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与重庆的“老人们”是否还记得未“分家”时的行政区划及历史

历史背景：巴蜀分合千年

四川与重庆的行政区划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巴国（今重庆）与蜀国（今四川）曾是独立政权，秦朝统一后分别设巴郡和蜀郡，奠定了两地“巴蜀文化”的根基。此后千年间，两地历经多次分合：

汉唐时期：汉朝将巴蜀统一划归益州，唐朝又分属剑南道（四川）与山南西道（重庆）。

宋元时期：南宋光宗赵惇因“双重喜庆”将恭州改名重庆，成为其名称由来；元朝推行行省制后，重庆正式划入四川行省，开启了长达六百余年的隶属关系。

近现代变迁：1939年抗战时期，重庆首次成为国民政府陪都，脱离四川管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短暂直辖，1954年再次并入四川。

直辖前四川重庆的行政区划（1997年前）

1997年直辖前，四川省的行政区划覆盖今重庆全域及周边地区。原四川省的“老重庆”包括以下区域：

主城九区：渝中、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大渡口、北碚、双桥、万盛等核心城区。

周边县市：江津地区（含江津、永川、合川等）、长寿县、璧山县、大足县、荣昌县、铜梁县、潼南县、綦江县等。

川东三地市：万县市（今万州区）、涪陵市（今涪陵区）、黔江地区（今黔江区），这些区域在1996年已由重庆代管，为直辖铺路。

彼时，四川总人口超1.1亿，面积达57万平方公里，是中国人口最多、行政单位最复杂的省份之一。重庆虽为副省级计划单列市，但资源分配长期向成都倾斜，发展受限。

分家的核心动因：历史与现实的交织

1997年川渝分家的决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峡工程的战略需求：三峡工程需安置113万移民，其中70%位于川东（今重庆辖区）。中央原计划设立“三峡省”，但因经济基础薄弱而放弃，转而将重庆升格为直辖市，依托其经济实力解决移民安置与区域发展问题。

行政管理的效率提升：四川省规模庞大，管理难度极高。1996年四川GDP虽居全国第五，但人均GDP排名靠后，资源分配矛盾突出。分家后，四川可聚焦成都平原，重庆则辐射川东及三峡库区，形成“成渝双核驱动”格局。

邓小平的远见推动：邓小平早于1949年便提出重庆直辖设想，后因条件不成熟搁置。改革开放后，他再次强调“以重庆为中心发展西南”，并通过三峡工程契机实现这一构想。

分家的深远影响

川渝分家后，两地发展路径逐渐清晰：

重庆的崛起：直辖后重庆GDP从1997年的1509亿元增至2025年的近3万亿元（预测），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三峡移民妥善安置，库区基础设施显著改善。

四川的转型：四川摆脱“大而不强”困境，成都凭借“强省会”战略跻身新一线城市，并与重庆共建“成渝双城经济圈”，2021年该区域经济总量占西部12省区的33%。

西南整体激活：重庆作为枢纽，联动贵州、湖北、陕西，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打破蜀道闭塞的传统印象。

老四川人的记忆：那些消逝的区县名

对于老一辈四川人而言，1997年前的行政区划承载着独特的地域认同：

江津地区：曾辖江津、永川、合川等县，现为重庆主城新区。

万县市：1997年划入重庆，今万州区仍保留“万县”文化符号。

涪陵市：以榨菜闻名的“川东门户”，今为涪陵区。

黔江地区：土家族聚居地，今属渝东南生态保护区。

这些地名不仅是地理标识，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许多老人仍习惯称重庆为“川B”（四川车牌代号），或调侃“重庆崽儿以前都是四川娃”。

总的说来，川渝分家是中国现代行政区划调整的经典案例，既顺应了历史脉络，又破解了现实难题。如今，“巴蜀文化”仍将两地紧密联结，而行政上的独立则赋予重庆与四川更高效的发展动能。对于亲历这一变迁的老人们，这是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