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30日，中共山东省委原书记，原农机部副部长黎玉在北京逝世。他曾是我党最大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位高权重，一手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
但建国后的他却鲜少人知，职位仅是一名小处长，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国共合作的初期以及红军时期，尽管全国范围内革命火种熊熊燃烧，但在山东这片热土上，我党却没有建立起一支属于自己的红色武装力量，更没有在这片土地上插上过红色政权的旗帜，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尝试也屡屡没能如愿。
然而历史的转折点往往在不经意间到来，抗战的烽火点燃了山东儿女的热血，也为我党在山东的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党审时度势，迅速在山东布局，着手建立抗日根据地。在短短八年的抗战岁月里，山东抗日根据地不仅迅速崛起，更在多个方面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绩。
无论是根据地的总人口、党员数量，还是所拥有的军队规模，抑或是歼敌的辉煌战绩，山东抗日根据地都遥遥领先于其他根据地，成为了我党领导下的一块坚不可摧的抗日堡垒。
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勇奋斗，更离不开一位杰出领导者的正确指引。他就是黎玉，一位在山东乃至全国都有着深远影响的老一辈革命家。尽管对于许多人来说，黎玉的名字可能并不如雷贯耳，但在山东人民的心中，他却是一位永远值得铭记的英雄。
黎玉，这位1906年5月12日诞生于山西省崞县的革命家，原名李兴唐，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的家庭让他自幼便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在私塾的启蒙教育之后，他顺利进入了崞县中学，正是这段求学经历，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新思想，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这一事件深深触动了黎玉的心灵。为了声援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他在崞县中学积极组织并指挥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新思想。他的热情和才华使得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在县城内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无数人被他的演讲所感动，加入到了革命的队伍中。
1926年9月，年仅20岁的黎玉做出了人生中重要的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带领人民走向光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黎玉曾在上级的指示下加入国民党。但国共分裂后，由于他坚持共产党的立场和原则，被开除出国民党党籍，并被关押在太原的监狱中。
在监狱中，他坚定地信仰着马克思主义，不仅自己深入学习，还带领狱友们一起探讨、学习。他的统战才能在这里初次显露，没过多久，整个监狱都充满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声，这引起了监狱领导的极大忌惮。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后，黎玉便被送往山西省的“自省院”，后经保释回家。这期间，因山西省的党组织被破坏，他跟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壮志未酬的黎玉于是立志考到北平去，以进一步追寻他的革命理想。在这期间，他有幸结识了八位同样怀揣梦想的山西老乡，他们因为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团结在一起。为了自嘲他们的穷困潦倒，这九个人组成了一个名为“九穷”的考学团。而正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团体，却在日后为黎玉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巨大的助力。
1929年，黎玉成功考入了国立北平大学法政学院。入学后的第一时间，他迫切地想要寻找他心中“失散多年的母亲”——党组织。几经周折，黎玉才终于得偿所愿，恢复组织关系回归党的怀抱。
此后，黎玉的革命事业蒸蒸日上。他历任中共北平市委职工部部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到1936年时，他更是临危受命，被派往山东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当时的山东省委因叛徒出卖而遭受严重破坏，整个山东地区的工作都陷入了停滞。
在山东济南，黎玉迅速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为了掩护身份和继续开展地下工作，他不得不乔装成黄包车车夫，以这个不起眼的身份为掩护，巧妙地与敌人周旋。
在黎玉的带领下，山东省委的工作逐渐恢复了正常，他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时，黎玉带领山东省委积极武装山东各地的抗日力量，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山东人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1938年4月，黎玉带着满腔热血和对抗日形势的见解赴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在提到山东的抗日情况时，他情真意切地表示：“首长，我建议组织再派一个主力团和干部到山东开展抗日活动。
他的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和支持。毛主席认为一个主力团的兵力远远不够，于是决定增派更多兵力支援山东抗日根据地。这使得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壮大。
