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已故祖母口述整理/文字:凯凯

我的祖母逝世二十多年，今年清明到了，想起用一篇旧文来纪念她老人家。告诉我的祖母:她添了玄孙。她一辈子爱了儿子、孙子、曾孙，如果能看到可爱的玄孙，那该多么高兴啦。愿祖母在天堂衣食无忧，快快乐乐！祖母保佑我们吧！

《路北旧事》当年由祖母讲述，本文以第一人称述事，记录了祖母二十多岁时的一些往事。地点和人名均有改动，读者莫对号入座。

路北镇老庢地已是他人住处。

·弃婴·

我出生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农历二月二十七下午4点到5点左右，出生地在路北镇蚌家咀姚家。

我在姚家排行第二，前面有一个姐，姚家在当地虽不算富裕，但日子还算过得去。

母亲姓康，她希望生个儿子，谁知她连生两个丫头，失望可想而知，想用被子闭死刚生下的我，还想淹死我，夜里把我放在冰冷的湿地下不管不问。

老实的父亲害怕母亲，对我可怜，但没有办法。 母亲狠心吩咐父亲把只有九天的我丢掉或直接给人家。

寒冷的冬天，大风直吹。父亲用破絮把我裹住，用一个破篮子提到集市的老戏台上。

祖母刚出生就是被丢在这个戏台上被谭家抱回。

老实巴交的父亲在戏台边守了整整一天，有几个乡亲来看了看，但没有人想领走。

天渐渐黑了，街上一个好心的婆婆怕冻着我，劝父亲把我提回去，说万一没人要还可以送给别人家做童养媳。

父亲把我提回后的第二天就送到了镇上一个要童养媳的人家。

这就是谭家。

· 童养媳·

按乡下习俗，没满月的小孩不能从房屋正门进去。谭家想了个法子，就从土砖墙挖个洞从洞外塞进去。

我就是这样进了一个陌生的人家。

谭家十分贫穷，兄弟有三个，爹爹排行老二。我是给谭家老二做“童养媳”的。

谭家一大家人，生活糊口只能勉强过得去。

我长到五六岁时，就能帮谭家做点事了。

七、八岁的时候，谭家搬到县城去居住。

·捡麦女·

家里实在很穷，粮食不够吃，我经常带着比我小二岁的谭家老三到处讨饭，近到唐土墩，远到白潭河。

记得有一回讨饭到莲蓬湾，被人唤大狗追咬，年小的我和谭家老三骇得不要命地跑，我不小心摔一跤倒在水田里，浑身又是泥又是血。童年时，我经常和一些穷苦的小孩结伴四处捡谷捡麦，挖菜回家做饭吃。

在一群同样大的孩子中，我年龄虽然小些，但捡起麦穗我总是捡得又快又多。 有一个下雨天，我们几个同伙到十字路李家菜园偷摘扁豆，被主人发现追赶，我们跑到一堵齐胸高的土墙，纷纷爬墙翻过。我年小体弱，落在后面，慌忙爬墙跳下去把脚足伤了，坐在地下抱着脚痛哭。

好在园子主人有同情心，没有打我，还给一碗饭我吃。

为捡些过冬下饭的菜，我和幼时玩伴江东姐到建兴附近挖萝卜，大个的萝卜卖了换钱给家里，半个萝卜就带回做菜吃。

挖萝卜时，大家抢着挖，生怕萝卜被别人挖光了，又害怕人家发现追打我们。我的手鲜血直流，皮破肉烂，常常做一次这样的事，累得要死也骇得要死。

我是一个能够吃苦又能干的小孩，虽然是童养媳，出生低下，但婆婆爹爹总是夸我能干。

·丫环·

民国十八年，10岁的我跟婆婆、三爹到汉口四马路后湖，给人家洗衣服、补衣服、补鞋。

我和三爹穿着破衣破鞋，提蓝拿碗在大街小巷里四处讨饭，讨点饭捡些菜叶回来做烫饭吃。就这样做了一年又回到路北。

回来之前，在汉口曾有人劝婆婆把我卖人家，说既能让我过好点日子，又能减轻家里的负担。

我很害怕，哭着求婆婆不把我卖了，婆婆左右为难，最后没有把我给人。现在想想，如果当时婆婆把我卖了，谭家后来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十二岁那年，为了吃饭，家里送我到东门一个富人家当丫环，伺候叫华二小姐的，除了照看吃喝穿外，还要每天送她去上学堂，空闲还要做扫地、洗尿片、到马桶一些杂活。

