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沈阳小东门外的东北学生队（军官预备学校）读书，学生小者有十三四岁，大者有十七八岁。
可是，蒋介石不准抵抗，教育长王以哲请示张学良将军后，就叫我们放学回家。
我与同路的杨、魏两个同学想去西关，找我弟弟一同走。我们一进城，先看到日语教官（日本炮兵大佐，是特务）引导一队日寇逐次占领我军政警机关，突然向聚集在街头观看、不知发生什么事的群众开枪。
于是，我们跑进小巷，看到一警察所弹痕累累，血迹斑斑，横尸两具，死者据说是拒绝缴枪被日寇打死的。方才，一学生出小西门，也被鬼子一刀刺倒，后来，我们便从大西门出去，所有学校都关上大门，不准学生出来。
接着，我们直奔火车站，想乘火车回家，途中突见敌人骑兵一连，后跟着炮兵一连，飞驰去占领讲武堂营地东大营。后来，又见敌人步兵押着数十个中国人，命令他们背弹药箱、大皮箱，枪打脚踢，视同牛马。
我们到了火车站，恰有生火待发的列车，正当我们高兴地爬上火车时，只听一排枪响，人们都跳下火车四处奔逃，第二排敌弹飞出后，我们只好也跳下火车，沿铁路东行。
每到一村镇，都有人群惊恐地问：“沈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听我们的话后，都咒骂：“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为什么不抵抗？”
晚上，我们住在一小镇，夜间日本浪人四处烧杀抢掠，百姓四处逃生，从此，民无宁日。
我们回到家，过了春节，日寇的侵略魔爪逐渐伸向乡村，日寇所到之处愈加残暴，因而激起百姓奋起反抗。
于是，各地抗日义勇军揭竿而起，浴血奋战，打击日寇凶焰，激励百姓斗志。我是个热血青年，岂能甘作牛马，坐视同胞被残杀、锦绣河山被敌吞食？
但是，我认为，要想打败日本强盗，非举全国之力不可。
1932年春，通过表弟王治安在邮局的关系，我闯过了日寇层层关卡，来到北平好友张佐华处，他在办《铁血周刊》，宣传抗战。
后来，因为生活困难，我到了收容原东北学生队的集训队。但是，集训队除偶尔派少数人外出参观外，整天无所事事。这时候，日寇却得寸进尺，妄图并吞全中国，而蒋介石却高唱“攘外必先安内”，热衷打内战，举国抗日只是浮云，我感到苦闷悲观。
1932年秋，原东北学生队总队长汲绍纲将军正在组建抗日义勇军，我们20多名同学毅然参加，加入的还有军官、学生、士兵、工人、农民、艺人，大家为了抗日不要待遇，不顾艰险。
冬天，热河是很冷的，大家每人一套棉衣一件大衣就过了冬。随后，抗日义勇军在丰润县集中整编步兵两个总队、一个迫击炮中队，开赴热河，正式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六路军，汲绍纲为司令，胡无民为副司令，我为司令部参谋。
热河抗日义勇军行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不久，我们又改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兵站守备队，改编为步兵一团，手枪、迫击炮、机关枪各一个队，汲仍为司令，我为机枪队队长，主要负责兵站补给线的安全。
由于热河人民与我们同仇敌忾，所以，兵站补给线是安然无恙的。
1933年春的一晚，哨兵突然发现，对面河渡口有汽车光束，司令部传令兵跑来说：“敌人装甲车已闯到渡口，快沿大路西撤，跑步赶上司令部。”
于是，我们机枪队背起包袱、枪弹，跑步追赶司令部。次日下午4点多，我们在一个村镇吃晚饭，一架敌机飞来，在上空盘旋。
我说不要出去，免被敌人发现。但有一士兵跑出，用步枪向敌机射击，我批评了他，并且命他马上进屋吃饭。
正在吃饭时，山上哨兵大声地喊：“敌装甲车快进村了，快走。”我们跳过后墙，往后山上跑，看见敌一装甲兵车引导五六辆载兵汽车疾驰而来，敌人在车上向我们射击，当场，就有几名同志壮烈牺牲。
而后，机枪队向敌人猛烈扫射，敌人未停车，十几分钟后，公路转弯看不见敌人了，我们只能望洋兴叹。
听说，只有四五百人的日寇摩托化部队，长驱直入，闯进承德，热河主席汤玉麟竟然弃城逃跑，令人很气愤。
但是，热河人民是坚决抗日的，早已自发地组织起来，当时流传着很多百姓武装机智消灭小股日寇的佳话。
有一次，副官长带我和张参谋打前站，不知怎的农民误认我们是坏人，敲起了钟，顿时，100多人拿着枪棒刀镐等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
我与张参谋的确很怕，好在副官长沉着地解释说，我们的确是抗日义勇军，从此路过，只想借住一宿，明天就走，他们这才罢休。
我们从喜峰口旁一个小山口进关，听说第29军大刀队打了胜仗，我们高兴极了，集中于玉田待命。
可是，紧接着，山海关失守，喜峰口不支，东北军败退，日寇逼至古北口，战局十分不利，于是，我们部队有些人回到北平，我也回了北平。
第二十五师在古北口与敌奋战，颇为振奋人心。但是不久，东线日寇逼近滦河，喜峰口失守，古北口防线被突破，敌人兵临密云城下，北平岌岌可危。
这时候，何应钦、黄郛带着第87、88两师来北平，成立军分会与政务分会向敌乞和，但是有的日寇更加嚣张，军事上步步紧逼。北平人心惶惶，危在旦夕。官贵富贾纷纷外逃，学生队也有个别意志薄弱的，趁机逃回东北。
有两个同学对我说：“张学良将军被迫下野，王以哲将军被撤掉67军军长职务。我们生活已无依靠，人地两生，北平危急，不如今晚乘火车回东北，否则北平失守，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当我抬头眺望前门车站，只见火光冲天，烟雾弥漫，车鸣人噪，夹杂远处的炮声，顿时感到九一八的情景重现眼前。
我想，国耻未雪，家仇未报，失地未复，回东北将以何颜面去见东北父老？我决心宁死不做奴隶，敌寇不驱，誓不还乡。
1935年夏，《何梅协定》签字，王以哲任军分会所长，我们派代表请求王以哲安置。王请示张学良将军，征得蒋介石同意，把我们数百名同学送至南京中央军校十期学习，以热河为基地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从此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