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我“出差”作者：范文发我的工龄是从1969年算起的。在整个七十年代，我一个小年轻干部，多出差便是理所当然。那时，往往领导上午决定，下午便挎着小黄书包去出差；更有甚者，临时一个紧急任务，立马就得走，连小黄书包都来不及准备。简单的装备，并未误了行程、也没出过差错，该完成的任务也都做到位了。如今，俊男靓女们的出差，可是考究：女孩子拖拉着硕大的行李箱，连床单被套都不落下；男孩子挎着鼓鼓囊囊的双肩背包，那沉重的电脑可都是白领们的标配。我纳闷：出差也就二、三天的时间，用得着携带这许多用品？更令人羡慕的是：事先预订的机票或高铁，下榻的星级酒店，动动指头便全部舒舒服服落实到位。
不由得让我回想起自己当年——七十年代的出差，比之现在，那可是天壤之别。同辈人见了也许会有同感共鸣；小辈们看了还以为我是在天方夜谭呢！那时的出差，大多是往乡村基层跑。钢笔、笔记本是必备的，加上牙膏牙刷茶缸等用品都装在一只小黄书包里。简简单单的挎在肩头，便可以爬山涉水出远门，那何止二、三天，一周半月都算是短的。一般说来，公社驻地都有招待所：简陋的小平房隔出几间客房来，客房里面就是一架热炕，能睡下四、五个客人；条件好一些的，会和食堂连在一起，能让客人吃上热乎饭菜，大多是一碗二米饭（细粮和粗粮一起煮），加上一勺炒罗卜丝或土豆片，6、7月份新鲜的韭菜、菠菜长起来了，便能吃到香喷喷的热炒韭菜和菠菜豆腐汤，鲜嫩可口。碰到细心的炊事员，晚餐结束后，会在大灶里压上炭火，上面蹲着一大铁锅热水供客人使用。也许自己是南方人的缘故，见到有热水，异常高兴，可以洗头洗脚，可以洗袜子洗裤头。但那时南北方的生活还是有着差别，北方人没南方人讲究，能将就则将就。有一次我和同事老潘一起出差住在公社招待所。我发现食堂灶头上有一大锅热水，就喊老潘快拿脸盆来洗脚。谁知老潘回答道：“我昨天才洗的脚啊！哪用得着洗这么勤？”我一时语塞。除了下公社，还要下到生产大队甚至生产队。那基本就是吃住在村民家中，一顿饭付四两粮票一角五分钱。条件好一点的农户会特地磨豆子做豆腐，差一些的是水煮苞米渣子就咸菜疙瘩。这些待遇我都能够接受。怕就怕在村民都认为是“埋汰户”的家里吃饭住宿，确实得经受不小的考验。比如：坐在炕上等着开饭，主妇端着几只空碗进来，从铁丝上抽下毛巾，很仔细地擦着几只碗，又顺手麻利地擦去孩子脸上的鼻涕。这让我心里直犯嘀咕：这块毛巾在擦碗之前不知道还擦了什么？正在吃着饭，孩子嚷嚷着一时等不及，便在炕上一泄千里。老大爷率先吃完了饭，便倚着窗台，在阳光下对着我翻捡着身上的黑棉袄捉拿虱子，不时地往嘴里送，还念念有词：“让你吃我血让你吃我血！”
到晚间，睡觉也是一大考验。那时农村贫穷，十家有九家的炕上有跳蚤、虱子。所以睡觉时干脆像当地人那样脱光着身子睡，将里外全部衣服都挂在悬空的绳子上，跳蚤蹦再高也够不着，那寄生的虱子更是望洋兴叹了！当地人光着身子睡是因为与热炕零距离倍感温暖如春无拘无束，我光着身子睡是因为怕跳蚤、虱子钻进衣服缝隙里安营扎寨。
那时阶级斗争无处不在，阶级成分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前途。于是，出差外调则是经常的事。有一次，局里派我和老郑二人到通化山区去调查一位年轻同事小吕的家庭问题，他自己说祖父大概当过“伪保长”，这对于他的入党关系很大。为了省点出差费，我们一下火车就直奔长途汽车站，不料长途汽车只有上午一班去大青沟的。我俩站在落日余晖里商量着对策。一辆拉煤卡车在我们面前刹车。满脸胡渣的黑脸司机冲我们喊道：“上哪儿？”“大青沟！”“有缘了，我就是去大青沟的，上车吧！”我俩感激涕零，赶忙爬上驾驶室。司机知道我们出来外调，便笑道：“那个鬼地方能外调出个啥来？”他转而又严肃起来：“路上有检查站，万一不让你们搭车，我可没招！”见我俩傻呆着，便又笑道：“准备几包烟吧，检查站我熟。”