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声今年54岁，广东人，
江湖人称“声哥”，
搞过装修、做过设计、开过工厂。
2019年，刘声从广州回到老家湛江，
租了两亩地，一边种地一边画画，
画中国最底层、也最庞大的一群人：农民。
刘声在老家的工作室里画画，这些年，刘声对谈了大量的村民、城中村居民，几乎是用一种人类学“做田野”的方式在进行创作
《烧蔗秆》，刘声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木偶元素，来自于当地的木偶戏
前半生，刘声相信“爱拼才会赢”，
94年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
他走南闯北，开倒了两个厂，
也找不到自己的“致富经”。
43岁那年，他决定拿起画笔，
从大平层搬去城中村，再到农村，
十年里，他临摹了上百个“小人物”的命运起伏：
民工、小老板、钉子户、农民……
紧密地记录了高歌猛进的时代里
那些无名的、失语的群体。
《捡个金月亮》
2024年，刘声于香港举办个展“返归种番薯”
在他的画里，
农民从干涸的大地中捡起月亮，木偶在大火中落泪，
既有生存的苦涩，
又能看到个体如野草般强韧的生命力。
一月，一条摄制组来到湛江遂溪县北坡村，
和刘声聊了聊这些年他在村子里的观察和创作。
他不过度抒情自己在做的事情：
“你说是为底层发声也好，
为了给自己的情感找个出口也好，
在这个环境里边，我应该这么做。”
编辑：韩嘉琪
责编：陈子文
湛江市遂溪县北坡村
穿过广阔的甘蔗地，就是刘声所在的北坡村。如果在田间地头碰到他，你怎么也猜不到眼前的人是个画家。
刘声个子不高，肤色黝黑，平头，一双手皲裂粗糙。他习惯性把裤腿挽起来，以便下地干活；身上的迷彩服是从镇上的劳保店买的，穿了好几年；门牙缺了一小块，是去年开电动车磕的，因为嫌麻烦，至今都没有进城补牙。
5年前，刘声49岁，他从省城广州回到老家湛江，跟表哥租了两亩地，种了番薯、水稻。他住进父母的老房子，把二楼的客厅改成了画室，空间不足20平。
刘声把二楼的客厅改成了画室
他的归来，在村子里引起了骚动，这位北坡村早期的大学生、老板，怎么回来种地了？
返乡，不是因为刘声有什么田园归梦。相反，用他的话说，这是中国最典型的那种“很贫乏的乡村”、“没有特色可言”。广东的夏天漫长，为了避开午后40多度的酷热，村民常常要凌晨五点多起来干活，日落时分再次出发。一年下来，装进口袋的钱勉强维持生活，给家里的孩子们交学费、添置生活必需品，再去镇子里购买下一季的种子、农药和化肥。
《田间小息》（上）；地里辛苦干活的农民（下）
刘声想了解脚下的这片土地：中国有超过5亿的农村常住人口，但在媒体报道里，我们几乎对他们一无所知。“这些小农散户，他靠的就是几亩地和自己的劳力，他们的生存逻辑是什么？”种地，是他融入村民的方式，什么季节播什么种、什么节气杀什么虫，都要跟村民请教。
白天，他在田间和老农聊种地，谁家务农需要搭把手，他就去帮忙；其余时间，他喜欢“凑热闹”，辣椒的收购价跌了、化肥涨价了、有什么农业新政出台了，他都认真听着。
这些年，刘声在村里听了太多故事，“很魔幻，很割裂。”有时候强烈的情绪在他心中搅动，他就回到家，动笔画画。
《番薯佬》（左）；《捡番薯的人》（右）
2022年，一颗雷打死了5个人；2024年4月，极端高温天气热死了5个番薯地里的农民工。广袤的大地上，生命似乎没有庇护，死亡比一只鸟的离开更轻。
这之后，他画了一幅《捡番薯的人》，一个打地工的女人，一手拎着一桶红薯，耙子上叉着一个月亮。
2022年，因为疫情的冲击，一批村里外出做生意的小老板决定回乡租地种辣椒。有的人借钱承包了20多亩地，不料，年底碰上封控，辣椒无人来收，全都烂在了地里，一夜之间，又负债累累。
《他又回到大地上》刘声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黑白电影《大地》，农民回归最熟悉的土地，迎来的却是又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刘声作品中常常出现“牛骨”，农民从地里捡起牛骨，捡起的也是他们自己的命运，“跟那些老农聊天，他们经常会自嘲自己是一头老牛，一身贱骨头，烂铜烂铁的。”
“做农，赚不到钱，只能糊口”，这是村民们的共识。农民全年无休，浸种、催芽、育苗、施肥、不同的时间点要除不同的病虫害……繁琐程度难以想象。如果哪个节点上迟了一两天，又或是遇到了台风、干旱、高温，一年的辛苦全军覆没。
刘声帮亲戚烧甘蔗秆，焚烧后的灰是天然的肥料
