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解放军调动55万大军，分云南、广西两个方向对怙恶不悛、屡屡侵犯蚕食我边境地区，打死打伤我同胞的越南黎笋当局发动自卫反击作战。

由于当时苏联和越南缔结了类似军事同盟的关系，同时也为了凸显自卫反击战的正义性质，避免在国际上陷入被动，解放军此次出国作战采取了快打快撤的战术。

从2月17日全面打响，到3月6日打下谅山后即全面回撤，只过了18天时间，再到3月16日大军全部撤回国内，从头到尾只打了不到一个月。

也正是因为打得快，撤得快，还没有等到北方的苏联有所行动战争就已经结束，苏方压根没找到干涉的机会。

从战果对比来看，解放军伤亡数字大致在2.9万-3.4万人之间，越军的伤亡超过10万人，还有大量的平民伤亡，而且其北部的大量基础设施、工厂、矿山都被摧毁，可谓损失惨重。

我军攻克谅山后留言

在新中国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国际媒体就已经普遍关注，预料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包括美国、韩国、日本等媒体纷纷预测实际开战时间，因此自卫反击战从一开始就成了个公开的秘密。

当时海峡对岸的蒋经国国民党政权对于中越战争的情况更是十分关注，因为自从1949年金门之战以来国共双方已经有三十年没有爆发大规模陆上冲突，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军的战略战术有哪些新变化并不熟悉。

虽然两岸之间的军事对峙已经处于平稳状态，而解放军也已经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停止了对金门的炮击，但“国军”依然以“共军”为最主要的假想敌，此次中越战争，正好成为他们学习借鉴“温故知新”的好机会。

自卫反击战结束8个月后的1979年11月26日，台湾当局的“情报参谋次长室”编撰了一份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争的剖析报告，并由“情报参谋次长”、空军中将汪正中在“民国六十八年度军事会议”上做了专题报告。

关于汪正中此人，我在网上并没有找到太多的信息，只知道此君为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十三期航空班学员，后来还去美国留过学。

60年代末期的“国军”部队

汪正中的驾驶经验丰富，在抗日战争中曾经驾驶过美国空军当时比较先进的B-25“空中堡垒”轰炸机，后来又在抗战末期参加了国民党空军的空运大队，负责从重庆往湘西运输物资。是一个实战与理论经验兼备的高级将领。

1979年的国民党情报系统经过蒋经国的多年主持，总体来说搜集情报的能力还算比较靠谱，当年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是后来的“草莓兵”，虽然战斗力不能说一流，但比起现在还是可以的。

能够在“民国六十八年度军事会议”上做专题报告，足见对于此次中越战争的情况蒋经国本人亦相当重视，汪正中牵头的报告小组在选材时也是小心翼翼，既不能忽略重要事实，也不能过于“夸大”解放军的战力水平，以免被扣上动摇军心的帽子。

因此，汪正中也只能是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的战术比较，重点指出了解放军在6个方面的特点，而且总体来说也是循规蹈矩，并没有什么新意。

通篇内容看下来大部分都是老调重弹，就差直接挑明了“解放军还是那三板斧，没啥了不起的”。

晚年在阅兵仪式上的蒋经国

报告首先强调了解放军在战前对战役企图的保密工作，表示解放军参战部队从广东、湖北向云南、广西边境调动时采用了大规模摩托化运输和铁路运输的方式，只有很少的人员是徒步抵达集结区域的。

这一点评价并不算完全准确，但也不无道理：其实在战争爆发前，世界各国媒体就已经广泛“预言”了解放军的行动性质只是惩罚性作战，并不会大规模占领越南领土，因此对于中国的底牌越南方面是清楚的。

但让越南军方始终搞不清的是解放军到底什么时候会发起进攻，他们从1月下旬就进入了高度战备状态，但所谓的“大规模进攻”却迟迟没来，搞得自己一夕三惊，精疲力尽。

至于解放军的战前部署，越军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得七七八八，比如著名的“独眼将军”边贵祥率领的163师抵达广西边境时，越军就公然打出了口号“消灭163，活捉边瞎子”，甚至还打算派出特工刺杀163师主要首长。

大批解放军部队抵达集结地域后保持了无线电静默，甚至还把电台留在了原驻地，越军虽然预知解放军的调动，却没有想到解放军来了这么多部队。

运动中的解放军部队

直到攻击发起之前，大批军、师级电台在边境地区骤然再次出现，待越军察觉为时已晚，其部署在一线的作战兵力因此遭到解放军沉重打击。

其次，《报告》认为解放军延续了三十年前的作战风格，即集中兵力、火力优势，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实现对敌人的绝对优势并以较小的代价达成预期作战目标。

