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复旦大学顾晓鸣教授主编的《中国的智慧》丛书，以文化普及的形式，立足于从哲学、数学、文学、生活等方方面面来探讨中国文化中的智慧因子。其中，时为复旦大学古籍所讲师的邵毅平撰写了《中国诗歌：智慧的水珠》《洞达人性的智慧》两本小书，分别从古代诗歌、小说两个维度上予以考察，将二者与西方、日本等他者文学文化进行多方位比较，以晓畅而不乏深刻的文字，阐述属于中国文学的独特美学特色、时空观念以及人性智慧。
两本小书出版后，在海峡两岸读者中颇受好评，曾于2008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近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三版。迄今三十多年过去了，邵毅平本人已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两本当年的小书读来却依然饶有趣味、予人启示，揭示着那些超越时代的永恒符码。借三版之际，特与邵毅平老师探讨了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的一些问题。
中国诗歌是从日常中发现美
书乡：这两本书读起来和一般的古代文学评论非常不同，作为《中国的智慧》丛书中的一部分，您当初是如何从这个特定角度，去思考中国诗歌和小说的呢？
邵毅平：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线性的文学史来进行，另一种就是单篇作品的鉴赏。我当初写两本书的时候，确实考虑过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好地把古代诗歌、小说中的人性和智慧揭示出来。所以在诗歌这本中，是按照诗艺篇、时间篇、空间篇、自然和超自然篇等主题的结构，分门别类来鉴赏和探讨的。而在小说这本中，考虑到中国长篇古典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相关的研究和鉴赏有很多了，但是像“三言二拍”那样的短篇小说，当时谈论得比较少，所以就想从短篇小说入手来做。“三言二拍”有将近200篇，我就专门处理其中我自己读起来觉得对人性有揭示、比较有意思的那些篇目，把每一篇中最能洞达人性的闪光点找出来，再分门别类，用12章来探讨其中所表现的人性的智慧。这种结构在当时自以为是开创性的，后来好像也没看到其他人用过，目前来看，过了30多年还没有过时。
书乡：关于中国诗歌，我们以前可能更多是从审美上来欣赏，很少从哲学层面来总体性思考其中的人生观、时空观，而您在书中对此进行了非常细致、令人信服的梳理和阐发。如果让您来总结的话，中国诗歌核心的意识是什么？
邵毅平：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从凡俗的日常世界中发现美。具体地说，它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对比西方诗歌，从荷马史诗开始，就有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哪怕是非宗教的，也有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而在中国诗歌中，永远只是人的世界，而基本没有神的世界，其智慧的核心全部围绕现实生活和社会、自然的方方面面，诗歌所有的内容、情感都围绕着这些，这一点是其非常重要的特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诗歌反映出的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也是现实的，人们在季节的变迁中感受到生命的流逝，在时间的流逝中把握历史的发展，从而意识到自然和人生的对比，自然是永恒的，人生是一去不复返的。也同样是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了非常浓烈的乡土观等等。
书乡：的确，这本书有鲜明的比较文学思维方式，您会在观念、风格、文字韵律等各个层面将中西方诗人诗歌来进行对比，因此感觉这本书也很适合给那些想总体了解中国诗歌的外国读者看。您为什么会选择采用这样一种对比框架来写作？
邵毅平：俗话说，认识自己要借助别人的眼睛，如果没有他者的眼睛，我们也不容易看到中国诗歌的特色。比如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中国诗歌经常运用自然的意象来传情达意，而西方诗歌往往是直接抒发感情的。像李清照的《声声慢》，运用了雁、黄花、梧桐等意象来传递情绪，而法国诗人克洛代尔把它翻译成法语，就变成了“绝望，绝望，我的心充满了绝望”这种抽象的呼喊。还有中国古诗可以不通过语法联系，直接把意象排列组合起来就能够传情达意，以及它所具有的短小、平仄、对偶等特色，如果不通过与其他文化的诗歌比较，我们就不容易看清楚。所以正如你所说的，这本书也很适合西方的读者来读，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关注，使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诗歌的独特风貌。
书乡：除了文化背景迥异的西方，您还会将中国诗歌与文化、情感更相似的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相对比，从中更发现一种“精微的差异”。具体说来，这种差异是什么呢？
邵毅平：这主要是因为我曾经有段时间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学，所以对它的传统诗歌也稍有了解。通过与之对比，我们既可以看到东亚跟西方之间整体上的文化差异，也可以看到东亚各国的文化本身之间也有微妙的差异，这样可以使我们对中国诗歌的理解更加全面和立体化。
