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巴黎圣母院的功劳，谁能想到是他

端午节，说一条有文化的新闻。

#中法将联合修复巴黎圣母院#

一座法国古建筑，为什么需要我们国家来联合修复？

官方解释是，“中国秦始皇陵与法国巴黎圣母院，都曾使用大量的木质材料，并存在过火木质遗存。因此双方将开展包括木材树种鉴定、保存状态评估、劣化机理、保护技术与方法的研究，同时开展土遗址耐久性和稳定性、制作工艺、病害识别评估及损害机理等研究。”

用我们能理解的话说，就是中国古建筑多用木头，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帮助法国。

但你知道吗，因为种种原因，中国建筑虽历史悠久，但在数千年里学术体系几乎为零，而如今的枝繁叶茂，是靠一对学者伉俪在战乱时期中挽救于万一。

他们，就是已经留名青史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但如今的民间，大多只流传着他们不同寻常的家世学识，以及他在半个世纪前对一座古城的痴迷和眷恋，她的美丽、才华与三角恋情。

今天是林徽因120周年诞辰，我们今天就来拨开这层层迷雾，只讲述他们是如何结缘中国古建筑、开始研究，并做出超越时代的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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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梁思成出生于东京。

两年前，他的父亲梁启超因戊戌政变爆发逃亡日本，在日期间，梁启超认识了拥有共同政见的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

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梁启超终于能返回中国，在拥抱西学后，他和林长民都希望建设一个全新的宪政国家，也希望能培养出中西合璧的全新儿女。

1915年，14岁的梁思成进入了清华学堂，次年，12岁的林徽因进入北平培华女中。

校园里，少男少女肆意挥洒自己的青春，校园外，成年人则在以他们最肮脏的姿态相互勾结着。

1918年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各国聚集巴黎和会处理善后工作，没想到，时任段祺瑞政府竟和日本签订密约，要将山东给予日本。

出游欧洲的梁启超一面极力劝阻代表团签字，一面赶紧告知在国内担任外交委员会委员的林长民等人。

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北京《晨报》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两天后的5月4日，3000名学生走上街头。

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下，日子还是要细水流长地过，因为交往密切，两位父亲有意结为亲家。

于是，在长辈的支持下，梁思成和林徽因于1924年相约一起就读美国宾州大学建筑系。

但这一决定本是林徽因在旅欧时产生的想法，却因宾大不招收女学生，最后读了美术系。

可即便如此，林徽因还是凭借对建筑的热爱，最终成为了建筑系学生的助理教员。

宾大四年，梁思成接受了成为一名建筑师的基本功训练，并系统学习了西方建筑史后，开始转到学术上极为空白的中国建筑史。

而此时的林徽因也在思索中国古建筑的现状，她在1926年接受《蒙大拿报》时说：

“令人沮丧的是，在所谓的和世界接轨的口号下，我们自己国家独特的原创艺术正在被践踏。应该有一场运动去向中国人展示西方人在艺术、文学、音乐、戏剧上的成就，但是绝不是要以此去取代我们自己的东西。”

时间走到1928年，梁林二人结束了留学生涯，也在加拿大温哥华开启了婚姻生活。

回国后，二人受邀前往东大创立建筑系。

依照母校的模式，他们不仅在东大创建了建筑系课程体系，还为了实现“东西营造方法并重”，培养具有对中国式建筑审美标准的建筑师，增设《中国宫室史》《营造则例》《东洋美术史》等课程。

而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校徽也被东北大学选中使用。

这枚校徽整体是一面盾牌，正上方是“东北大学”四个古体字，东北和大学之间是易经八卦中的艮卦，同样代表东北，下面则是狼和熊对望的白山，寓意东北当时受列强的欺侮，形势危急，白山之下是滔滔黑水。

战争年代，林徽因想以此提醒同学不忘卫国，奋发向上。

但仅仅在校园内爱国还是不够的。

1931年夏天，在东北工作三年后，梁林二人回到北平。

此时的中国建筑业方兴未艾，一座座新式建筑拔地而起，梁思成等留学归来的建筑师更是十分吃香，因此他们大多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工程事务所。

