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属汉文化圈的日本，自然也免不了被儒学所影响。今天我们就以圣德太子推古朝改革为例，试着分析一下儒学对于这个国家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与琉球、越南等国不同，日本的儒学传入，是经由当时在朝鲜半岛建国的百济逐步传入日本本土。此事件发生于公元285年，在日本《古事记》中曾对此次事件有着详尽的记录：“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歧献上良马二匹。……擅长于经典,为太子冤道稚郎子之师。有一天,天皇问阿直歧`尚有高于子之人否'答曰`有王仁,博学……召请王仁。”
这位王仁，正是百济派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的经博士之一。在此事之后，王仁也被日本奉为“文首之祖”。
根据史料记载，在这一阶段，与倭国（当时日本的旧称）交好的百济，曾经屡屡派经博士来日本传播儒学。比如日本继体天皇七年，就又有一位名为段杨尔的百济经博士来日本讲学，在这之后又三年，则是另一名名为汉高茂的大儒。
事实上，在这段时间，百济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主要就是以儒学作为主要输出手段。“五经博士王柳贵,代固德马丁安……贡易博士施德王道良,历博士固德王保孙,医博士奈率王皆依清代之”，这种频繁的交流本身就说明了日本对于儒学的吸收和学习有着极为积极地态度。正是这一原因，在这一阶段，日本儒学开始了高速发展。
公元6世纪末，以圣德太子为首的改革在推古天皇的支持和信任下，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推古朝改革，而这其中，也有着儒学的身影。
此时，中国已经结束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状态，而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则在隋朝的支持下发起了对日本的反击，原先被日本所征服和占领的朝鲜南部地区就此重新回归朝鲜势力的控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国际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变化，而其国内的政局也不宜乐观，氏族制的剥削使得底层民众永无出头之日，因此而发生的暴乱彻底打击了贵族阶级。
而朝廷内部的阶级矛盾更是日益扩大，葛城氏、平群氏和大伴氏等传统贵族虽然衰落，但新晋的苏我氏夷灭物部氏，再次成为威胁王权的最大祸患。
在这种局面下，本身出身苏我式的推古女皇，开始正视自己母族的威胁，为此她不惜启用自己的侄儿厩户皇子也就是后世的圣德太子，让他“录摄政,以万机悉委”。自此，圣德太子开始了他史无前例的改革，史称推古朝改革。
圣德太子其人，为日本最为知名的摄政太子，这既源于其出乎意料的推古改革，由是因为其个人能力。此人不仅通晓此刻已经传入日本的佛学和道家学说，更对中原王朝的儒学有着深刻的理解。
因此，其推行的推古朝改革政策当中，有着众多儒学思想的影子。比如“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二条》。
前者为日本所特有的贵族荣誉爵位，此等爵位并不涉及任何实际利益，另外它的评定完全归于天皇一人之口。所谓十二阶，分别指“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十二中不同的品阶。
从这十二种名称可以看出，这种臧否朝臣功绩的方式，源自于儒学中“仁义礼智信”君子的五种德行。只不过加上了大小两种等级进行区分。
虽然这种品评朝臣功绩的方式并不会影响朝臣实际利益的获得，然而荣誉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制约臣属的最佳手段，在此等制度的制约下，贵族门阀的等级制度也不免受到冲击。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这种品阶本身只代表个人品行，因此从道理上来讲并不能被后世子孙所继承，这就给与了日本天皇进一步收揽人才的可能。
事实上，在这之后，地方豪强和世家门阀的权力的确因为冠位十二阶的存在而受到了一定的制约，究其本质，正是这种不涉及个人利益却能规范一人行为的儒家道德，对于朝臣的限制作用。
而宪法十七条中更是充斥着儒家思想的观念。与后世所言的宪法不同，此时日本推古朝所颁行的宪法十七条，只是一种类似于施政纲领的事务。其内容中，有不少都源自儒家经典：“以和为贵,无怜为宗”、“承诏必谨”、“群卿百寮,以礼为本。”、“惩恶劝善,古之良典。”、“信是义本,每事有信。”、“国司国造,勿敛百姓。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寮,无有嫉妒。”、“使民以时,古之良典。”
宪法十七条中的种种观点，有不少都与《论语》、记》、《孝经》、《孟子》等著作有关，只不过这些儒学经典中的语句，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并未如圣德太子想象中那般巨大，其真正造成的影响，同样也因为天皇权力的旁落而受到严重的削弱。
然而，圣德太子推古朝改革其实并不彻底，尤其是冠位十二阶之政，更是有着极大的局限。以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推古朝前后日本国内最大的政治矛盾并非朝臣与天皇的权力之争，相反，最大的矛盾点应是部民制度所带了的课税问题。根据日本学者坂本太郎的说法“授予冠位仅限于周边地区一般没有涉及到畿外的地方豪族,即使在中央像苏我氏这样势力强大的豪族也没有接受冠位的迹象。”从这点上来看，被豪族抵制的冠位十二阶并未真正做到收拢权力的作用。
笔者在研究圣德太子的改革思想时，发现了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宪法十七条》不仅仅包含了儒家思想，更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混一。比如第十条所言“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我独虽得,从众同举”与庄子所言““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这种混一还体现在与日本本土神道教的融合上，事实上，纵观历史，你很难找到一个笃信宗教却又同时信仰两个不同宗教的国家。而日本无疑是一个例外，一方面，日本对于佛教的笃信程度仅次于泰国。而另一方面，直到现在，日本仍然将天皇视为“天照大神”在人间的子嗣血脉。
神道教和佛教这两种迥异的宗教在这样的诡异逻辑中并未发生任何矛盾和冲突，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感慨将这几种思想混一的圣德太子，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这一点。
日本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逐渐吸收外来文化的文化历史，而儒学作为东南亚的传统文化，也对于日本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日本与古朝鲜、越南等国并不完全相同，其孤悬于海外的地理环境使得其拥有着更加闭塞的文化交流视界。即使是在圣德太子推古朝改革期间，其吸收儒家文化仍然是以一种选择式的方式进行的吸收。
这种以国外文化为参考，逐步吸收以自用的方式其实是一种较为理智和实用的文化拿来主义，从这一点来看，曾为其老师的我们是不是也该所启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