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过这样一种比喻——女性写作是戴着镣铐跳舞。
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不得不承认，这种说法确实深深刺痛着我。女性写作、又或者不止于写作这个范畴，“波及”面还能再扩大一些，女性群体所面对的困境和禁锢是一直存在着的，而在文学界，这种“厌女”的现象更加显著。
不仅仅是男人对女人，实际上，女人对女人也存在着一种潜意识中的“规则”和要求，在我最近阅读的一本心理学书籍《她世界》当中就提到了类似的现象，人们对于男孩和女孩的看法一直存在着一种似乎理所应当般的差异对待，白雪公主喜欢做家务，灰姑娘梦想穿着漂亮的礼服去参加舞会，现实生活中女孩们的活动领域也多是在家庭内——“女孩们身处的语境并不利于其培养勇敢的人格，也不利于激发她们向外部世界探索的热情。”
同样的，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这本不过薄薄二百多页的体量的书里，乔安娜·拉斯让我们读到的却是远远超出其文字内容的深刻思想和观点，她以犀利、尖锐的文字，分析抑止、打击女性写作并使之边缘化的模式，将女性写作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重重阻力一一细数。
这些阻力来自于抱有歧视思想的男性、来自于亘古不变的传统、也来自于女性自己。所以我们从乔安娜的笔下不仅可以看到曾贬抑女性写作的现象，也能读到被贬抑者本身所处的境况，狄更斯、海明威、伍尔夫、桑塔格、勃朗特姐妹……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名字背后，都曾以不同角度和立场产生了与“女性写作”的密切联系。
穿过这重重阻力的表象背后，乔安娜深刻挖掘每一种可能性与必然性，同时也在这本书中也表达了自己非常明确的“意图”——“不管过去人们是出于无知还是恶意，对女性艺术的蔑视和贬低绝不应该继续下去了”。
19世纪时，妇女被视为中产阶级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往往无法单靠自己在经济上的努力保住自己的中产阶级地位，即便是如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知名的女性作家也无法跳出这个怪圈。乔安娜在书中提到了伍尔夫《三个基尼金币》里的一句话——“我渴望学习拉丁语、法语、艺术、科学，学习所有的一切”——无奈、心酸且现实。
贫穷和忙碌成为女性写作的首要阻力，她们的微薄收入往往并不足以支撑那些爱好与渴望，她们为了完成兼顾家庭、写作以及维持生计的其他工作而常常陷入焦头烂额。
在女性写作这条路上获得成功之前，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自己会成为下一个伍尔夫或简·奥斯丁，所以毋庸置疑，孩子、丈夫、家庭等等排在写作之前也是可以理解了。
与此同时，来自于社会和观念中的“非正式禁令”是无所不在的，女性虽然并没有被明文规定剥夺受教育或者写作的权利，但是那早已成为一种尽人皆知的普遍认同，正如乔安娜所写，“劝阻女性求知是一种普遍现象，现在仍然很常见，泼冷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劝阻极大地消耗着女性的时间、精力和自信心，以至于她们最后的成功或许仅仅是因为无法再承受更多的失望。
有的时候，写出成功作品的女性却依然得不到相应的认可，反而会被剥夺其作者的身份，因为在人们看来女性是不会写作的，所以这些作品要不然就是男人代写，要不然就是以一种看似非常诡异的方式完成的——它自己写。
是的，多么荒谬，那些伟大的作品是无意识地从女性作家笔下流露出来，又或者，是女性作者身体里的那个男人在写作。总而言之，写作的不是女性，而女性本身就是不该写作的。
“贤良的女人不可能入世太深，因此写不出好作品，而那些入世太深可以写出好作品的女人又不可能贤良”，写作成了于女性群体而言的“不端行为”，即便是《简·爱》这样的杰作，也免不了让夏洛蒂·勃朗特饱受诋毁，乔安娜在书中就列举了其中一位评论家的直言不讳，“这本书如果是男人写的，就是一本杰作，如果是女人写的就让人震惊或者厌恶”，这也是为什么19世纪后半期的很多女性作者在不能使用匿名的时候，会选择使用男性化名。
对于女性道德方面的偏见也同样存在于许多大师的身上，譬如卢梭认为“女人的智慧对于她的丈夫、孩子、仆人以及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司汤达也曾说，“女人只能匿名写作……对于一个不到50岁的女人来说，出版作品就等于把自己的幸福交给最糟糕的赌徒”；鲁本的说法更让人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用来评判女性评论家/知识分子的标准是她的身材、她的头发、她说脏话的本事”……
诚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女性写作的认同和看法也在不断地得到改善，但无论何时何事，不仅限于写作本身，而是面对生活中很多不公待遇和歧视的时候，女性自己首先应坚定信念，更重要的一点，无论是对于男性还是女性而言，正确认识自己的观点、态度和言论，不要让语言和潜意识中的歧视，成为攻击别人的暴力武器，正如本书导读作者洁莎·克里斯宾所言：“我担心这本书的新一代读者大多会把自己视为被抑止者，而不是那个去抑止别人的人。”
“阻力重重”“自欺欺人”“剥夺作者身份”“诋毁作者”“内容的双重标准”“错误归类”“成就个别化”“异常化”“榜样缺失”……
这些是乔安娜在书中列举的种种抑止女性写作的模式，但我想，女性写作所面对的困境并不止于此，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写下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