此次对越自卫反击作战，解放军出动55万大军，对面的越军正规军加上民兵部队也只有15万人，因此解放军投入到当面的作战兵力一般都是越军的2-3倍，部分地区达到5-6倍，使用的火器更是显著优于越军。

《报告》指出，解放军继承了苏联军队“大炮兵主义”的作战方式，在攻击前特别注重火力准备，在2月17日总攻之前，解放军集结了大量重炮实行火力准备，尤其以火箭炮实施大面积火力覆盖。

这种炮火准备的效果十分明显，除了摧毁越军的工事和指挥系统之外，还大大震撼了越军之心理，使之丧失斗志。

解放军炮兵部队

回顾1958年“8.23”金门炮战，解放军也曾经集中大量火力，对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仓库、炮兵阵地、指挥系统和通信系统实施全面打击，这一仗的影响力让台军将领至今都记忆犹新。

第三，《报告》强调解放军在战前就十分重视政治工作，简而言之就是仇视、鄙视及蔑视敌人之“三视”作风，以鼓励士气。

台军将领们认为，解放军一贯擅长做群众性的政治工作，鼓励各级指战员在心目中存有英雄形象，以达到其“学英雄、比英雄、杀敌立功当英雄”之效果，且能针对部队特性，适时提出相应之口号，以收鼓励之实效。

这种政治工作在当年的解放战场上就曾经大显神威，并且改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士兵，令国军将领闻风丧胆。

第四则是小规模部队战斗作风坚韧顽强，继续发挥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大规模穿插，小单位渗透的打法，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的侧翼或者后方，一举粉碎其抵抗意志。

穿插途中的我军

但《报告》的观察点却很奇葩：其认为解放军在作战初期就确定了以营、连为单位，采取小规模穿插等传统战法攻击越军据点，取得显著战果，在战争结束后，授予大量表现英勇的连队和个人英雄模范称号。

而事实上东线解放军在战前就确定了大单位穿插，甚至以师、团为单位穿插的作战方法，而且实战中利弊均有。

好处自然是快速渗透到越军后方，对部分城市的越军形成前后夹击态势，但坏处是部队因为不熟悉当地环境和敌情频频被越军伏击骚扰，损失惨重。

并且因越军作战狡猾，机动灵活，并且熟悉我军穿插迂回的传统战术，见解放军是以大部队前来穿插就立即化整为零退入山区继续顽抗，原本计划的通过穿插包围越军主力的目标最后一个都没达成。

《报告》还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第五点是：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并没有成规模的坦克部队，但此次自卫反击战中开始大规模投入以坦克团为单位的装甲力量，而且达成了出其不意的突击效果。

我坦克部队誓师出征

在解放军的攻击过程中，台军将领不断发现其运用坦克配合步兵和炮兵作战，在攻击越军防御坚固的据点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一点则是我军继续坚持“人民战争”思路，充分运用民兵担任作战辅助任务，参战的部队以步兵团为单位，还配属了3个支前民兵营和1个武装基干民兵营。

这些民兵部队大多是从广西、云南边境抽调而来，熟悉敌情，民兵除了直接参加作战，搜剿残余越军和打扫战场之外，还负责前运后送、维护交通线、看押俘虏等战地勤务，大大减轻了正规部队的作战压力。

由于解放军在短期内就沉重打击了号称“世界第三”的越南军队，使得国民党军高层大受震撼，为了给同僚们打气，《报告》在最后故作镇定地强行挽尊说：

“（解放军）陆、空军部队装备并非新颖，训练亦未见精良，但其顽强之作战意志与战略战术之采择，均能持续果敢，适机运用。故对其优缺点，均宜予以重视，并为教育训练之参考。”

蒋经国当局的“国防部长”高魁元及其手下

更搞笑的是，为了“矮化”解放军的战斗力，《报告》甚至一并贬低了作为对手的越南军队，认为其不过是一群只会打游击战的散兵游勇，毫无大兵团作战经验。言下之意自然是和“国军精锐”压根不在一个档次上。

说到底，台湾当局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后出台这种自我安慰式的《报告》并没有多大意义，更无法改变国民党军队系统日薄西山，一蟹不如一蟹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