华二小姐当时比我大二岁，送她上学要从东门到学堂。路远，遇上下雨，还要我背她。有回下大雨，我背着比我高比我重的二小姐，过流水沟，倒在沟里，我全身湿透了，二小姐在我背上，衣服一点没有打湿弄脏。回家后，华家二奶奶罚我跪在地下。

好在华家的人还算和善，只要你卖力肯做，饭还是让你吃饱。吃饭时我们下人是不能上桌吃的，只能在侧屋和下人们、大师傅一起用饭。

在华家做丫环二年里，华家只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即是一件白衬衫，荷花条子裤子。仅仅端阳节我穿了一天，后家里没有钱买米，把我那套衣服押在殷面头的当铺换三角二分钱。后来没有钱去赎回衣服，只好由当铺把衣服拿去了。

·面食铺·

从汉口到县城后，全家搬到流水沟江东姐婆家寄住。房窄人多，只有打地铺，没有灶，爹爹把旧军队开差留下的铁桶打了个灶，过起了十分简陋的日子。

当时谭家老大正在人家学裁缝，赚的钱很少拿回家用。他讲究穿，曾娶一个姓刘的女人过了四、五年，后来那女人偷偷跑了，没有留下后代。

谭老二在民国二十五年学完红白案满徒回来。 回来后，谭家又搬到青棚街一个姓苗的人家寄住。

谭家开了个油条铺。没有本开张，向人家贷伍元作开张周转。

谭老二的手艺好，能做白案、红案，特别是白案品种很多:有油条、锅块饼、狗脚、麻花、包子、卷子、馒头、酥油饼，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厨师手艺人。 花样多、料又足、很好吃，买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名声很快传开了，生意十分兴隆。

生意好，全家进行了分工。爹爹和我帮和面做饼，谭老二主做和面、油炸、收钱，一人有理有条，很能干。东西做好了，谭老大挑着担子到乡下洲上和县城郊区去卖，谭老三提着蓝子在城内叫卖。

谭家就这样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

·结婚·

民国二十五年的秋天，我结婚了。那天，我第一次穿了一件暖和的棉袄，还是大红色，很好看，下身是绿棉裤，脚上穿一双红绣花鞋。

衣服是谭老大做的，鞋子上的花是婆婆绣的。我穿的秋衫是用装面粉的白袋子做的。

用面粉袋改成内衣是谭家的发明，后来到了谭家第三代，还习惯用面粉袋做内衣。

谭老二结婚时穿着灰色长袍，头戴礼帽，过去结婚的人都这身打扮。我们没有象现在的电影里身上披着大红花，但俩人胸前都佩戴着圆形的小铜镜，说是能照“四眼人”，避邪。

结婚用的家具只有两口旧柜子，其余的桌子、凳子都是借陈家用用，装装门面，用完还要给人家。

我和谭老二的感情谈不上非常好。我从小就抱到他家，小时候一起玩一起长大，应该说是青梅竹马，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谭老二跟他师傅学徒时，与师傅的大女儿产生了感情，往来得很密切。

那是个老姑娘，三十岁死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后来爹爹不要我，要跟那女人，遭到了我婆婆的反对。谭老二还是听他母亲的，后来他与那女人断了往来，这才跟我结了婚，那年我17岁。

·姚家找到了我·

自我九个月从姚家抱给谭家做童养媳，就一直与姚家断了往来，直至我们搬到县城后，姚家只知道我也到进城，但不知道我究竟住在哪里。

结婚那年我们住在青棚街开面食铺，面铺正对着马路，当时经常看见路过的许多兵、人力车和商人，青棚街路虽然不充，但很热闹。

曾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面食铺门前常常有一个穿长袍的男人向里边张望。他只是在远处张望却不上来说话，后来他问我的公公姓氏以及祖籍，这才知道遇上了亲家。

原来，那穿长袍的男人是我的生父，十七年不见，我们父女俩相互不认识，父亲是凭我象我姐的原因才注意到我的。

原来我父亲是从乡下来县城打官司的，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姚家兄弟，长了大肚子病，看上了一家女子，那女子家嫌他有怪病不答应这门亲事，无奈兄弟带人上门抢亲，那女子逃到乡下亲戚家。