比如书中谈到中国诗相对于西方非常短小，有着大量运用意象来传情达意的特色，同时也引入了日本的和歌俳句来加以对比。和歌俳句比中国的格律诗还要短小，而且也同样重视从自然与生活中采用具体的意象来表现诗情画意。但通过比较，我们能体会到中国诗歌内容的含量和质量应该是更重一些的，而和歌俳句则更偏重于刹那间的审美和瞬间的感受。但我们也说明了，这种比较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而是各有千秋的。更何况日本的和歌俳句也受过中国古诗和文化的强大影响，所以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也是可以有可比性的。
西方诗歌在20世纪初从传统的十四行诗、格律诗中解放出来，创造新诗体的时候，日本的和歌俳句、中国的古诗都对其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比如像意象派诗人庞德的《在地铁车站》那种诗，就是努力从东方诗歌中学习运用意象的方式，使得西方诗歌从原来的叙事说理转向用具象来表达，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刺激。而我们中国的新诗则是反过来，想要摆脱传统诗歌的束缚、创造一种新诗体的时候，又去学习西方的现代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很典型地体现了文明互鉴的这样一个过程，东西方都不是墨守成规的，而是不断地从域外汲取营养，获得自身诗歌的革新和进步。
书乡：我们经常会在古诗中读到某种纠结、怅惘的情绪，一方面在现实中郁郁不得解，另一方面又在努力超越现实（哪怕仅是自我安慰），一方面向往权力，一方面又渴望隐居，一方面怀疑天命神鬼，一方面又宁可信其有等等，既矛盾又有种清醒。我们通常会用诗人个体的“知人论世”来解读，但从书中讲到的东西方的不同宗教哲学理念来看，这种独特的复杂性根本上是从何而来？
邵毅平：这种复杂性确实有一个根本来源，那就是中国诗人基本上不信宗教，也没有来世的观念。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他们内心深处的理智与现实感，以及由中国文化传统培育起来的人本主义精神，妨碍他们投入宗教的怀抱。所以在面对人生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一事实时，中国诗人在现实中向四面八方寻找着解脱之道，有各种各样的挣扎，比如想要获得不朽功名、想要追求长生不老、想要占据权力宝座、想要顺应自然等等。他们在面对死亡恐惧时得不到有效的宗教安慰，只能赤手空拳与之做正面的肉搏，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种种矛盾。
中国古典小说写人性不输西方
书乡：《中国小说》一书也引用了大量海外汉学的成果，而且还介绍了日本及西方对一些中国小说的改写，读起来很有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改写，中国古代小说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广泛的世界读者？
邵毅平：日本古代受到中国文化非常强大的影响，既引进了中国诗歌和散文，也引进了中国的小说，所以日本江户时代对于中国小说的大量改写，其实是中国文化强势影响的一个表现。而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古代小说也有一些引进和改写，比如说伏尔泰对庄子故事的改写，还有一些西方作家对“三言二拍”里某些故事的改写等。但这跟日本的情况不一样，是西方作家对于中国文学产生好奇的表现。从质和量两方面来说，中国古代小说在西方的影响没有在日本、朝鲜半岛、越南那么大。
当然，无论是日本还是西方，对中国小说感兴趣的共同点还是其中有吸引他们的东西，有某些人性相通的东西。比如法国汉学家苏烈穆郎由一些中国古代小说改写的《中国爱情故事集》，就是看到了其中反映人命运的突然改变等因素，这些对他们来说也是能够理解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西方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和改写还是有限的，跟我们对西方文学的译介相比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
书乡：您对中国小说的分析借用了诸多西方的现代理论，也对照了许多西方文学中的情节与人物形象，让人看到人性根本上的各种普遍、永恒共性。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小说长于情节而短于心理描写，但从书中列举的诸多篇目来看，实际并非如此。在您看来，在刻画人性的具体深度上，古代小说到达了什么样的水平？
邵毅平：张爱玲曾经说过，在18世纪以前，中国文学其实是处于世界文学前列的，产生了《金瓶梅词话》《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的经典长篇小说，但是到了19和20世纪，欧美文学超到前面去了。其实短篇小说方面，“三言二拍”的水准也绝不逊色于同时期的西方文学。《中国小说》这本书是从“人性的枷锁”“存在的荒谬”“愿望的喜剧”“心理的黑洞”“好人的报酬”“恩仇的世界”“犯规的乐趣”“他人的地狱”“人际的宿命”“男人的困惑”“情欲的深度”“作者与读者”这12个方面来探讨人性的，通过具体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小说家在很多方面已经能够用非常深邃的眼光来洞察人生的复杂本质。比如，柳毅救龙女纯粹是见义勇为吗？杜十娘为什么有了百宝箱还要自沉？我们真的有资格嘲笑严监生死前伸着的两根手指头吗？这里面细究起来，对人性的洞察和刻画都是非常有深度的。所以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小说至少在18世纪以前，在洞察和刻画人性的深度上，并不输给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的小说。
书乡：古代小说透露出很多人性的弱点，比如贪婪、嫉妒、蒙昧、无法控制的欲望等，让人感到悲哀而无能为力，但您又提到，之所以能洞察人性，依赖的也正是人性本身的光芒。所以总体而言，您对人性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