第一年种水稻，刘声漏记了一个虫期，一夜之间，所有的水稻心都被虫子钻光。
刘声说起另一个触目惊心的场面：2020年，隔壁的大哥种了三亩葱，葱的种植要求很高，一旦长了斑点、颜色有点发黄，就无人收购，为了保持葱的粗壮和色泽，大哥每天拼命照料。好不容易熬到了收割季，刘声路过这片地，发现葱的叶子全白了。
“我问大哥怎么了，他说价格太低不卖了，不如全部喷死。”那是一个特别决绝、悲怆的场景，“一夜白头的感觉。”
《辣椒使命》，辣椒是当地主要的农作物、经济支柱
靠天吃饭的“天”，有两重意思，刘声解释：“第一个是气候，第二个是市场和宏观调控。”
就算风调雨顺，收成很好，也无法预测收购价的涨落，“玉米今天1块5，明天就可能掉到7毛、8毛。”
种地赚不到钱，中六合彩就成了大家生活里永恒的盼望。“赌博和种地是很相似的，都是不可控的”，刘声开始理解村民的心理，“所以祖宗保佑，这是最直接的。”
《红牛》描绘的是当地村民的“赌博”日常
《云无常》
他试图在作品中描绘这种渺小无力的情绪，《风无相》是无法捉摸的六合彩；《云无常》是变幻莫测的天气，下完雨后紧接着是暴热干旱。
站在田野里，天地广阔望不到边际，刘声却感受到一种“天罗地网”，在这样一个农业结构中，农民逃不出自身的宿命。
《拆塑料袋的男人》（左）；《明雪重）（右），有村民讲起计划生育期间的往事，拖家带口在甘蔗地里过夜躲避计生办
刘声笔下的人物，经常带着一种“罗汉相”，惊恐、悲伤，或是近乎麻木的凶相。
这些年，刘声把见闻都记在本子上。有的故事，他用数年才能消化，“人性都是赤裸裸的。”
让刘声同样震撼的，还有人对抗环境的顽强。种地难，但春天伊始，所有人仍旧把希望种进土里；养老难，所以70多岁的老伯还在日复一日地下田干活。
村里，一位失去了两个儿子的阿婆，90多岁，脊柱已经严重弯曲，每天晚上，她都要蹬着三轮车去“打码”，只要活着，她就不向命运投降。
刘声在广州美术学院读书期间的旧照
决定当画家的这一年，刘声已经43岁。
小时候，刘声展露过艺术的天赋。童年，他用捡拾的废弃瓦片在老家的泥地上画画，看完《地道战》《地雷战》，就能凭记忆复原出战争里的经典场景；念初中时，他被县里的重点中学招为美术特长生；1990年，他考进广州美院油画系，父亲听闻大为诧异：“画画都能上大学？”
在美院读书的日子，后现代艺术风靡，弗洛伊德、基弗、弗朗西斯·培根，受到这些自由之声的召唤，刘声把毕业作品搞成了一个在当时很先锋的艺术装置。但他最羡慕的，还是听到隔壁设计系的同学又通过外包手绘效果图赚到了一桶金。“读书的钱是跟亲戚借的”，玩艺术多少显得有点不识时务，他满脑子都是怎么帮老家的父母还钱。
刘声在北坡村的笔记
1994年，大学毕业后，刘声决定跟艺术一刀两断。拍完毕业照，他把大学期间的习作、颜料画笔，统统丢在了宿舍，“一件都没带走”。90年代，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开始，尤其在广东，好像遍地都有黄金，“我们这种乡下的穷苦学生，都有这种梦想：我要改变我的经济命运，我要做老板。”
之后的十几年里，欲望像雪球越滚越大，“当了小老板，又想当大老板。”刘声做过家具厂的设计师，也搞过装修，在镇子上租过一个门面，晚上闸门一拉，开始通宵画图。
从美院毕业20年后，刘声创作的第一张画
他前后开了3家厂，其中两家都以倒闭结局。刘声察觉自己在做生意这条路上到处碰壁，给客户打电话前，他社恐发作，“突然间就是不想打”；有人欠债，他不好意思开口要钱。他慢慢意识到自己的回避型人格，“经常大手一挥，这笔钱我不要了。”
2008年，刘声去中山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别的同学都在课上讨论得火热，怎么融资，怎么做市场调研，唯独他，天天去了睡觉，他这才接受：“我不是做老板的料。”
刘声画的自己和儿子
改变的契机来自于他的儿子。刘声在广东工作，儿子在北京读书，由外婆照看。2013年底，他去北京接儿子放学，校门口，儿子的同学问他：听说你是个画家，对吗？
这句话对刘声的刺激很大，“因为小孩长期不在身边，他又知道我老板做得不好，所以这是他可以拿来跟同学吹牛的。”不久后，刘声专门去了北京黑桥，跟艺术家朋友聊了聊当职业画家的可能性。
在废弃的建筑垃圾里捡钢筋的村民
春节过后，刘声买来画框、画笔、颜料。第一笔下去，手都是抖的，他就从相对简单的水彩开始画起。他以自己居住的小区金沙湾作为原点，他画小区里的大爷大妈，绿化带的园丁，也画他工厂附近的故事。“看见什么画什么”，如此闷头画了两年。
房东“阿沛”的故事
“刘声，你就是个中产”，多年前，有朋友这样评价他，“住花园小区，100多平，买了车，不就是中产吗？”
但刘声不认同“中产”这个标签。
