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程潜因病与世长辞。那时的北京，风声肃杀，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沉重而复杂的氛围之中。

他的追悼会虽然没有过多铺张，但出席者身份的分量却令人侧目。

周恩来总理亲临现场，向这位湖南和平解放的重要推动者致以最后的告别。

现场肃穆无声，程潜的家人悲痛万分，而他的妻子在场边沉默了许久，仿佛在内心酝酿着一个疑问。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人面对纷繁变幻的局势选择了沉默，但程潜妻子最终还是站了出来，鼓起勇气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的问题：“总理，程潜算什么人？”

这个问题背后的分量有多重？程潜到底算什么人？

程潜再入湖南与起伏波折

1928年1月，程潜率部再次进入湖南，采取剿抚并举的策略，岳阳首先被攻克，随后进军长沙，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战斗，占领湖南省会长沙。

掌控长沙后，程潜趁势挥师南下，很快连克湘南各地，局势稳定下来后，他被任命为湖南省主席。

程潜的独立姿态和迅速扩展的势力引起了时任武汉中央政治会议分会主席李宗仁的不满。

3月，李宗仁到任武汉，试图加强对湖南的控制，要求程潜向武汉方面缴纳税收，同时在军事行动上服从桂系的领导。

程潜对这一要求并未完全响应，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使得双方矛盾逐渐加深。

5月21日，李宗仁以“跋扈飞扬，把持湘政”为由，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对付程潜。

程潜被突然拘禁，名义上是问责，实质上是削弱他的影响力。与此同时，程潜领导的第六军被强行解散，部队官兵被遣散各地，湖南政局再次被桂系牢牢掌控。

程潜遭受拘禁整整半年之久，被迫远离政治中心，处境异常艰难。

直到1928年11月28日，李宗仁和其他派系力量经过协商，解除对程潜的“监视”，他才得以恢复人身自由。

1929年，国民党内部形势发生巨大转变。

3月，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爆发冲突，桂系力量迅速被孤立，李宗仁最终败退广西。

程潜面对新的局势，依旧从维护整体国家局势的角度出发，主动提出对桂系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案，四处奔走调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意识到内斗无法解决国家存亡问题，纷纷寻求和解。

1935年，程潜被授予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成为国民党军中的高级将领。

同年，他出任国民政府总参谋长，全面参与军事决策，逐渐成为蒋介石手下重要的军事幕僚之一。

程潜的和平努力与国共和谈

1949年初，随着战局的迅速变化，程潜开始重新思考局势，寻找出路。

在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与中共的接触中，中共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其中包括“惩办战争罪犯”这一条。

程潜经过仔细分析，表示除了“战犯”问题外，其余七项条件均可以接受。

这其中包括解散国民党现有军队、改组政权、废除反动法令等要求，但对于“战犯”一条，他迟迟无法表态。

程潜虽然主张和平，但在国民党内部，还有很多顽固派势力，他也不得不有所顾忌。

为了缓和矛盾、改善社会状况，程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

他下令停止征兵，意图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同时也希望借此获得更多的民心支持。

他还命令减少征粮，避免进一步激化农村的矛盾。

此外，程潜还做出释放政治犯的决定，从监狱中陆续释放了一批被扣押的异见人士。

然而，程潜的这些努力并未能改变大局。

4月，国共和谈因战犯问题的分歧最终破裂。

谈判桌上，中共代表的立场非常明确，必须对战争中的罪责者进行追究，这一立场程潜无法全盘接受。

双方几轮交锋后，最终未能找到折中的方案，谈判正式宣告失败。

谈判破裂后，解放军迅速展开了军事行动。

4月20日，渡江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大军从东、中、西三路突破长江防线，势如破竹。

解放军很快占领了南京，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防线迅速瓦解。

与此同时，湖北省也被解放军攻克，国民党的力量进一步萎缩。

长沙和平起义与湖南的和平解放

1949年8月1日，程潜以个人名义发布和平通电，明确表达了停止内战、避免生灵涂炭的态度。

通电的内容措辞恳切，呼吁各方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尽快结束战争。

8月3日，程潜与林彪派出的代表李明灏进行了正式会谈。

双方在长沙达成了一致，签署了《长沙和平协定》。

协议的内容明确了湖南的和平解放步骤，程潜及所部将停止一切军事行动，配合中共接管湖南。

同时，中共方面也保证对参与和平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予以妥善安置，确保地方的稳定与秩序。

