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主要用樽盛酒。汉诗中常提到樽，如“堂上置樽酒”（《相逢行》）、“清白各异樽”（陇西行》）等等。汉代酒樽之实物存世者尚夥，汉画象石所见饮宴场面，盛酒的器物也多用樽。王振铎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作出了汉画象石中酒樽的集成图，【2】更使读者得以一目了然。樽作为主要的盛酒器的情况，一直继续到唐代前期，所以唐人诗中也不乏如“相见有樽酒，不用惜花飞”；“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之句。需要说明的是，唐诗中提到樽，一般并非泛泛地拟古之语，洛阳16工区76号唐墓所出螺鈿镜及日本正仓院所藏唐金银平文琴上所表现的饮酒场面中，都能看到盛酒的樽（图一），这些樽都是当时的实用之物。在上述螺钿镜上的图纹中和酒樽一同使用的还有饰以圆涡纹的玻璃杯，这类杯子纵然不是从西方输入的，至少也可以认为是西方玻璃器的仿制品，【3】在当时，要算是非常新颖珍异的用具了；因之，和它配套的樽，当然也不会是已经退出现实生活的古董。中唐以后，虽然盛酒器出现了新的品种，但晚唐孙位《高逸图》中的人物还在用樽，足证用樽盛酒之习俗在中唐以后尚相沿而未尽替。

图一：洛阳出土唐螺钿镜上用樽勺、胡瓶和玻璃杯饮酒的人物

本文起语中提到近代意义上的壶类，这是指接近近代茶壶、酒壶式样的、大腹、装管状流的有把手（或提梁）的容器。唐以前，自殷周时代沿袭下来的壶的传统形制却并非如此，两者最主要的区别是传统的壶没有把手和管状流。因此汉诗中如“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辛延年《羽林郎）；晋诗中如“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陶潜《游斜川》）；唐代前期诗如“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李白《月下独酌》）等句所说的壶，都应和近代意义上的壶不同。不过唐代盛酒的容器除酒樽之外还有一种胡瓶，上述螺细镜和金银平文琴的图纹中在酒樽之旁都摆着胡瓶。这类胡瓶的造型应源于萨珊，【4】而它却是有把手的；如再装上管状流，那就和后来的注子以至于近代的壶差不多了。有人主张酒壶即来自胡瓶。明·刘元卿《贤奕编》：“今人呼酌酒器为壶缾。按《唐书》太宗赐李大亮胡缾。史炤《通鉴释文》以为汲水器。胡三省辨误曰：胡缾盖酒器，非汲水器也。缾、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劝醻者亦日胡缾。然壶字正当作胡耳。”刘元卿之说虽不尽符合实际情况，而且后来酒注的出现，从形制上说，也不能认为是自胡瓶演变而来；但就习俗而言，盛酒器之所以由樽向酒注过渡，胡瓶可能在当中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真正装有管状流的酒注出现于中唐时，宋·李济翁《资暇录》说：“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虽数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无遗滴。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盖、觜、柄皆具。太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日偏提。【5】论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碍而屡倾仄。今见行用。”因之在中唐以后，有些注子是用来盛酒的，应定名为酒注。但是，《资暇录》中还提到茗瓶即茶瓶。那么，茶瓶和酒注是怎样的关系呢？是先有茶瓶还是先有酒注呢？这是本文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有必要先简单地回顾一下我国饮茶方法的演变过程。