在黎玉的领导下，山东纵队成为了山东各支抗日武装力量中人数最多、根基最深的一支队伍。他们和八路军115师等部队协同作战，共同抵御日军的侵略。后来，罗荣桓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抗战爆发后，山东在组织各地武装起义和山东纵队建立过程中，黎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山东实行一元化领导体制，朱瑞、陈光等领导被调回延安，而黎玉则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副政委。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的职务更是水涨船高，不仅成为了山东省政府主席，还兼任华东局副书记和华东军区副政委。在陈毅老总的带领下，他指挥山东武装力量参与了津浦线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可谓是一时风光无两。
但就在黎玉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冤案却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剧变。1946年，我党在山东地区推行土地改革政策。当时，由刘少奇起草、党中央通过的土地政策明确提出“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黎玉作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坚决贯彻执行了这一政策。
然而和黎玉共事的饶漱石却持有不同意见。他坚持认为应该动富农的土地，并因此和黎玉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饶漱石对黎玉进行指责，称其出身富农家庭，维护富农利益是出于私心，还给他扣上了“山头主义”的帽子，甚至批评他在山东工作多年已经变得骄傲自满。
尽管黎玉据理力争，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但在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主导下，一系列指示相继下达，否决了黎玉制定的《九一指示》，并将“富农路线”这一不恰当的评价强加在他身上。饶漱石还利用土改运动和三查三改的机会，给黎玉贴上了更多不实的标签，如“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等。
面对饶漱石的无端指责和污蔑，山东的地方干部们纷纷站出来为黎玉鸣不平，强烈要求他将此事上告至中央进行申诉。但在这个关键时刻，黎玉却选择了忍耐。他仅在小组会议上为自己辩解过，而在其他公开场合则选择了违心地作出检讨，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公平的待遇。
黎玉后来回忆道：当时正是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战局胜败攸关的时刻。他深知如果自己公开与饶漱石争斗，势必会引发从上到下的分裂和山东与华中两个地区干部之间的严重对立。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将远远超出他个人的得失范畴。因此，为了维护大局的稳定、避免分裂、确保战争的胜利，黎玉毅然选择了忍辱负重。
黎玉的这番忍耐和牺牲并未换来应有的理解和尊重。而是在饶漱石的一手遮天之下，黎玉在山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卓越贡献被一笔抹杀、烟消云散。
1949年春天，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黎玉跟随着华东局的队伍，踏上了南下的征程，离开了他曾经奋战了13年的山东。
一到上海，黎玉便敏锐地指出了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依靠人民的力量恢复生产与经济。他坚信，只有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加强工会工作，才能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在他的组织与推动下，工人们的热情被迅速点燃，他们满怀信心地投身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但历史总是充满了曲折。1951年，国家开展了“三反”运动，黎玉因受过去事件的影响，再次被牵连其中。这一次，他被撤去了秘书长的职务。面对这样的打击，黎玉没有选择抱怨和辩解，而是坦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他坚定地表示：“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都绝不会动摇！
黎玉的才华和努力终究没有被埋没。在被撤销职务一年后，他重新被启用，调往北京担任财经委员会劳动工资教育组组长，随后又升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而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一次又一次地遭受了各种运动的冲击，职务也一降再降，最后竟降为了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他早早转到地方工作，因此和第一次大授衔时的军衔无缘，与开国上将的荣誉擦肩而过。
在山东纵队期间，他的总指挥张经武只是中将，那些土生土长的山纵将领最高也不过少将。但黎玉给山东带来的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在抗战和解放时期，山东成为了我军最重要的兵源地之一，许多中基层干部在南下和抗美援朝中成长为我军的新生代力量。这些成就都离不开黎玉的辛勤付出和领导。
1978年，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黎玉再次出山，投身到经济工作的第一线。他用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82年，当国家号召同志们修党史、写回忆录时，尽管黎玉已患心肌供血不足之症，但他仍坚持撰写了16篇、共计24万字的回忆录。这些珍贵的资料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党和国家始终没有忘记黎玉的贡献与付出。1986年3月，经过深入考察与审慎研究，党中央终于为黎玉正名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这一刻，黎玉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他最大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不过令人惋惜的是，仅仅75天后，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便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黎玉去世后，国家给予了他高度评价——“人民功臣”。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曲折，但他始终坚定信念、忠诚于党、服务于人民。他的豁达与开朗面对人生的态度是许多人所无法企及的。虽然未能获得军衔成为了他心中的遗憾，但他的卓越贡献与崇高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