怕被赶下车，老郑慌忙从包里掏出三包迎春牌香烟放在驾驶座前。当年迎春牌在东北也算不错的香烟，每包2角8分，乘以3，那就是8毛4啊，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卡车载着我俩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前行。也不知开了多久，月亮上山了，司机才让我们下车。我俩站在黑地里，伸手不见五指。老郑说：“先别急，让我抽支烟。”说着往口袋里掏烟，这才想起，那三包“迎春”全给了黑脸司机，可一路上检查站连个影子都没见着啊！我指着不远处的农户屋檐下的煤油灯光，提醒道：“先去老乡家打听一下吧。”敲开了房门说明来意，房东说：“大青沟还得往前走6里地。”我们傻了眼，黑灯瞎火怎么走：“村子里有招待所吧？”“全村只有十一户人家，哪来的招待所啊！”房东见我们苦着脸，便说：“在我家里对付一宿吧，只是条件差点。”我们忙不叠地点头感谢，随房东进了暖暖和和的屋子。在一间摆放家具粮食的偏房里安顿了我们。炕上的两只肥猫很不情愿地给我们挪地儿。我与老郑也不好意思提肚子还在唱空城计，便一头扎在炕上就睡，这一路上的颠簸，太困乏了。
第二天一早，吃了两只玉米面大饼子，就往大青沟赶。我们走得很快，半个小时就到了村口。真巧，一进村就见到了大队书记，于是我们递上了介绍信。大队书记将介绍信正面看反面看，最后又将介绍信退给了我们：“这不符合组织程序啊，你们得先上县革委会，然后到公社，拿着上级盖的章子咱们才能接待。”“我们是搭运煤车过来的，也没进县城啊，县革委会老远了吧？”“不远，十五、六里地。”“队里有自行车吗？”“队里穷，哪买得起自行车啊！”无奈，我们又返身往县里赶。我那时年轻，廿出头，挺能走；可苦了老郑，年届五十的人，又有胃病高血压，自然走得气喘吁吁。两人走走歇歇，将近两个钟头才到县里。办完事，到饭店吃了午餐：一盆溜溜片，两碗老豆腐汤，两只大馒头。吃饱喝足了，反倒是走不动路了，致使返程同样的路却走了三个小时。走进村里已近黄昏。社员们正好收工回来，见两个外乡人，围着我们十分好奇。我们便打听书记家住哪儿？回答说书记还在大队部呢。我们在队部见到了书记。书记接过介绍信：“你们怎么没去公社啊？早上我不叮嘱过你们要去公社的吗？”我们张口结舌，把“公社”完全忘得一干二净！老郑哭丧着脸哀求道：“是咱们的错是咱们的错，可实在是走不动路了。”书记发了善心，说：“我给公社组织委员挂电话，看看能不能联系上。”我们两人千恩万谢地看着书记摇话机，摇了数次，终于接通。公社组织委员意见可先接待，回程时再去公社备案。书记安排我们吃住后，说晚上再谈正事。
晚饭后，我和老郑坐在书记家的煤油灯下，郑重其事地表达了我们的外调任务：你们村里有个吕宝祥吧，毕业后在县统计局工作。我们想了解一下小吕祖父解放前当过保长的问题。“宝祥是咱们村里的不错，”书记抽土烟抽得腾云驾雾：“他祖上当保长的事，不清楚。”书记见我们有点失落，便问：“啥年月的事，咋想起提它？”老郑告诉书记：宝祥是重点培养考察对象，这不，要求本人出身清白。“祖上的事影响不到宝祥，这孩子看着他长大的，诚实着呢，没啥问题。”“本人没啥问题我们相信，但保长的事得有个明确说法啊！”书记回头对正在削木头手枪的儿子说：“你快去把禿头叔他老爸请来，也把石蛋他爷爷请来，说有正事。”接着，书记闷头抽烟，我们耐着性子等待。好长一会儿，儿子回来了，嚷嚷道：“全都躺下了，叫都叫不起来。”“那就只能等明天一早再外调了。”书记说罢起身送客。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去了书记家。不料那两个年迈老汉已经盘腿坐在炕上抽烟。打过招呼后，便直奔主题。甲老汉眼睛不好使，但脑子还算清楚：“咱们和老吕头从小就在一块儿，那可是40多年前的事了。他呀，榆木疙瘩，一辈子从脚心穷到脑门，哪当过什么长啊？再说了，俺村保长不一直是张麻子吗？