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两个建筑工程事务所基泰和华盖，就是由梁思成的同学参与创办的。

可已经声名在外的梁思成却没有选择跟他们一起发财，而是决定做一件中国过往学者从没有做过的事情。

也正是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中国建筑的命运，堪称国之大幸。

在学习西方建筑历史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西方各个时期的建筑都有被严谨地整理记录，连各个时期建筑的起源都能追溯。

但中国如此悠久的历史，却迟迟没有自己的建筑学、建筑教育和科学的建筑知识体系。

而这一方面因为中国历来皇朝更迭都是成王败寇，每次革命成功者莫不效法项王火烧咸阳宫，因此很难留下前朝建筑。

另一方面是因我国古代将建造房屋等土木工程活动的营造之术视为“匠人之术”，施工要诀大多仅凭师徒口口相传，罕有文字记载流传。

因此，梁林二人决心从头开始研究中国的建筑历史，创建中国建筑学体系。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选择其实和一部神秘的天书有莫大的关系。

1925年，在美国宾大学习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营造法式》，上面题字“思成、徽因，俾永宝之”。

这是一本由北宋掌管建筑的官员李诫奉旨修编，关于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和施工的专著，相当于今天的建筑设计手册和建筑规范，对研究古建筑的梁林二人来说，简直如虎添翼。‍‍‍

但由于全书是文言撰写，还大多是专有名词，因此在当时根本无人破解，甚至被称为“天书”。

于是，从那时起，破译这本“天书”就成了梁思成研究中国建筑生涯中最彼岸的梦想。

1930年，在中华教育基金以及北洋政府官员朱启钤的个人资助下，一个以专门研究中国建筑为宗旨的私人研究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成立。

1931年，梁思成加入，并担任法式部主任。

1934年，梁思成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破解清代建筑之谜的建筑专著《清式营造则例》，林徽因撰写了第一章《绪论》。

然而，尽管社员们如此奋力地破解着古建筑，却还是很难赶上一些国外建筑师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特别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建筑的觊觎。

早在19世纪中叶，日本学者就意识到西方对东方建筑的蔑视，开始研究本族历史，伸张本国文化。

因为日本建筑本就师承中国，所以他们对中国古建筑也有极大的兴趣。

20世纪的前30年，一大批日本建筑史学家来到中国考察，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全境，可就在这番并不完善的考察后，他们竟然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境内保存最古老的木建筑只到了辽代，即公元1038年建成的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

至于更古老的唐代木建筑，只有日本才有。

而更刺激中国学者的，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开幕式上，被尊为日本建筑学之父的伊东忠太提的一个建议。

伊东忠太直言传统中国学术方法中没有考古学，没有田野调查，也没有掌握专业摄影以及测绘技术的人员，因此建议在即将开始的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工作中，让日本学者去做能获得一手资料的实地考察工作，而中国学者则承担古代文献的梳理工作。

无论伊东忠太是不是故意羞辱，但这种对中国建筑学的蔑视还是让全场中国建筑师感到羞愤。

因此，知晓此事后的梁思成立志要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建筑史，以及寻找到仍存于中国大地上的唐代木构建筑。

天佑中华，中国营造学社的第一次野外考察，就打破了日本学者对中国最古寿建筑的断言。

他们在距离北京不足百公里的河北蓟县，发现了一座辽代木构建筑独乐寺观音阁，比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还要早五十一年。

第一次考察就是这样的好兆头，自然促使着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继续步履不停地寻找其他藏于茫茫大地的古老建筑。

但神州陆沉，天下大乱，他们的每次出行都阻碍重重且艰苦异常。

如今回看，这可能是一副十分戏剧化的场景，此伏彼起的枪炮硝烟中，兵来匪往的荒野旷原中，几位自带行李铺盖卷、背着测量仪器考察古建筑的学者非常不和谐地行走其间。

可就在这样的兵荒马乱中，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在数年间还是先后踏遍中国十五省二百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二千多件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其中包括宝坻辽代建筑广济寺、河北正定辽代建筑隆兴寺、山西辽代应县木塔、大同辽代寺庙群华严寺和善化寺、河北赵州隋朝建造的安济桥等等。

