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前天发布了《延安整风，张闻天为何最先出局？徐向前的无心之语，揭示其中原因》一文，文中提到了延安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党的路线问题所出现的诸多分歧，统一党内思想。
这其中，出现了“王实味案”，该案，堪称延安整风第一个大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王实味本质上只是一个文人，一个爱发牢骚的文人，却被康生打上了托派、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的标签，最终丧了小命。
那么，他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呢？
这，就不能不从王实味的个人成长经历谈起了。
王实味是河南省潢川县人，出生于1906年，天资聪颖，入学破蒙，成绩总在前列，写作行文颇具章法，被老师夸为“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这为他日后的悲剧伏下了一个注脚。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很多天才，不是被“捧杀”了，就是被“棒杀”了。
王实味恃才傲物，养成了对看不惯的东西口无遮拦，大加挞伐的缺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延安成为了革命圣地。众多热血青年和左翼知识分子心中的们不畏艰难险阻，以“朝圣”的心理投奔延安。
但是，延安惨遭蒋介石反革命封锁，而延安领导下在敌后开辟的根据地又惨遭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扫荡，经济极其困难。
来到了延安的小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吃不了这种苦，遂从幻灭、失望、失落中生出了许多懊悔、幽怨和憎恨之情来。
王实味就属于这的青年知识分子。
按照常理说，一般人有了这样的负面情绪，最多就是发发牢骚，大不了，就拍屁股走人，另谋适合自己的地方发展。
但王实味比较特殊。
第一，前面说了，他的文字功夫了得，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他的牢骚话不只在嘴上说说，还会通过手中的笔转化为文章。
第二，他到了延安后，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从1937年到1942年这三四年时间里，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了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那么，他就会在他的文章中旁征博引很多马、恩、列的东西，偷换概念地佐证他的牢骚话，杀伤力巨大。
第三，他在延安从事的既然是如此高端的工作，津贴就不会少——仅比毛主席少半块，而比当时的边区主席林伯渠多了半块。这样的待遇使得他舍不得轻易离开延安。
整风运动开始后，王实味在1942年3月连续推出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两篇文章，对延安现状进行了尖酸刻薄的嘲弄和抹黑。
他自己也相当清楚，他的言论一出，百分之百会被国民党利用。但他洋洋自得地说“(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
可真甭说，王实味的文笔老到，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轰动。
丁玲、萧军、艾青等一批名作家，也跟着发表文章响应，从而掀起了一股暴露黑暗的浪潮，与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冲撞。
国民党高层乐翻天，国民党的笔杆子更加不遗余力地跟进，一时间，黑材料满天飞，对延安的团结氛围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延安在全国民众心中的形象也大为受损。
毛主席被惊动到了，他读了王实味的那两篇文章，愤然拍案，说：“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
1942年3月31日，他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对王实味等人作了严肃的批评：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解放日报》于4月2日把毛主席的这番话刊登在头版上。
中宣部则于4月3日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到了1942年5月，毛主席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在延安杨家岭召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主席在会议上给文艺作品定下了一个调子：
“文学艺术为工农，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
毛主席所注重的，是纠正人的思想，并没有想过要惩治王实味。
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外界的传播度很广，甚至传播到了香港，香港的一些报纸争相转载。
国民党更是奉《野百合花》为臬宝，以之为依据，捣鼓出一本反共小册子，四处散发。
在苏联受过专业的格别乌训练的康生认定王实味就是托派分子，将王实味抓起来了。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大会的报告中说王实味
“一方面为日寇服务，同时又为国民党服务”，“是敌探、托匪、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
1947年3月，胡宗南率领四十万大军攻打延安，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四个月之后，康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的情况下，下令把王实味杀了。
对于王实味被杀，毛主席认为，就算王实味是个特务，也不该杀。
1962年1月30日，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
“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
1991年2月7日，王实味的冤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