我国饮茶法的演变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汉至六朝的粥茶法；第二阶段是唐至元代前期的末茶法；第三阶段是元代后期以来的散茶法。在粥茶阶段中，煮茶和煮菜粥差不多，有时还把茶和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等物煮在一起，也就是唐·皮日休《茶经·序》所说：“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蔬而啜者无异也”；明·陆树声《茶寮记》所说：“晋宋以降，吴人采叶煮之，日茗粥”之浑烹的茶粥。唐以后，此种较原始的饮法渐为世所不取，饮茶法进而变得十分讲究。这时贵用茶荀（茶籽下种后萌发的幼芽）、茶芽（茶枝上的芽），春间采下，蒸炙捣揉，和以香料，压成茶饼。饮时，则须将茶饼碾末。但碾末以后的处理方法在唐代又有两种。一种以陆羽《茶经》为代表，他是将茶末下在茶釜内的滚水中。另一种以苏廙《十六汤品》为代表，他是将茶末撮入茶盏，然后用装着开水的有咀（管状流）的茶瓶向盏中注水；一面注水，一面用茶筅在盏中环回击拂；其操作过程叫“点茶”。在第二阶段的初期以后，此法比陆羽之法更为流行。唐诗中，有时还看到描写在釜中下茶末的句子，如“松花飘鼎泛，兰气入瓯轻”（李德裕《忆茗芽）；“铫煎黄蕊色，椀转麹尘花”（元稹《一至七言诗》）。而在宋诗和元代前期诗中，一般却都描写在碗中点茶的情况了，如“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苏轼《试院煎茶）；“黄金小碾飞琼屑，碧玉深瓯点雪芽”（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之七》）等句。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并明确地说：“《茶经》以鱼目、涌泉、连珠为烹水之节。然近世?茶，鲜以鼎镬，用瓶煮水，难以候视。”可见在宋代多用《十六汤品》之法。北宋中期以后，末茶法进人极盛时期，所谓“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造其极”（大观茶论》）。这时丁谓、蔡襄等大官僚在福建制造的茶饼叫龙团、凤团，一枚值黄金二两；另一种叫作“北苑试新”的茶饼，一枚竟值四十万钱，豪奢已极。但因自唐以后，“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6】民间虽然不用价格如此昂贵的龙、凤团，却也掺上米粉或薯蓣粉压茶饼，所以烹点的方法也大致相同，茶瓶的使用也愈加普遍。

茶瓶又叫汤瓶，因为它里面盛的是开水。而在盏中下末之后，注汤点茶过程的完善与否，对茶之色味关系很大。《十六汤品》说：“汤者茶之司命，若名茶而滥汤，则与凡末同调矣。煎以老嫩言者，凡三品；注以缓急言者，凡三品；以器标者，共五品；以薪论者，共五品。”其中特别提到使用茶瓶时应注意之点：“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颤臂亸，惟恐其深，缾咀之端，若存若亡，汤不顺通，故茶不匀粹。”这和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论茶瓶的一段话很接近。那里说，茶瓶“宜金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害利，独缾之口咀而已。咀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咀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从其叙述中不难看出茶瓶在点茶过程中的重要性。宋徽宗认为茶瓶宜用金银制作，自是皇家贵胄口气。《十六汤品》则以为“贵欠金银，贱恶铜铁，则瓷瓶有足取焉。幽士逸夫，品色尤宜。”又说：“无油（釉）之瓦，渗水而有土气，虽御胯宸缄，且将败德销声。谚曰：‘茶瓶用瓦，如乘折脚骏登高。’”实物中所见，茶瓶也大多是瓷的，金、银、陶制的都很少。目前能够直接确认的唐代茶瓶是西安太和三年（829年）王明哲墓出土的一件，【7】其底部墨书“老导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此器腹部圆鼓，盘口，肩上出短流，施墨绿色釉，基本上符合《十六汤品》中对茶瓶的要求。与此相类似的容器，即一般称为水注者，就西安地区而论，约在武则天时已经出现。【8】就长沙铜官窑发掘中所见，这里的一种短颈，器身较直，口部略呈喇叭形，肩上装多棱短流的注子，其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些。【9】而斟酒用酒注则是中唐以后的事，所以上述早期注子大都系茶瓶。这也就回答了是先有茶瓶还是先有酒注的问题，看来是在茶瓶行使了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才开始用酒注的。并由于用注固然方便，但用樽勺亦不碍宴饮；这和点茶之必须用茶瓶不同，所以一直到金元时，还可以看到在酒宴上用樽勺。