2016年，刘声搬离了位于佛山的花园小区，搬进了位于广州番禺的城中村——西三村。到人群扎堆的地方，水产市场、批发市场……汗味和腥臭越扑鼻，他的内心越翻涌。城中村的握手楼拥挤杂乱，人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到极致，刘声租住的工作室旁有一条臭水沟，也是村民的纯天然垃圾场。
刘声在城中村租住的自建房（上）；刘声在城中村的画室（下）
“夜里会被臭醒”，刘声的妻子有时会搬来看望他，她看不惯河道边又黑又厚的污垢，坚持每天拿水管冲洗。从早到晚还有各种排山倒海的噪音，在城市化急剧扩张的那些年，房子总是拆了建、建了拆。这样的环境里，刘声一住就是快4年。
在西三村，刘声认识了一群艺术家朋友，加入了一个叫做“居民”的社会实践艺术项目。发起者希望，艺术家能走出工作室，参与身边具体的社会现场。
《肥佬》系列画在被丢弃的纸皮上
刘声就从身边朋友的故事画起。肥佬是典型的广东人，搞装修的，“喜欢吃，很勤奋，努力赚钱养家，又很好玩。”
华哥是发廊老板，他说：“我觉得现在很自由，有饭吃、有钱花、有房住，还想怎么样”
华哥是发廊店的老板，生意一度做得风生水起。华哥身上有种江湖义气，愿意帮各路朋友们摆平麻烦，也懂得知足常乐，刘声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中国人身上普遍都有的、如徐坦所说的“动物性自由”。
木匠“疯雷”的故事，一条蟒蛇在吞羊，讲的是他和地头蛇之间的较量
疯雷是木匠，来自江西，是广东本地人口中的“捞仔”（意为外地人）。他引以为傲的，是自己如何一路闯到广东，在鱼龙混杂的环境里跟不同的势力较量。
这些作品，都是用城中村最常见、也最不起眼的材料来做的。《肥佬》和《华哥》系列画在被人丢弃的纸箱背面；《疯雷》用的是办公椅里被包裹在海绵下的木板。
钉子户的故事（左）；阿沛讲起老家的暴雨淹没芭蕉地（右）
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西三村村民把自己的故事“抖”给刘声。房东阿沛说起暴雨淹没承包的芭蕉地，“睡觉的时候，整个床都浮起来了，后来就抱着小孩放在漂浮的泡沫里”；“钉子户”老倔头，坚持十年，保住了高架桥下的自建楼；西三村民土胜说：“水流柴，不能上岸，只能在水上生活，就是一块水里漂过的烂柴，漂到哪里算哪里。”
聊的人越多，刘声也越理解村民奇奇怪怪的行为。马路上堆垃圾，有时候是村民在一个地盘上宣告主权的方式；给仇人丢死老鼠，是一种比说理更有效的恐吓方式；不想要的东西，习惯性放把火全部烧掉……在城中村的几年里，刘声拍摄了上百G的照片、视频，还包括大量的访谈和录音。
画画的时候，刘声不只是旁观者、局外人，共鸣是时刻发生的——生活大起大落，不确定感很强，从经商到画画，他仍旧在跟这种不可控的感觉斗争，“像浮尘一样的感觉，我想在当下社会很多人都会有。”
刘声接受一条的采访
刘声至今都带着一种自卑感，比如说，他羞于谈论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一去公众场合发言，就紧张得要命。2024年，他的个展“返归种番薯”在香港开幕，台下坐着20来个人，“话说不出来，就打结巴。”
他说这种自卑感源自于父辈的焦虑。自打刘身返乡种田，村民的议论从来没断过：“他那肯定是破产啊，外面赚不到钱才回来种地的。”这种压力传导给了他的爸妈：“我都快60的人了，他们还怕我吃不上饭。”
但显然刘声不再像前半生那样，被金钱时刻牵绊。
刘声在村子里的生活
确定的是，做回艺术以后，刘声说自己身上的“动物性”少了很多。以前他K歌、打牌、打麻将，去会所喝茶，社会上流行的那些消费文化，如今在他的身上已经无影无踪。
他最感激的，是艺术增加了他的“社会性常识”。“做艺术，要去观察”，开始关注人和公共事件后，他对“活着”这件事有了更深的体认和理解。他也相信：“你有钱没钱，你都可以有同理心。”
《成功人士》（上）；《灯社》（下）
有时候，同行们问他，你都快退休的年纪了，为什么还那么拼命？他笑着回答：“你们都弄了十几年了，我才开始，所以我要把时间追回来。”
“做艺术可以帮助我”，刘声不想上升到任何宏大的、崇高的价值，他把这其中的意义落脚到自我，“从宇宙视角来看，人的生存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价值，但是从人来说，你所做的选择，做的事情能让你活下去，这就是意义。”
结尾，他终于说：“我现在认为我是个画家，而且做得挺好的，我就埋头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