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杨余傅”事件发生后，黄上将顶替杨成武成为了总参谋长。

新官上任，往往会提拔一些自己熟悉的人来做帮手，黄上将之前长期在广州军区任职，所以陆续让一些原广州军区的干部进入总参。

1969年，黄上将力荐阎仲川担任副总参谋长，让很多人非常诧异。

因为阎仲川是1960年才被评为大校，副总长是大军区正职，在众多开国将军还在世的背景下，让大校成为大军区正职，这相当罕见。

那么，阎仲川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何能得到黄上将如此器重？最终他的结局又如何呢？

阎仲川1922年出生于河北定兴，1938年参加冀中军区徐涞军分区抗日游击队，整个抗战时期，他都是跟着吕正操走的。

他参加革命时吕正操就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后来为粉碎国民党“反共高潮”，吕正操带了6个团前去支援晋绥军区，阎仲川也在其中。

阎仲川参谋工作做得不错，担任过冀中军区司令部1科参谋、晋绥军区作战参谋，跟吕正操也是有直接接触的。

然而解放战争爆发后，吕正操却不想阎仲川再跟着自己了。

当时吕正操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西满军区司令员，阎仲川也从晋绥军区调到东北，可还没等阎仲川找过去，吕正操就托人带来一张纸条，大意是“你别跟着过来”。

吕正操也解释了原因，并非阎仲川能力不行，只是已有人说闲话，传出“吕司令回东北要拉山头，阎仲川就是他山头的人”这类的风言风语。出于避嫌，还是分开为好。

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总看到这种情况，就将阎仲川留在司令部，担任一科参谋。后来阎仲川回忆起就调侃似地说过：我是摆脱了一个小山头，却又融入了“四野”这个更大的山头。

在东北时期，阎仲川很得林总信任，这是他用实际表现换来的。

四平之战后，东北民主联军损失惨重，只能一路北撤。当时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因对革命丧失信心及被美色引诱，突然叛变，将东北民主联军的军用电台密码泄露给国民党。

此举让我军好几次被打得措手不及，也让林总对一些干部持怀疑态度。

后来在靠山屯战斗期间，林总让阎仲川去一线调查总结。本来约定好了一个任务时间，阎仲川却迟迟没有回来，林总想到他也很熟悉全军的部署，是不是也效仿了王继芳？

这个念头一产生，就让林总疑神疑鬼坐立不安。一旁的情报处处长苏静看出林总的想法，就劝道：林总放宽心，阎仲川一定会回来的。

林总问了一句：你能肯定吗？苏静重重点头。没多久，阎仲川果然回到司令部，原来是路上遇到突发敌情才耽搁了。经此一事，林总就觉得阎仲川是个可靠的年轻人。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阎仲川跟随林总南征北战，历任作战科副科长、中南军区司令部一科科长、作战处副处长等职，直到1950年林总调到北京才分开。

林总走后，中南军区大部分还是原四野的人，其中地位很高的黄上将也非常欣赏阎仲川。

1955年中南军区主体改为广州军区，阎仲川担任作战处处长，后来还担任了军区副参谋长兼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军区参谋长等职。

在这十来年中，他的首长都是黄上将，两人工作和生活上，都相处愉快。因此1969年黄上将调任总参谋长后，才会举荐阎仲川当副总长。

其实阎仲川对于那些过分的事涉及得并不深，他在广州还兼过革委会副主任，处理地方工作也有一手。

所以刚刚到北京时，周总理曾表达过欣赏，准备让他去国务院担任副总理，结果阎仲川以不熟悉行政工作为由拒绝了。

事后他回想，才知道这是总理准备拉一把，可惜机会被自己错过了。

阎仲川到总参后，发现身边大多是资历比自己深的将领，所以他很自觉地选择用自我封闭的办法来处理公务，即不主动拜访老首长，尽可能不与人接触，哪怕是黄上将相邀看电影，他都予以拒绝。

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对任何事都做到公事公办，同时也避免被人说紧靠哪个山头。这是个很好的应对办法，可1969年下达疏散令时阎仲川却犯了一个错误。

这一年珍宝岛战役后，中苏两国关系非常紧张，随时都有大打的可能，基于此背景，中央成立了一个前进指挥部。

10月18日，阎仲川到前进指挥部开会，黄上将传达了林总的指令，准备让在京的大批老干部疏散到地方。

阎仲川立即走进作战室，起草了该文件，并交给值班参谋特急发出。当时，值班参谋问了一句：“要按什么文号顺序编发?”

考虑到这是“前指”成立后的第一份文件，阎仲川就说：“从一号编起,叫‘一号令’吧！”落款的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晚21时30分。

这份文件被保留了下来，据汪东兴回忆录中所述，毛主席看到后很不高兴，划了根火柴就准备烧掉，汪东兴在旁表示按照规定这些文件要存档，主席才作罢。

不久后周总理找到阎仲川责问，为什么要这样命名。阎仲川解释只是按照顺序，并无其他含义，事情才告一段落。

可1971年那架飞机坠毁，“一号令”的事又无可避免地被翻出来，阎仲川这时本来还在越南考察，突然接到命令回国。

下了飞机后，他被引导到贵宾室，一进门看到周总理，阎仲川内心就咯噔了一下。果然，周总理当场宣布：

阎仲川同志，中央已决定让黄离职反省，你是黄的得力助手，要好好揭发他的问题。

一旁的叶帅接话道：你还年轻，工作能力又强，好好揭发交待，还会有前途的。

此后阎仲川就处于长期被隔离审查的状态中，总理对他还是很挂记的，1973年曾指示过：总参党委可以研究一下，过去是不是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

可惜，随着张春桥进入总参，此事又被耽误了下来。后来阎仲川的牙痛非常严重，他的家人写信给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求助。

阎仲川曾救过傅的命，所以傅也知恩图报，在请示过周总理后，把阎仲川接到北京军区医院治疗，日子总算好过了一些。

不过阎仲川真正被解除监禁，那还是到了1979年4月，且他的历史问题也长期没下结论。

直到1982年，时任副总长的张才千宣布审查结果：阎仲川犯有错误，由大军区正职降到大军区副职离休。至于“一号令”的事，只字未提。

晚年的阎仲川主要就撰写一些四野的军史资料，因为有大军区副职的待遇，日子过得也还算可以。

2002年，阎仲川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