邵毅平：可以说是既悲观又乐观。因为从人性本身来说，人是从动物发展而来的，带有种种原始本能的问题，很多时候确实让人悲观。但同时人又发展起了文化和文明，创造了文学和艺术，让我们借此照镜出日常生活当中无法看到的人性的各种侧面，促使我们对人性的弱点进行反思和洞察。在这样的时候，我对人性还是乐观的。
书乡：书中谈到因果报应、命中注定这样一些贯穿在中国小说中的逻辑，西方悲剧文学也是建立在不可违逆的命运基础上的，这两种逻辑本质上是一样的吗？
邵毅平：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般都认为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微弱的，个人的命运总是受制于某种无法抗拒的外来压力，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生活。从这一点上来说，传统中国的“因果报应”“命定论”这些观念和西方的命运观的深层逻辑是一样的。反映在文学当中，西方产生了古希腊悲剧，中国也产生了相应的一些文学作品。比如有部长篇小说叫《醒世姻缘传》，里面主要写的就是夫妻关系是前世注定的、有因果报应的等。问题只在于，同样是表现命运和因果，是牵强附会的，还是把它写得非常有说服力，这根据作家的写作水准而决定。只要不是牵强附会，不是机械地把因果一一对应起来，而是把它看作人际关系的能量守恒定律的话，其实是有其道理的。就像人人对别人笑脸的话，自己也会收获笑脸；人人对别人恶意的话，自己也会收获恶意。
书乡：您解读小说时，往往在小说表面的意图下又分析出隐藏的意图，比如作者对“恶人”表面的批判和潜在的羡慕，男性对“妖女”表面的贬抑和潜在的被吸引等，构成了内在的张力。该如何去领悟小说家背后的真正意图？这种矛盾是否说明，古代小说家内心尚未，或不愿完全正视真实的人性？
邵毅平：作者受自身道德观的影响，有时会说一些大道理，但是作为艺术家，实际创作的时候，又往往会超越这种道德观，而且越是好的小说家就越是会超越，这一点无论中外的小说家都是一样的。比如《金瓶梅词话》一开头，作者就讲了一通大道理，但是小说实际上完全不受这些大道理的束缚。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本意是要谴责这个女人的，可是写着写着，就写出了令人同情的真实女性。道德观是根据不同的地方和时代一直在变化的，是不稳定的、动态的，但人性是稳定的，所以真正的艺术家，肯定更关注人性的表现，而不是暂时的道德观。只要我们记住了人性永远是丰富的，比任何一时一地的价值观、道德观更丰富，那我们读小说的时候，就应该以此去理解作者，有意识地去考察作者是不是能够冲破他所身处时代道德观的限制，去探索人性的要求，表达出真实的人。越是能够这样做的作家和作品，就越是有价值的。在中国古代小说当中，这样的作品其实是很多的，从“三言二拍”到《金瓶梅词话》《红楼梦》《儒林外史》，一直到现代的鲁迅、张爱玲、沈从文等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把古典当做活着的东西去看待
书乡：关于中国诗歌中的时间观，感觉中国诗人普遍有一种“忧患感”，面对美好的事物，往往想到的是它不长久，随时可能失去，所以反而会感到苦涩和伤感。您在书中称其为一种“在尽情享受眼下的快乐的同时又保持智者的冷静的人生态度”。联想到现在网上大家总批评说东亚文化太紧张焦虑，不会放松享受快乐，但读到这部分时突然意识到，本质上这或许是某种根植在中国文化中的本色。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邵毅平：中国人的人生观一般是现世的，因为没有对于来世的信仰，所以觉得眼下时间珍贵，要抓紧，人生的每一步都要安排好。但中国诗歌所体现的古代文化，总体还是一种农耕的文化，节奏是缓慢的、循环的，也是急不得的。现在大家说的这个社会氛围，应该主要还是由于现代化、工业化以及科技的发展等，使得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没有很多的闲暇。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更需要我们回到传统文化，回到农耕时代所产生的那些诗歌，那些诗歌可以给我们带来平静，同时也启发我们，人生不总是只有竞争的，同时还有很多美好的享受和放松的一面。
书乡：您在书里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热爱生活的民族之一，中国诗人是世界上最善于表现对于生活的热爱的诗人。对习惯了现代都市生活的人来说，读到这里也许会有一丝震动，被唤起乡愁。您觉得从中国诗歌中，我们如今可以得到哪些对于过好现代生活的启示？
邵毅平：阅读中国诗歌，至少有两点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一是中国诗歌对于自然的态度相当友好，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喜欢在节假日到自然中去放松自己；另外一点，因为古代是农耕生活，没有那么太讲究时间，这种生活在古诗里面表现得非常诱人，也令很多现代人向往，只要有时间就会去住在农家民宿里，享受一下田园生活的乐趣。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阅读古诗也能够成为一种解压的工具吧。
书乡：我们已脱离了古代社会，那么作为现代中国人，应该用何种眼光、何种视角去解读领受中国诗歌与小说这份古典遗产呢？
邵毅平：对于古代文学作品，我们其实可以抱持同情心、同理心，将其作为现代的东西来看待，不要把它们作为已经死去的，而要作为还是活着的东西来看待。古代文学作品当然有许多的局限，但就像刚才说的，好的诗人、小说家能够超越时代的种种限制，写出真实永恒的东西。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忽略那些过时的观念，直接去领略欣赏其中跨越时代的共同的美、共同的人性。
当然，我们也不要完全拜倒在古典文学遗产的脚下，作为现代人，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古代不一样，人性的表现也会不一样，所以文学永远需要去开拓新的领域，探索人性的新的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