一干干了有十来年，管着一百多户人家呢！”一旁的乙老汉耳背，说话声音响：“记得老吕头当保长干过一阵子，有个小半年吧。”甲老汉：“我想起来了，生我儿子那年，保长犯痢疾，躺炕上起不来，那几个月有事就让老吕头跑腿呢。哪可不是上面任命的真保长哦！”乙老汉：“还像有证书似的，我倒是瞧见过。”甲老汉反驳道：“你这可是瞎掰！啥证书？你一字不识，哪知道啥是证书？”说着，两老汉吵吵起来。老郑只能问书记：“咱村子里还有谁知道情况的？”书记加二老汉异口同声地加以否定。书记问我们：“你们怎么知道宝祥他爷爷当保长的事？”“是小吕在向党交心的材料里自己写的。”书记埋怨道：“这小子，这不没事寻事嘛？”还是老郑有主见：“要不小范你写个情况，让二位大爷签个名。”我与小吕关系不错，又不是什么杀人放火民愤大的罪恶，故尽往宽里写：吕宝祥爷爷可能在保长生病期间，干过仨、两个月帮忙跑腿的事。写完了，读给大伙听，大伙说：中，也就这样了。书记签了名，我也让二老汉签名，他俩头摇得像拨郞鼓，不会写字。书记便让按手印，起初，谁都不愿意。书记说：不怕！这点子事算个啥吗？又不是让你们去当杨白劳？我们拿着这份调查结果，又跑到公社补盖了印章，便坐车回来。一路上，我们埋怨着小吕无事生非、嘲笑着这份无厘头的材料：什么屁大的事，千寻万找、长途跋涉，花了整整四天时间，值不值啊？
都说到县里乡里外调辛苦，可跑省会、跑城市外调要舒服些吧？也不尽然。1975年我与县财贸系统的两位采购员大朴与老张一道去上海出差，联系化肥。本没我什么事，因我是上海人，熟悉当地情况，最主要的是我熟识原宣传部的小顾，他因政策返回上海，就分配在生产资料公司下属的仓库里当主任，正管着化肥呢。年前我先回家过春节，年后，两位采购员才来上海。那天我一早乘坐头班公交赶到火车站，他们6点前就抵达了上海。当时，出差人员旅馆介绍所就设在火车站旁边，但是七点半才挂牌办事。我领着他们穿过繁忙的天目路，先安顿他们在一家饮食店坐下来休息，让他们自己吃早点。我回头就去旅馆介绍所，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里排队。待那扇小窗户打开时，人头攒动，队伍顿时挤得水泄不通。我见前后人群手里都拿着一张纸，马上意识到忘记问大朴老张要介绍信了！我对排在前边后边的人千叮咛万嘱咐：我得离开一会儿，去拿介绍信，届时我回来你们得给我证明。他们一口答应。我迅速回到饮食店，见大朴在排队买筹子（拿它去取早点），见老张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前看着旅行袋，我直接跑过去：“快把介绍信给我！”老张楞了一会儿：“介绍信不是你开好了吗？”“什么？节前我就回来探亲了，应该是你们开的1啊！”“这咋办？”老张一脸茫然。我尽管着急，但还没慌乱：“快把你们的工作证给我！”老张从口袋里摸出工作证，又跑过去将大朴的工作证拿了给我。我火速赶到介绍所，队伍幸亏还没有排到我。当我将工作证递进“小窗口”时，里面的人将证件迅速扔了出来。“是这样的，忘记带介绍信了，工作证能证明身份……”“我们只认介绍信！”我想拉近点关系，转用上海话哀求道：“老师傅，阿拉是边疆来的，还是少数民族，三国交界的地方，麻烦侬通融通融……”“下一个、下一个！”窗口里的“老师傅”压根不予理睬。无奈，我只得挤出队伍。我垂头丧气地又回到饮食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在大朴老张面前的桌子上除了肉馒头，还有八大碗甜羹。“买这么多碗甜羹，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两怎么喝得了？”大朴苦笑着说：“就怪我呀，不知道羹是个什么东西。黑板上标着半两一份，我想每人来个二两不算多吧？谁知道就买回来了八碗汤水啊！”老张也笑道：“就怪你们上海人吃得金贵，咋想得出来还有半两的东西？”