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正式宣布率领湖南保安部队及国民党第一兵团全体官兵在长沙起义。

他们联合发表了“和平起义通电”，表明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内容，愿意配合中共实现湖南的和平接管。

长沙城内的局势逐渐平稳下来，程潜与陈明仁的军队也按计划撤离部分防务，将接管工作交给中共代表。

为了配合起义的顺利进行，长沙各界代表组成了“长沙各界迎接解放筹备会”，成员涵盖了工商界、教育界、文化界以及民主党派等53个单位的代表。

当天晚上，长沙国民党党政军各级相关人员紧急召开会议，明确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强调服从协定的要求。

程潜的晚年及其政治遗产

1952年，程潜被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程潜上任后，迅速投入到湖南的各项建设和治理工作中，尤其是在防洪方面。

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患频发，荆江一带更是重灾区，威胁着湖南、湖北等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决定实施荆江分洪工程。

程潜深知这一工程的重大意义，作为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他积极参与其中，协调湖南省各方力量配合工程推进，提出了一系列科学合理的建议。

他与水利专家和工程人员密切沟通，实地考察荆江流域，详细了解地形地势和分洪难点，为工程建设贡献了宝贵的意见和经验。

在他和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荆江分洪工程得以顺利推进并完成，有效缓解了长江流域的洪水压力。

进入1966年，社会动荡逐渐加剧，许多老干部和各界人士受到冲击。

然而，程潜却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周恩来的特别保护。

周恩来对程潜一直保持着尊重和关怀，明确指示对程潜采取保护措施，避免他受到不必要的政治冲击。

程潜病逝与追悼会细节

1968年1月，时年八十七岁的程潜在家中不慎摔倒，导致严重骨折，不得不入住北京医院接受治疗。

随着年岁渐高，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病情也逐渐复杂化。治疗期间，程潜因长期卧床引发肺炎，病情持续恶化。

4月9日，由于肺炎引起的大量出血，程潜抢救无效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七岁。

周恩来总理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前往程潜家中悼念。

三天后，4月12日，民革中央为程潜组织了一场追悼仪式。

因当时正值特殊时期，社会氛围较为紧张，追悼会的规模并不大，前来参加的人员也相对有限。

然而，民革方面对追悼仪式的安排仍然十分用心。

由于公务繁忙，周恩来未能参加当天的追悼会，但他特意安排于次日晚间前往程家吊唁。

4月13日晚，周总理来到程潜家中，再次表达对程潜的悼念，并慰问程潜的遗孀郭翼青及其他家属。

在交谈过程中，郭翼青忽然提出了一个让在场人感到意外的问题，她问道：“总理，程潜算什么人？我们程家到底算是什么成分？”

面对这一问题，周恩来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他表示：“程潜是革命干部，也是革命功臣。他解放后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关键人物，没有他，湖南不会那么容易和平解放。程家当然是革命家庭。”

周总理的表态让程家人深受鼓舞，也为程潜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总结。

程潜公馆的历史保护与纪念

程潜公馆是位于长沙的一处历史建筑，建成于民国时期。

经过岁月的洗礼，程潜公馆逐渐显现出破损与老化的迹象，但它的历史意义始终没有被遗忘。

2005年，长沙市政府为保护这一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建筑，将程潜公馆列入第一批历史旧宅保护维修改造名录，启动了系统的修缮工程。

修复工作由长沙市政府和芙蓉区政府共同负责，在施工过程中，相关专家和文物保护人员对建筑的结构和风貌进行了细致勘察，力求在修复中保留公馆原有的风貌和历史痕迹。

2011年，程潜公馆被正式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着它的历史地位得到了更高的肯定。

在修复工程中，许多原有的建筑元素都得以保留，如青砖灰瓦的外墙、雕花木窗、精致的屋檐设计以及充满时代印记的室内布局。

程潜公馆的修复完成后，这里被打造成一处重要的纪念场所，对公众开放，成为了解程潜生平事迹及湖南近代史的重要窗口。

公馆内设立了展览厅，展示了大量与程潜相关的历史照片、文献资料和实物，详细讲述了程潜从投身辛亥革命到湖南和平解放，再到新中国建设时期的重要贡献。

参考资料：

[1]唐伯固.解放战争后期程潜政治立场的转变[J].求索,1991(4):119-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