从形制方面说，早期的茶瓶较矮，流也很短。晚唐时，茶瓶下身变瘦，造型已较前为修长。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成书的《茶具图赞》中画出的“汤提点”，是一只长身长流、口部峻削的茶瓶。传世宋画《茗园赌市图》【10】中画出了一群卖茶的男女小贩，担子上贴着“上等红茶”的标记，他们所用的茶瓶之流更细长，注汤时当愈加紧凑有力。不过这并不是说晚期茶瓶就没有短流的了，河北宣化辽·张世卿墓所出与黄釉茶托配套的黄釉茶瓶的流就很短，【11】其造型与山东费县出土金代茶具雕砖上的茶瓶【12】非常接近。足证短流茶瓶与长流茶瓶曾长期并存（图二）。

图二：茶瓶

1.“老寻家茶社瓶”；2.浙江宁波与托盏同出的唐越窑茶瓶；3.《茶具图赞》中之“汤提点”；4. 山东费县出土金“茶具雕砖”中之茶瓶

茶瓶的式样能初步辨认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茶碗的式样了。出土唐碗大别之可分两类，一类是高足的，习惯上称之为高足杯。第二类是圈足、璧状足或圆饼状实足的各种直壁、弧壁或折壁之碗。这两类杯、碗在古文献中又都称之为盏。在唐盏上尚未发现可供判断其为茶具的铭文。但1957年在西安出土了七枚银胎鎏金的茶托子，铸造的时间是唐大中十四年（860年），刻铭中自名为“浑金涂茶拓子”，【13】则此物为承茶盏之托盘（亦可称茶托、托子、盏托；如果说托盏，那就是指带托盘的茶盏而言）固无疑义。而这种茶托所承之盏应是上述第二类者，因知唐代之茶盏当属这一类型。

关于茶托的起源，唐·李匡乂《资暇集》中有一说，谓：“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楪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称便，用于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南宋·程大昌在《演繁露》中完全接受了李匡乂的说法，并进一步断定：“台盏亦始于盏托。托始于唐，前世无有也。”按李、程两说均有可商。关于台盏的问题，下文还要详细讨论；只就盏托而言，它的出现也要早得多。崔宁相蜀在建中时（780-783年），而西安大历元年（766年）曹惠琳墓已出白瓷盏托，其渊源更可追溯到唐以前。

在汉代，一般是把耳杯直接放在食案上，但也有少数例子在杯、后之下承以小盘。然而这些小盘内没有嵌纳杯足的托圈，不能把饮器稳定在盘子上，与盏托的功用尚不相同（图三）。真正的盏托出现于晋代。但考古发掘中最早报导的长沙雨花亭晋墓所出者与武昌何家大湾齐墓所出者，【14】大概都是灯或灯台，而并非盏托。试把它们和江西新千金鸡岭晋墓所出瓷灯【15】相较自明。不过长沙晋墓中确实出过盏托，沙子塘2号墓出土的一例是目前已知之最早的。【16】以后在南朝墓中发现的盏托就更多了，它们有的与盏成套出土，其形制与唐代的托盏相同，因而可以肯定是茶具。并且在南北朝时代，托盏多出于南朝墓，北朝墓中少见。这种现象当与此时南方饮茶而北方喝酪浆的风俗有关。《洛阳伽蓝记》卷三记有自江南北上的王肃、萧正德等人都好饮茶，而元魏贵族则嘲之为“酪奴”、“水厄”的故事；实物出土情况正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