可每当一座中国古代建筑被发现时，梁思成还是会在兴奋之余想起伊东忠太的话，何时才能在中国发现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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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终于看到希望，他们在《敦煌石窟图录》上看到的一副唐代山西五台山地区的“大佛光寺”壁画，说不定按图索骥，就能找到原型。

五台山山势险峻，林木错绮，梁思成和林徽因泥浆荆行，终于在一个黄昏时分抵达台外的豆村。

夕阳的余晖中，远处一座斗拱巨大、出檐深远的殿宇闪耀着迷人的光亮。

而经考察，刻在梁下的文字最终也证明这座殿宇就是建于公元857年，也就是唐代大中年间的佛光寺。

中国，终于出现了一座现存的唐代建筑，日本建筑学者的妄言也被梁林等人戳破。

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天，然而，正是从这一天，他们的命运开始逆转。

就在他们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兴奋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侵略者的魔掌开始伸向华北。

辉煌的佛光惊现，战争也无情降临，梁思成的梦境和他祖国的梦魇竟然一同到来。

1937年8月，北平沦陷，梁林一家随着营造学社踏上了逃亡之路。

社团将七年田野调查的成果、测绘图稿、建筑物的底片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天津英租界的外国银行地下保险库，这不仅是他们的生命与将来，更是这个国家的未来。

日军节节进逼之下，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杭州沦陷，济南沦陷，武汉、长沙等城市不断遭到轰炸，苦难像永不停息的潮水，缓缓地漫过中国大地。

梁林一家先是逃到了长沙，然后又前往云南，曾经宁静踏实的生活变成带着几件随身卷起的行李奔波。‍

一路上，林徽因的肺炎严重，高烧不退，而抵达昆明不久，梁思成也因脊椎软组织硬化，背痛剧烈发作，既不能躺也不能坐，只能靠一个铁架子硬撑。

身体状况因为行程颠簸变差，生活也随着物价飞涨陷入困顿，但营造学社仍没有放弃对古建的研究。

立足昆明，社员们就顺势开始了西南古建考察，其中就包括始建于北魏，距今1500年的四川广元千佛崖。

然而随着各研究所的工作渐渐恢复，大人孩子们都渐渐习惯乡间的生活，梁林甚至花了全部积蓄在昆明建了一间小房子，迅疾扩展的战事又再度将这一切终结。

1940年6月，法国沦陷，法属印度支那半岛也落入日军之手，这就导致和越南接壤的云南危在旦夕。

祸不单行，就在梁家收拾行装准备离开时时，敌占区传来噩耗，海河大水淹没天津，流亡前营造学社保存在天津租界外国银行地下室的测绘稿、底片全都被洪水浸泡。

梁思成林徽因之女梁再冰说自己这辈子从没看到过父亲流过泪，但这次听到资料损毁之后，他和母亲抱头痛哭。

1940年12月13日，梁林随着营造学社等社团终于抵达李庄，一个位于长江上游、在当时的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镇。

久病缠身加上舟车劳顿，抵达李庄不久的林徽因肺结核爆发，之后的六年时间里，她几乎都在病榻上度过。

那时候梁家有多苦呢？

据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回忆说：“那时的李庄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也没有医院，所以没有任何治疗的条件。我记得我母亲那时候病得是很可怜，晚上盗汗，出汗出得厉害。早晨起来看见，擦汗的手巾一块一块晾在那里。有时候一个早晨起来，可以看到晾七八块在那个地方，她就晚上一个人挣扎。那时候，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可能不行了，我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离开我们了。有时候，真的很害怕，有时候害怕得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哭。”

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却不能停下。

1942年，在照顾病中的妻子和一对幼小儿女的同时，梁思成开始撰写酝酿多年的《中国建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