，这让他发现自己继承传统儒家学说竟然有些力不从心。
但幸运的是，吴宓赶上了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留学美国的热潮，一批杰出的青年纷纷成为留美学生，他们在赴美时，中国正处于近代的最低谷——亲眼目睹了山河破碎，神州陆沉。所以他们在留学专业上往往都倾向于农工商矿等马上就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的实用科目。
就连后来鼎鼎大名的胡适，他选择的第一个专业也是康奈尔大学的农科，只不过他在苦读一年之后，发现这不是他天赋所在，只好转战文科，这才学有所成，为他日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奠定了基础。但吴宓的选科思路却与众不同，他试图探索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
吴宓当时的打算就是，把学问学好，回去就办报纸杂志传播自己与众不同的属于中国的解决方案。但当他深入观察西方文明的时候，却看到了他未曾料想到的景象——金钱至上，把道德踩在脚下，这让他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东方文明在没落，西方文明也救不了中国。
就在吴宓内心彷徨、苦闷之际，一直在哈佛大学法语系教授比较文学方向课程的欧文·白璧德，就像一道亮光瞬间照进了吴宓的心里，让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白璧德才华横溢、知识渊博，吴宓认识他的时候，他的新人文主义学说正在逐渐成形，但他的学说一开始就饱受争议。
白璧德认为，现代社会之所以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祸根在于培根的科学功利主义和卢梭的浪漫主义。白璧德提倡恢复古希腊时期的规范、原则和纪律，以传统的文化和道德标准来拯救世界。白璧德的主张几乎颠覆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吴宓却深为折服。
白璧德当时正在研究东方文明，他告诉吴宓，中华文明重在伦理与秩序，但缺乏活力；而西洋文明主张个性张扬又缺乏节制。东西方文明各有利弊，无论东方的内敛还是西方的张扬都应该有个度。所以他提出，应该把东西方文化很好地融合起来，就是未来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
在当时西方文化如日中天的时候，白璧德的这些主张自然不容于主流文化，也就一直都饱受非议和攻击。如今我们客观也来看，白璧德的主张是从世界的角度去融合西方和东方文明的精华，以此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其实是正确的，吴宓当时就深刻地理解并接受了他的主张。
欧文·白璧德
吴宓就此变成一个虔诚的人文主义者，他认为白璧德是与苏格拉底、孔子并肩的圣人。他就立下“今后创办自己的报刊，向社会宣扬自己的主张，不让传统文化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让它融进人们的思想生活，真正的传承传统文化”的人生目标，此后，他用一生来坚守自己的理想。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此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学衡》杂志的主编。这份杂志的宗旨就是“反对白话文运动，维护传统的写作方式”，这一宗旨完全就是对胡适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公然对抗，吴宓挑头的学衡派就和胡适的新文化派杠上了。
这两派一对比很有意思：新文化派除了胡适其他人要么只在日本留过学，要么根本没有出过国，但他们的主张却是反对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学衡派大多有过多年的留学经历，对西方文化研究颇深，他们却主张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起初学衡派对自己是相当自信的。
因为如果比国学，学衡派个个都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如果比西学，学衡派主力几乎都留过学，上过名校，拜过名师；如果比观点，学衡派客观理性；如果比独立，学衡派不拿工资，不收赞助费，靠全体同仁定期捐款。所以无论怎么比，吴宓都觉得学衡派必胜，但结果却相反。
学衡派在与新文化派抗争的过程中输得很惨，对吴宓来说，这场抗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会输，因为他们不是输给了能力和运气，而是输给了时代。近代中国经历了太多惨烈的剧变，梁启超等把西方文明一股脑儿打包丢给了中国的年轻人，让新一代年轻人有一种突然猛醒的感觉。
在这些年轻人的血液里面燃烧着反叛的火焰，他们在思想上迫切需要跟过去做彻底的切割。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文化，新文化派的口号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这些口号何等鲜明，何等激烈！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种鲜明的态度和激烈的表达，无疑是最具穿透力和征服力的，所以学衡派捍卫传统文化的主张和行为，就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味道，输给新文化派也就是情理之中了。《学衡》杂志开办第二年，一位核心主创人员决然离去，其他人员接二连三离去。
到后来，杂志没人捐钱，连稿子来源都成了问题，只剩下吴宓一个人还在坚持，他一个人既要当编辑、校对，又要四处求人投稿。而且他还绝不降低文章的标准，因为他认为这份杂志不是他个人的，也不是杂志社成员的，而是全体中国人的，是他理想当中最完美最高尚的杂志。
胡适
吴宓认为如果降低文章标准，那它和街头小报又有什么区别？他又何苦要坚持办这么一份杂志呢？此后，吴宓辗转于各大高校，哪个学校给的工资高他就去哪里，目的是省下更多的钱去养活《学衡》，但他的坚持并没有得到任何响应和认可。于是，吴宓对胡适有咬牙切齿的恨。
一次酒会上，胡适居然问吴宓，你们学衡派又有什么阴谋？吴宓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杀胡适！这话不仅把胡适吓住了，旁边在座的人都吓了一跳。吴宓的学衡派和胡适的新文学派的这场论战已经过去近百年，现在来看，新文化运动的确起到了从思想上启迪中国人的巨大作用。
但那时候的新文化运动也埋下了一个祸根：使得很多的中国人习惯于不加分辨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并把西方文化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并对传统文化给予了全盘否定，毫无疑问，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的错误。吴宓以他毕生的坚守向世人证明：传统文化不会死！
吴宓除了在捍卫传统文化方面可以算是当之无愧的大先生，在他的主业和本职工作——传道授业解惑方面也是当之无愧的大先生。1925年，吴宓出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他把曾与他在哈佛同学三年的陈寅恪从美国请来清华大学，也请来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这样的大师。
以至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后来一直被称为“国学研究院”，可以说，吴宓真是第一功臣，这期间大概也算是吴宓毕生在教育事业上的顶峰。他亲自为研究院起草规章制度，明确规定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研究院存在4年间，培养了50多名成就极大的学者。
吴宓的这一功绩，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大概只有后来的西南联大能与之媲美。作为教书育人的老师，吴宓认真细致，学问极好，讲课言之有物，并能极力申明自己的主张，唯一的缺憾就是太古板了，但老师能做到他这个份上，让敬佩他的人很多，已经可算是无可挑剔的了。
吴宓讲课非常有趣，学生们都特别爱听，每到他讲课，听讲的人太多，凳子都不够用，他就会找些凳子来，让学生们坐下来听。在吴宓的讲桌前培养出了国学大师钱钟书、诗人兼翻译家穆旦、剧作家曹禺、《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吕叔湘等。他们国学功底深厚，又深谙西方学术。
这些得意弟子都继承了吴宓的遗志，成为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力。当这批学生老去后，他们的传人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衣钵，吴宓当年曾有的“熔铸东西、全民普及”的梦想，终于在一代代杰出学者的传承中变成了现实。吴宓曾说：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
参考书目：
《历史的面孔》：徐涛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