图三：汉代带托盘的饮器

1.湖南长沙西汉墓出土带托盘石卮；2.山东曲阜东安汉里东汉画象石；3.山东金乡“朱鲔石室”东汉画象石

到了宋代，茶托几乎已经成为茶盏之固定的附件。这时茶托的托圈增高，有的托子本身就仿佛是盘子上加了一只小碗（图四）。出土的实物除瓷、银制品外，又有漆制的，《茶具图赞》中称茶托为“漆雕秘阁”，则当时的茶托应以漆制者为最适用。这是因为茶末用沸汤冲点，茶盏很烫，且无把手，故用托以便执取，而漆制品的隔热性能较金属和陶瓷为优的缘故。只不过漆托不易保存，所以在出土物中反而比瓷托及金属托少些。但在绘画中仍多把茶托画成漆制的，如河南白沙2号宋墓墓室东南壁所画送茶者，端着朱红漆茶托，上置白瓷盏。【17】河北宣化辽·张世卿墓后室东壁壁画中，在桌上摆着黑漆茶托，上面也放着白色瓷盏。【18】由于茶托的功用和造型都很特殊，所以与它配套的器物大抵皆为茶具。如山西大同元·冯道真墓墓室东壁南端绘出一用茶托端茶的道童，他背后的方桌上就摆着鼎形风炉、汤铫、茶筅、三个茶盏、三个茶托、两盘果品及一个带盖罐，上斜贴一纸条，墨书二字：“茶末”（图五）。其实即令罐上不写明盛的是茶，只要看到茶托，馀物也大体上可以从《茶经·四之器》、《茶具图赞》或《考槃馀事》、《遵生八牋》等书所列举的茶具中查对出来。

图四：茶托与茶盏

图五：山西大同元冯道真墓墓室东壁南端所绘道童进茶图

前面说过，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直用樽盛酒。酒不象茶末那样，下盏后必须用瓶注汤；所以对饮酒说来，酒注不是绝不可少的用具。并且早期之单件的茶瓶和酒注不容易分得开。长沙唐铜官窑出土的若干注子上有“陈家美春酒”、“酒温香浓”、“泛花泛蚁”等题字，【19】当是酒注，但其造型与“老寻家茶社瓶”却基本一致。所以只能从组合关系中去寻求其特点。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酒注上所题“酒温”一语。在蒸馏酒开始流行的元代以前，我国饮酒多预先加温，如《北史》记孟信与老人饮，以铁铛温酒；李白《襄阳歌》“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句中之铛，也应是温酒器。但温酒与烹茶不同，酒常用热水间接加温，在明·唐寅《陶毂赠词图》中还可见到将酒壶浸入炉上之水铫内加温的情形。所以斟到盏中的酒并不太烫，无须象喝茶那样，要端着托子举盏。然而这并不是说没有承酒盏之器。福建闽侯社武初唐墓出土的青瓷高足盏就带有器座。【20】这类盏早在山西大同南郊北魏遗址中已出土过，研究者认为是由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一带输入的，其中有一件腹部饰有童子收获葡萄题材的浮雕花纹，当与其原制作地点盛行的酒神节风俗有关，【21】因此这种盏系供饮酒之用。杜武高足盏既然与大同高足盏类型相同，所以也应是酒器。而且杜武盏的器座与《倭汉三才图会》卷三十一中画出的“酒台子”相同，应即《东宫旧事》所说的“漆酒台”之类；更可证明这是一套酒具。中、晚唐以后，高足盏渐少见，【22】五代顾闳中笔《韩熙载夜宴图》中饮酒的人用的盏则和陕西耀县发现的唐“宣徽酒坊”圈足刻花银盏【23】的形制相近；其承盏之器座也和上述杜武酒台不同，而象是在盘子当中凸起一小圆台，酒盏放在此圆台上。这套器皿应即《演繁露》中所称之“台盏”。台盏是酒具的专名，《辽史·礼志》记“冬至朝贺仪”中亲王“搢笏，执台盏进酒”；“皇后生辰仪”中大臣“执台盏进酒，皇帝、皇后受盏”。而且，台盏之为饮酒器还可以从和它配套的酒注多带注碗一事得到证明。注碗是温酒之具，《营造法式》卷十二“照壁版宝床上名件”条中，就把和带注碗之注子配套使用的杯叫酒杯。此外，这套器物之为酒器还可以从绘画中所见陈设此器的桌上或桌下，常出现小口长身的“长瓶”（也叫“京瓶”，即明以后所谓“梅瓶”）一事得到旁证。【24】长瓶是贮酒用的，安徽六安九墩塘宋墓出土的长瓶上有“内酒”二字；【25】白沙1号宋墓壁画中一人持长瓶，榜书“昼上崔大郎酒”；【26】内蒙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土城子出土元代黑釉长瓶，肩部有铭文“葡萄酒瓶”。【27】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中曾引用有关文献，详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证明长瓶确用于贮酒。【28】因此，当时是将贮在长瓶内的酒先倾入酒注，藉注碗内的热水加温，然后斟在台盏中饮用。所谓台盏，即与酒台子配套之盏。有关唐宋时代这套酒器的实物和形象资料见图六。早期的酒台较低，如《韩熙载夜宴图》中所见者；又浙江鄞县窑也出土过五代或宋初的低酒台。【29】辽宁北票水泉1号辽代早期墓出土的一件酒台更低，承酒盏之圆台甚至低于盘子的口沿；【30】不过这种造型可能受到另一类饮酒器——盘盏的影响。一般说来，辽宋后期的酒台都比较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山西忻县所出铜酒台【31】及高丽时代的银酒台【32】均用高足盏相配，反映出它们和杜武初唐台盏之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明代李伟墓出土的台盏，【33】则是在唐宋式酒具式微之后，在用执壶、盅、盘饮酒的阶段中，保留下来的前代旧制之馀波。