逃亲的女人家里人烧着了大草堆，说是兄弟干的，告到了县城，这才有了我与父亲相见。

父亲说回去后叫我弟姚有田抬轿接我回娘家住一段时间，不久后果然来了轿子。那场官司据说是姚家赢了，因为那女子家人没有道理。

我的父亲对我还是不错的，母亲康氏很不喜欢我，我长那么大，她没养过我，没给我买任何东西。

不是因为姚家穷，那时姚家有很多田地，还请了长工，算是富农出身。

我的姐出嫁时光衣服就有108件，可以看出当时的排场和富有。姐夫年青时在新四军里当会计，是个革命人。

同是姐妹，两种不同的命运，两种不同的待遇，使我对姚家没有什么感情。

·日本兵来了·

在民国二十七年日本兵来了。

当时炮打到大码头，日本人的飞机只要到了汉口和附近，城里就有警钟响。飞机丢炸弹炸停在大码头国民党的军舰，还炸了城里的监狱，死了很多犯人。

城里的人都跑到乡下去躲，丢下很多东西来不及带走。

当时，我的大女儿半岁了，那天日本人来时，我们一家正吃中饭，吃到一半响了警钟，碗也来不及捡，全家跑到路口乡下。我们跑的时候只挑了一担东西，开面铺用的都丢下了。

一个月后，爹爹想进城里看面食铺里的情况，到了东门城门口，有日本兵站岗检查。爹爹跪了半天，还挨了耳光，进城后才发现家里什么也没有，家俱都被烧光了。

大年初一，日本兵也到了路北街上，我们和乡里人都跑到远处树里躲。日本兵不敢再到远点地方去搜，因为他们怕新四军游击队，说他们是“匪”。

日本兵到外杀人放火，抢东西，抓到年青人就送到城里县衙，当时是他们的“红部”（音）。用刑拷打，要犯人家属用钱来换人，拿不出钱的，就当“匪”杀了头。

日本兵经常来，有天中午，放哨的松了警惕，等喊日本人来了，几十个兵已经到了门口。端着雪亮的刺刀，他们到处提鸡捉鸭，抢东西吃，遇到年老的就打，遇到年青的就抓。

有二个日本兵提着枪闯进我们家里，婆婆骇得要死，颤抖地坐在装钱的桶上，我躲在她身边不敢作声。爹爹跑不及爬到床底下，前面用木桶木箱杂物挡住，大气不出。

日本兵先打开一个柜，看见里面有两个老鼠，就用刺刀去戳，老鼠跑下去溜到床底下，正好是爹爹藏身的地方，日本人员叽哩呱拉用刺刀瞎戳几下，见没有动静转身来到院子里。

日本兵没有为难我和婆婆。把只有二岁的大女儿抱在身上逗她，用鸡蛋放在火钳上烧熟，然后剥给她吃。

抱女儿的日本兵嘴里不知说些什么，奇怪的是他还哭了，流了一脸的眼泪。

后来我们猜想，这个兵可能是思念日本家里的小孩。

一场惊虚，终于平安过去，那会儿我真担心日本兵把女儿抱走了。

·生子·

日本兵总是突然地来，搅得四周很不安宁，老百姓简直搞怕了。

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初五晚，正是大热天，月亮雪亮亮的。老

爹爹和谭老二在院子里乘凉，我和婆婆在屋里，我正在发生。

没有请医生也没有请接生婆，大女儿也是这样生下来的。子时，我生下了一个男孩，脐带绕着脖子，我用手把脐带解下来，婆婆把孩子放在水盆里洗了干净。

这时，老婆婆到门口细语唤爹爹，告诉他生了儿子（这时用细声是怕月母子鬼来了）。想不到稻场上乘凉的人听到后以为又是日本兵来了，一下跑得精光，湾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人。

第二天，有人来打听情况，才知是生了儿，一时当成玩笑，来吃油条时他们说：“以为是日本人来了，原来是你家里的小人出来了”。生了儿子全家欢天喜地，谭老二也自然高兴。

日本人打不过国民党和新四军联合的部队，在民国三十四年投降了。

又过了几年，我们家买了几斗田给湾里人种，没给工钱，收的谷子留三分之一下来。

解放后田都收去归了公，后又分给每户人家，我家也有一份，可是谭老二说不需要，说有手艺不怕没饭吃。

·解放·

日本人投降后也确实受了很多罪。他们缴枪后四处打工帮人家做事，为混口饭吃，死了很多人。后来日本人都走了，听说是送回他们自己的家。

记得在儿子谭小祖六、七岁时的一天晚上，路北街上来了很多兵，他们叩每家的门叫起来点灯烧开水，说他们是解放军，是好人的兵，不打人不抢东西。尽管我们都害怕，但还是照他们说的做，果然，那些兵没有对我们怎么样。

