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等人根据大量的史料编纂而成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周威烈士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书中描绘了战国至五代期间，各个朝代由盛而衰的起因，司马光编撰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为当局者提供治国参考。

宋末元初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意思是说，做帝王的人不知《通鉴》，就不知道治理国家的根源在哪，遇到作恶，动乱却不知道如何防范；作为臣子不知道《通鉴》，向上不能为君王分忧，向下不能管理民众；作为子孙如果不知道《通鉴》，所谋求的功名必定有辱祖宗，所做的事情不能名垂青史。足以见其重要性。

时至今日，《资治通鉴》仍是一本了解和学习中国历史的必读之书。但“读史”是一大难题，光是看着一大堆繁体字和“之、乎、者、也”，就劝退了一批人。除了翻译难题，另一方面史学资料众多，同一事件在不同的资料中说法相悖，真伪难辨，也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熊逸版《资治通鉴》用串讲的方式，磅礴引证，把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说得非常详细，比较适合史学小白。

熊逸是得到App课程主理人，学贯中西的思想隐士，文史作家，著有《熊逸说经典》《春秋大义》等多部畅销书，坚持用学贯中西的现代视角，解剖中国传统文化。熊逸版《资治通鉴1》一经出版，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套熊逸版《资治通鉴》第二辑，内容涵盖了《通鉴》中周纪三到秦纪二这部分内容。熊逸用七把刀，解剖《资治通鉴》这头大象。

书中讲到周慎靓王元年至二年时，聊到造像和立碑的用处，从艺术发展史和社会管理需要两个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并介绍了同一时期的平行世界——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历史发展。

对于造像和立碑的用处，熊逸是这么解释的：作为群居动物，人类天然会向强者靠拢，而强者无论多强，看得见，摸得着才能凝聚力量。国土广阔的帝国，远离帝都中心的城市，人们就难以得见“龙颜”，于是统治者通过立碑，把头像印在钱币上，民众就能随时随地瞻仰统治者，认同感和向心力自然就形成了。

关于实行“仁政”到底能不能富国安民？作者也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这一论题。

这要从魏襄王初登王位，问孟子：“谁能够一统天下？”孟子说：“不爱杀人的人能够一统天下。”

魏襄王追问：“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谁会追随他呢？”孟子说：“民众已经受够战乱了，如果有一个不爱杀人的人出现，人们都会追随他，就像禾苗需要雨水一样。”然而，魏襄王并没有采纳孟子的意见，所以孟子离开了魏国，去了齐国。

后来宋国宋王偃上台后，在自己的国家实行仁政。孟子的学生万章请教孟子：“宋国是一个小国，他搞仁政，他的邻国齐、楚是大国，看不惯他，要攻打宋国，该怎么办呢？”孟子说：“一旦施行仁政，天下人都会翘首以盼，齐国和楚国再怎么强大，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结果是孟子被宋国啪啪打脸，宋国非但没有一统天下，反而被大国给灭了。孟子这个辩手，照样能把宋国的灭亡说圆了——宋国的灭亡跟仁政没关系，是宋王偃堕落了，仁政没有实行到位造成的。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从古流传至今的一些话，单独拿出来看，会前后矛盾；追本溯源后，你会发现，无论怎么说都有其道理。至于什么时候该听什么话，就取决于你对事物的认知。

熊逸版《资治通鉴》把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讲解的非常仔细，让你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基本都是白话文，好读易懂，对于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提供了多个角度供你参考，而不是代替你思考。

熊逸的语言独有含蓄地幽默，值得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