图六：酒注、注碗、酒盏与酒台

宋代的饮酒器在台盏之外还有一种盘盏。四川广元古墓湾宋石板墓内的浮雕中，和带注碗的酒注配套的酒盏放在浅盘里。【34】这种浅盘和上述酒台的形制显然不同。宋·曾慥《高斋漫录》：“欧公作王文正墓碑，其子仲仪谏议送金酒盘盏十副，注子二把。”此以浅盘承盏之酒器当即所谓盘盏。【35】盘盏和台盏一样，也在图像中和长瓶共存，并有以高足盏和浅盘组成盘盏之实例。如郑州南关外宋墓墓室西壁用砖雕出一桌二椅，桌上有带注碗的酒注、盘盏、小柜，桌下有长瓶【36】。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出土之盘盏，则用浅盘承海棠口高足盏，【37】它和上述忻县台盏中之铜高足盏的形制基本相同。至于用一般圈足盏与浅盘组成之盘盏，其实物在湖北麻城北宋墓出土过（图七），【38】辽、宋、金、元绘画中亦较常见。如北京斋堂辽天庆元年（1111年）墓出土木棺上所绘进酒之男子手捧盘盏；【39】宋·陈居中笔《文姬归汉图》中所绘者与之略同。又山西长治李村沟金墓墓室南壁东、西两龛内分别画出茶具与酒具。【40】茶具中有鼎形风炉、茶瓶、茶托、茶盏、合子、插于罐中的拂子和一个纸囊（《茶经》说，其中贮已炙之茶）；酒具中则有长瓶、玉壶春式瓶、樽勺和盘盏。而山西文水北峪口元墓壁画更有意思，此墓西北壁画女侍进茶，托盏和茶瓶都画得很清楚。东北壁画男侍进酒，这里出现了由长瓶演变而成的橄榄瓶、玉壶春式瓶、樽勺、盘盏和下酒的菜肴（图八）。【41】可见进茶和进酒是这时墓室壁画中常见的题材。而成套的茶器和酒器各成体系，互不混淆。只是单个的盏除高足盏可认为用于饮酒外，一般圈足盏尚不易确定其归属。比如景德镇湖田窑址出土的北宋前期圈足盏，有的在盏心印“茶”字，有的却印“酒”字，【42】可见茶具和酒具这时尚未从圈足盏中分化出各自专用的器形来。