面对这场误会，他俩笑得前仰后合。可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随即将住宿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俩立马止住了笑，异口同声地问：“那咋办？”“还能咋办？吃完早点先去我家吧，再想办法。”正值上班早高峰时段。我们也不想转几辆公交，徒步从天目路走到海宁路，在终点站上了61路回到了家。母亲见状，颇有点惊讶。我简单说了一下情况，母亲迅速理解。紧接着母亲将我拉到隔壁屋里，商量客人在家要住几天、怎么住？住几天我还真吃不准，得看办事进展。于是母亲拿出了方案：大冬天的，睡地上肯定不行，将我睡的那张小床加块木板，让两位客人将就着挤一挤；你晚上再搭张行军床。我同意母亲的方案，我知道不可能再有更好的方案了。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有点着急，立马去了菜场，她知道晚了就买不到像样的菜了。大朴与老张坐在五斗橱边上的角落里，像新领进门的小媳妇，拘束加歉意，一点都放松不下来。我知道他们四天三夜的旅途十分疲乏，让他们靠在床上打个盹，他们却客气地说不累不累；我建议去公共浴室泡个澡，他们也不愿意：“我们还是先去生产资料小顾那里吧，早联系早完事。”于是，我们三人坐上60路公交，到了五角场生产资料仓库，见到了小顾。小顾：“化肥都是由总公司统一调配的，我这里只是存放的地方。”我说：“你是这里的主任，说话有份量。就给总公司领导拨打个电话吧。”“你想简单了，这哪是拨打个电话的事？现在化肥紧缺，我们只管上海范围内的调拨，从没听说分配给外地的。”大朴老张也插话道：咱们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是你小顾的第二故乡，大上海本来就是老大哥，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支援一下嘛！我说：“他们俩一早下火车，脚不沾地的就跑来找你，完不成任务怎么向组织交差啊！”经不住我们三人的软磨硬泡，小顾无可奈何，点头表示试试看吧。在等待小顾回音的两天里，我们都有点魂不守舍，也没有心思外出闲逛。我一天两次往电话亭跑，盼望小顾能传来佳音。小顾告诉我：这事急不得，我只是给总部副主任留了话，可能还得有四、五天的时间，等总部主任开完会回来才能定夺。还有四、五天时间，那得想办法解决住宿问题了。大朴与老张挤一张小床肯定睡不好，另外他们住在家里也感到特不方便，小心翼翼缩手缩脚的很不自在，依然扮演着小媳妇的角色。于是我与姐夫联系，能否在他的单位里开个住宿证明？姐夫说：上海单位不能给外地人开住宿证明，给上海职工开住宿证明那更是有问题了。姐夫提醒我在苏州工作的表哥，让他开个苏州单位的住宿证明，拿到上海来肯定行得通。我立马穿上棉衣往邮电局跑，去打长途，若开了证明我当天就能来回。正走在路上，碰到了县组织部的小陈，一聊，他探亲竟然还带着外调的任务（后来才知道，外调的对象是我父亲，在这里就不展开了）。我赶忙问他：“有没有空白介绍信？”“还有一张。”真是老天爷开恩！我拽着小陈就往他家去取空白介绍信，都来不及说明缘由。草草填写的介绍信，马上往火车站跑。谁知旅馆介绍所中午还休息。我耐心等到下午一点半，终于将介绍信递进了小窗口，天晓得被介绍到闵行的一家旅馆。我要求离市区近一点的旅馆，“老师傅”回复已经没有了，要不明天一早来。我咬咬牙，明天就明天！