解放军的人很多，过了整整一晚上，天亮开进城里，国民党的部队都跑到山里去了。

解放后，我们家还是做油条面食，当时路北街上有十几家油条铺，但谭老二手艺好，炸的东西又香又酥,所以每天我们最先买完，人家的油条等我们卖光后才卖得动。

我一边养儿子，一边在家做饭干家务事。

谭老大的裁缝铺也开起来。

谭三爹在日本人来之前（民国27年）被抓了去当了壮丁。当时每家都要一个去国民党部队当兵的，谈家有三兄弟又正是壮年，肯定要去一个。最先要谭老二去，保长说不去就得交三百块钱，尽管做好菜好酒他吃也不行。

那时我们还住在城里青棚街的一户姓方家里，正好方家姑娘给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连长做小老婆，由她引荐去做了连长的勤务兵，这样谭老三就顶替谭老二当了壮丁，一去几十年。

我的大女儿五岁时得天花死了，我非常痛苦，甚至得了病，总想自己抱个人家的姑娘养着（自生了儿子后我再没有生产过）。

这时正好姚家远房亲戚孙氏生了一个女儿，见我有此心，也有意把女儿给我们。就这样，不满两岁孙家的小女儿来到了谈家，她就是谭小兰。

·儿子进学堂·

儿子谭小姐七、八岁的时候，进了公家办的小学堂。当时教书的很有水平相，过去解放初期教师是人人敬佩的职业。

小学堂在古戏台的对面庙里，不论是富人的孩子和穷人的孩子都能进去念书。

小祖小时很聪明，性情虽然乖僻文静，但有时还是很顽皮的。当初小祖他爹谭老二和我们送他上学，并没有指望他能出人头地，只希望他将来能进城找个称心的工作就顺了我们的意。

学堂里经常传出孩子们读书的声音，大概有四、五十个学生，很整齐。

老百姓这时候也认识到读书是孩子的出路，因为历代的读书人只要用心读书一定能有好报应的。 小学毕业时考县里中学，全路北只有四个学生考取了重点中学，这四个学生的家长的脸上很光彩，人们都夸他们的孩子有出息，因为他们的孩子不象落选的孩子那样要留在农村，甚至会一辈子种田。小祖很争气，因为他是这四个学生里的一个，谭家似乎有了希望。

我们又是喜又是怨，喜自然不说；怨的是小祖那时才12岁，自己很难照料自已，在家里什么事都不让他做，也轮不上帮忙，突然自己到那么远的地方，担心他能过不惯。

谭老二和我都不情愿小祖离开家。学校的老师来做工作，劝我们为孩子的前途着想，几次劝说后，我们只好让他进县城读书。

来县城读书要钱买衣买被。家里钱不够，只好把唯一的一头拉磨的驴子卖了五、六十元钱，连床帐被子、一口箱子和报名费，还做了一套兰卡叽学生装。

上县城，谭老二挑着担送小但到城北中学。小祖和同学住集体宿舍，晚上解小手以为还在家里，竟然叫娘。

谭老二带去吃的东西，他都分给同学吃，人缘肯定是好的。 读了一年书，由于小祖年小经常想家想我，偷着哭要回来，无法子，只好打了休学证，回家跟他大伯谭老大学裁缝。

小祖聪明，学什么会什么，他白天在大伯那里帮工缝衣，不要一分工钱，很卖力又很勤快。

同年，谭老大娶了个女人，我叫她嫂子。嫂子对小应不怎么亲，象是当帮工的人，帮这做那。小祖冬天手冻得象个包子也不心疼一下侄儿。

每逢到了星期六的下午，放学的同学三三两两从门口经过，小祖怕丑就躲在缝纫车下面。当时他从县中学回来时我们就劝过他，叫他以后不要后悔，并说同学个个骑钢子车（自行车）、戴手表、有好工作，会让他欠的，但他没有想到做了一年学徒后悔了。

谭老二又把他送到了县中学。为这，谭老大还很不高兴，责怪我们不把孩子留在身边。其实，小祖走了，他就少了一个得力的帮手，自然有想法。

小祖去县中学后，女儿小兰也跟谭老大学了一段时间的裁缝，后来小兰也到县城的农具厂工作去了，这又引起谭老大和嫂子的不高兴。

假如当初小祖留在谭老大身边继续做裁缝，路北街上就会多了一个做衣服的，也就不会有现在小应和他取得的成就。

我的童年和祖母一起度过。

凯凯1993年记于八卦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