图七：宋辽酒具中所见之盘盏

图八

到了元代后期，随着饮散茶和饮蒸馏酒之风的兴起，茶、酒具都发生了变化，茶托和注碗逐渐隐没不见了。散茶是将茶芽或茶叶采下日干或焙干后，直接在壶或碗中沏着喝，一般不羼香料，也不压饼、碾末。此法自元代后期开始流行，到明代就完全排斥了末茶法。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且明文规定禁止碾揉高级茶饼。【43】这样一来，连普通茶饼也随之逐渐消失。于是原先盛开水的茶瓶遂一变而为沏茶的茶壶。它虽是自茶瓶演?而来，但不仅用法不同，而且所加的开水也有别；点茶因为要求沫饽均匀，云脚不散，以便斗试，故三沸以上，便认为“水老不可食也”（《茶经》）。而在茶壶中彻茶，“汤不足则茶神不透，茶色不明”（明·陈继儒《太平清话》），所以要用“五沸”之水，才能使“旗（初展之嫩叶）枪（针状之嫩芽）舒畅，清翠鲜明”（明·田艺蘅《煮泉小品》）。不仅如此，这时由于在壶中彻茶，所以认为“若瓶大啜存停久，味过则不佳矣”（明·顾元庆《茶谱》）；所谓“大小之制，惟所裁给”的说法不再提了，而强调“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阁”（明·冯可宾《岕茶牋》）。又认为“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明·文震亨《长物志》）。明代制茶壶的名手龚春、时大彬等人就是根据这些标准，制出了一种紫泥小砂壶，它正是散茶阶段的产物。而近代茶壶之名称，也是到这时才定下来的。虽然如此，但这一名称之被社会普遍接受还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起初它曾被叫作茶罐，不仅口语中用，诗文中亦用之，如“青箬旧封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明·徐渭《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句中之紫砂罐，指的就是紫砂茶壶。而当茶壶这一名称传播开之后，茶瓶之名遂渐不为人所知。明·曹昭《格古要论》说：“古人用汤瓶、酒注，不用壶”，这话的前一半固然不错，但汤瓶和茶壶、酒注和酒壶间实有紧密的承袭关系；他的说法容易使人认为它们各自的形制完全不同，而没有把名称虽变化、但形制在改易中又有其连贯性的一面说清楚，就有可能引起误会了。

散茶法阶段由于茶叶本身的焙制方式改变了，饮法和茶具也与前大不相同，所以这时对前代茶书中的若干提法也显得有些隔膜。如宋·蔡襄《茶录》说“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斗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其青白盏斗试自不用”。《大观茶论》也说：“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明代人不了解宋代末茶的特点，仅就散茶立论，所以反相诘难说：“茶色自宜带绿，岂有纯白者”（明·谢肇制《五杂组》？）“茶色贵白，然白亦不难，泉清、瓶洁、叶少，水洗，旋烹旋啜，其色自白，然真味抑郁，徒为日食耳”（明·熊明遇《罗岕茶记》）！又说：“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明·屠隆《考槃馀事》）。对于散茶说来，这些议论不无道理，然而用以说宋代末茶之茶色、用器，则全无是处。酒器的变化虽不象茶器这么大，但失去了酒台和注碗，和宋代比起来也面目全非了。

因此，元代后期以降，绘画中如再出现前一阶段的茶具和酒具，每或安排得不尽妥当。如山西洪洞广胜寺水神庙北壁东部壁画《尚食图》中进茶的女官，前一人捧托盏，后一人却端着带注碗的酒注。【44】明·仇英《春夜宴桃李园图》中表现的是酒筵，但喝酒的人却手执托盏。【45】时易事异，而画人不察，就不免张冠李戴了。

参考文献：

【1】王振铎《张衡候风地动仪的复原研究》，《文物》1963年4期；又《再论汉代酒樽》，《文物》1963年11期；又《论汉代饮食器中的卮和魁》，《文物》1964年4期。

【2】《文物》1963年4期，页2-3。

【3】参看相马隆《夜光杯杂考》，载《流沙してたゐ海西古文化论考》，1977年，东京。

【4】原田淑人《正仓院御物を通して观たゐ东西文化の交涉》，载《东亚古文化研究》，东京，1940。B. Gyllensvārd，T' ang gold and silver. BMFEA， No. 29， 1957。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2期。