第二天一早，我们三人全部出动，颇有些“住不上旅馆、决不回江东”的气概。老天不负有心人，“老师傅”给我们介绍到了市中心的中心：山西路南京东路口的南京饭店！当时的旅馆管理比现在更要严格，只允许入住的客人上楼进房间，我进到酒店大堂即止步。大朴和老张上楼后又马上下了楼，冲着我伸大拇指：“大上海厉害，住宿都豪华！”住宿解决了，可化肥还悬在半空中。我让老张凭住房卡在服务台给小顾打电话，接连两个电话找不到他。也许九点刚过，上午时间人家肯定忙碌，等到中午挂电话不迟。三人上了南京路。那时的南京东路还不是步行街，他们两人初来乍到，被人流挤过来挤过去的，显然不能适应车水马龙的氛围。也许正经事情还没眉目的缘故，大家也没有兴致闲逛，遂又回到了南京饭店。我又让老张在服务台给我家里挂个传呼电话：告诉母亲，我们不回家吃饭了。不一会儿，母亲回了电话：小顾让我给他去电话！我心头一热，肯定有好消息。赶忙接通了小顾的电话，他却告诉我：不用天天几个电话地找他，有消息他会及时告之，特别是要我们做好拿不到化肥的思想准备。我们三人颇有点垂头丧气。他俩上楼休息，我便乘车回家。我回家不久正吃着晚饭，传呼电话来了，我扔下饭碗跑下楼接电话，果然是小顾打来的：说总公司领导批了五吨化肥支援我们少数民族边疆。我随即将好消息告诉南京饭店的大朴老张，他们激动地叫出声来。第二天一早，我们在饭店大堂里，安排着日程：下午就去小顾那儿签合同办手续；晚上我得托表姐购买火车票，春运期间火车票一票难求，真正是贵如黄金。下午的工作非常顺利，小顾不愧是延边故乡的自己人，不但签好了合同，而且还落实了车皮。只是火车票难度大，我只能在表姐那里说好话，让她尽力去周旋落实。表姐在铁道系统工作多年，人脉还是广的，第二天中午便买到了第三天的两张火车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我觉得不太理想。表姐生气了：为了这两张车票，我脚后跟都磨破了皮，还搭上了一只蛋糕，你竟然还不称心，下次别再指望管你的破事了！母亲见状，指责我看人挑担不吃力，马上包了一包延边的木耳塞进表姐的手提包里。事情都落实了，大朴老张也定了心，快乐得像个孩子。短短的一条南京东路，一个下午跑了三四趟，见到大上海琳琅满目的商品，见什么爱什么，带来的旅行袋都不够装的。
火车是晚上7点半发车。一早我去酒店，将母亲省下家里的香烟票，买来的两条“前门”烟送给他俩，自然有一番推托再三，还是收下了。上午我说带他们去淮海路转转。他们说：还是想逛南京路，没有逛够。大朴拉我到一旁：“上海待我们如同亲人，我们连饭都没请他们吃，非常过意不去。明年你探亲回家，我给你准备一些山货带回来。”说着，塞给我一包“大白兔”一包五香豆，说是给我母亲吃的。上海人哪里会收这些司空见惯了的东西：“我们要吃随时可买，你们带回去送送人可是稀罕物。”老张提议说：“给小顾单位送两面锦旗吧？”我一想，这也对。遂带着他俩去了福州路一家锦旗店。生产资料公司名称清楚，可五角场的仓库全称不知道，于是我打电话给小顾。不料小顾反对：“本来给你们的化肥就不是计划内的，你们再要敲锣打鼓的宣传，我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锦旗店老师傅很是理解，立马将费用退还给了我们。
送走了大包小件的大朴与老张，我立刻想到自己的假期也要到了，还得麻烦表姐买火车票。因为东北同事知道我这次探亲是连带着出差，出差就可以坐卧铺，所以丝毫不顾忌托带上海货的沉重：廿元一件的儿童大衣有4件，上海牌手表两只（加上自己一只，两只手臂戴着3只手表），还有结婚用的剪绒枕巾机绣枕套、坐月子吃的上海挂面……洋洋洒洒，我成了货真价实的“跑单帮”！这次出差，也可以说是陪同出差，有惊无险；因为得到了化肥、完成了任务，再苦再累也是值得。
后排右一为作者待我探亲结束回到了县里，农业学大寨动员会议召开了。会议末了，我还得到了一个“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我嘴上谦虚着，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将这次“出差上海”一路上遇到的困难完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