【5】偏提与酒注的区别在于“去柄安系”。其状可于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中见之。宋·林逋《送李山人》有句云：“身上祇衣粗直裰，马前长带古偏提”；则北宋时偏提似已不甚流行。

【6】《旧唐书·李珏传》。

【7】《文物》1972年3期，页36，将出土“老寻家茶社瓶”之墓误记为元和三年（808年），应正。

【8】参看李知宴《西安地区隋唐墓葬出土陶瓷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但接近水注形的器物，在隋代已有个别实例出现，当是由天鸡壶演变而成，其用途尚难确知。

【9】【19】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考古学报》1980年1期。

【10】《（图说）中国の历史》卷五，《宋王朝と新文化》页110，插图139。

【11】【18】河北省文管处、河北省博物馆《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8期。

【12】《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图239。

【13】马得志《唐代长安城平康坊出土的鎏金茶托子》，《考古》1959年12期。

【14】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图四，7，《考古学报》1959年3期；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图一〇、3，《考古》1965年4期。

【15】江西省文管会《江西新干金鸡岭津墓南朝墓》，图版七、6，《考古》1966年2期。

【16】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南郊的两晋南朝隋代墓葬》图版七、10，《考古》1965年5期。

【17】《白沙宋墓》图版37。

【20】黄汉杰《福建闽侯荆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记》图版八、13，《考古》1959年4期。

【21】大同北魏遗址出土的高足杯，见《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图版150-152。参看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9期。

【22】高足杯中唐后渐少，然至南宋又复出，元、明时也有烧造的，但已多非日用器皿。

【23】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图版六、1，《文物》1966年l期。

【24】如白沙1号宋墓前室西壁砖砌夫妇对坐开芳宴之桌下即有长瓶，见《白沙宋墓》图版二二；河南巩县稍柴宋墓墓室东壁之夫妇对坐开芳宴图情况亦相似，见《考古》1965年8期，页428。

【25】王步艺、殷涤非《安徽六安城外宋残墓清理记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6期。

【26】同注【17】所揭书，页20。

【27】《内蒙出土文物选集》图176-177。

【28】同注【17】所揭书，页31-32。又黑田源次在《辽金陶磁》（载《世界陶磁全集》卷十）中提出长瓶系制奶酒的用具之说。按此说非是。因为内地不流行饮奶酒，但也习用长瓶；而且长瓶的口很小，不便清洗，不适合作为发酵奶酒之器。

【29】李辉柄《调查浙江鄞县窑址的收获》，《文物》1973年5期。

【30】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2期。

【31】冯文海《山西沂县北宋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5期。

【32】《朝鲜的文化遗物》图版62。

【33】张先得等《北京市郊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4期。

【34】《天成铁路筑路工程中在四川发现的文物》，《文物参考资料》1日53年9期.

【35】《新唐书·五行志》云：“俗谓杯盘为子母，又名盘为台。”按此说仅在唐代流行一时。台盏、盘盏形制显著有别，不能援此说以混同之。

【3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南关外北宋砖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5期。

【37】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图一一、一二、三一，《文物》1980年12期。

【38】王善才、陈恒树《湖北麻城北宋石室墓清理简报》图版五、3，《考古》1965年1期。

【39】北京市文物局、门头沟区文化办公室发掘小组《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7期。

【40】王秀生《山西长治李村沟壁画墓清理》，《考古》1965年7期。

【41】山西省文管会、山西省考古所《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考古》1961年3期。

【42】刘新园、白馄《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文物》1980年11期。

【43】《明会典》洪武二十四年“诏有司听茶户采进建宁茶，仍禁碾揉为大小龙团”。

【44】柴泽俊、朱希元《广胜寺水神庙壁画初探》，《文物》1981年5期。

【45】明·仇英《春夜宴桃李园图》，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见《世界文明史》卷九，《绚烂的中国文化》页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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