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上海的冬天，王友来到一家银行，试图替刚刚去世的好友杨怡取回她存放在保险柜中的两件遗物：一件母亲的旗袍和一块父亲的怀表。
那是杨怡临终前唯一的请求，也是她与这个世界最后的情感纽带。
王友本以为手续齐全，只要去趟银行，一切可以顺利进行。
然而，当他递交了所有材料后，银行工作人员却一句冷冰冰的回应：“让她本人来取。”
这句话像刀子一般扎进了他的心。
“她已经去世了！”刚刚痛失发小的王友，失控地说道。
银行工作人员却不管这些，说是一定要按“制度”走，必须要本人来取。
而这场争执也只是故事的开始，王友自己都没想到这场争执会持续三年之久。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命运的转折杨怡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工程师。
作为家中独女，杨怡从小生活在优渥的环境中，父母对她的关爱无微不至。
她聪慧好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成为亲戚朋友们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
小时候，她的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
然而，这一切的美好，在她刚刚迈入社会时戛然而止。
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母亲突发脑溢血离世。
杨怡还未从失去母亲的悲痛中走出，父亲又被诊断出肺癌晚期，短短一年间，杨怡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小在蜜罐里长大的杨怡，不得不面对命运的双重打击。
她眼睁睁看着父亲在病榻上日渐虚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她在一旁却什么都做不了。
这种无力感成了她人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父亲去世时，握着她的手轻声叮嘱：“要坚强，好好照顾自己。”
这句话也成为杨怡之后人生的动力，她一定要好好活着，父亲母亲还在天上看着她呢。
只是从那以后，杨怡变得沉默寡言，童年幸福的笑颜在她脸上一去不复返。
她将父母留给她的遗物——母亲的旗袍和父亲的怀表，视作珍宝，但却不忍时常触碰。
为了保证安全，她将这两件遗物存入银行的保险柜中。
杨怡开始独自生活，孤身一人的她，有时候想要倾诉，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她试图用忙碌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她拼命工作，白天在办公室里废寝忘食，晚上加班到深夜。
而她如此的努力，也换来了事业上的成功，她给自己赚到了后半生就算孤生一人，也可以安享晚年的钱。
但这些却是以她的健康和人际关系为代价。
她几乎不再与朋友联系，昔日的朋友们都渐行渐远，甚至不再考虑婚姻问题。
她成了一个在外人眼中“完美成功”，却在内心极度孤独的人。
此时她并未意识到，在一次次熬夜、忙碌和情感的压抑中，她的身体早已埋下了隐患。
噩耗来袭2015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杨怡照常坐在办公室里处理邮件。
突然，她感到腹部一阵剧烈的刺痛，疼得她脸色瞬间惨白，直冒冷汗几乎无法站立。
同事见状，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医生的检查结果让她如遭雷击。
“胰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
“癌症？还是胰腺癌？”杨怡一脸不相信，“不可能，我身体一直很好的。”
胰腺癌可是死亡率非常高的癌症啊，患上这种病就已经在阎王的本子上留名了！
她慌乱的跟医生解释道，希望医生是“误诊”了，但医生的话毫不留情。
“胰腺癌早期很难发现，你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杨怡一个人坐在诊疗室外的长椅上，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此时她脑海中浮现的，不是事业和财富，而是那些孤独的夜晚、错过的亲情和自己从未真正享受过的生活。
从父母去世后，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无意识中被孤独和痛苦侵蚀了太久。
几天后，杨怡躺在病床上，手里攥着自己的诊断书，内心在天人交战。
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但她迟迟不肯签字。
一方面，她对这种治疗是否有效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她害怕住院后会彻底失去最后的自由。
但病毒可不管你这些七七八八的，身体的迅速恶化让杨怡不得不妥协。
她开始了痛苦的化疗过程，失去了头发，体重也迅速下降，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抽干了一样。
杨怡变得憔悴不堪，病房里的镜子成了她最害怕面对的东西，她觉得自己现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出了病房都要吓到别人。
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杨怡感到极度的孤独。
她才意识到，钱不是万能的，她之前赚的那些钱，也缓解不了她的孤独。
每次医生询问“你家属在哪”时，她都只能尴尬地回答“没有”。
有时候夜深人静，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看着冰冷的病房，闻着消毒水的味道，忍不住自嘲的想。
她现在就是死了，也没人发现吧？
这时，一个熟悉的名字突然浮现在她脑海里：王友。
托付与诀别杨怡拨通了王友的电话，带着些许迟疑，那么多年没联系，她都不确定这个电话能不能拨通。
好在老天没有赶尽杀绝，电话接通了，那头传来熟悉又陌生的男声。
杨怡鼻子一阵泛酸，发现病情以来，坚持了那么久的心理防线，在此刻溃不成军。
她极力压抑着哭腔，低声说：“王友，我可能撑不了多久了。能不能……过来看看我？”
说完，杨怡就得到了一阵沉默，其实也没有很久，五六秒的时间。
但杨怡感觉跟过了五六个小时一样漫长。
杨怡在这沉默中越发不安，她不停在心里做建设，就算王友拒绝她也是应该的，毕竟两年那么多见没见过了。
而王友的沉默并不是在想着怎么拒绝，他只是突然被这个消息给震懵了。
多年不联系的好友，突然联系，就说她快死了，这事搁谁都要消化一下。
之后王友匆匆放下手头的工作，第二天便赶到了上海医院。
当他推开病房的门，看到床上虚弱的杨怡时，眼眶顿时湿润了。
他都要差点认不出她来了。
那个曾经神采飞扬、充满朝气的女孩，如今消瘦得几乎脱形，双颊凹陷，脸上的血色早已被病痛耗尽。
“你来了。”杨怡勉强挤出一个微笑，声音虚弱得像一阵风。
“来了，我来了。”王友握住她的手，心中五味杂陈。
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友成了杨怡的支柱。
他为她打水、喂饭，陪她聊天，为她讲述小时候的趣事，想让她暂时忘却痛苦。
杨怡渐渐放松了许多，两个人的日子总比她一个人扛着要好过很多。
在她人生最后的这段时光里，她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某天，杨怡轻声对王友说：“如果我不在了……请帮我带走母亲的旗袍和父亲的怀表。我想带着它们一起走。”
这是她内心深处最重要的请求。
王友点头答应，眼里闪着泪光。
几个星期后，杨怡的病情急剧恶化。
她在清晨安静地离开了人世，手中紧紧握着王友的手。
这位苦命的女孩，终于解脱了。
王友抱着发小失声痛哭，决心一定要把好友最后的遗愿完成。
三年的斗争杨怡去世后，王友开始着手处理她的身后事。
他带着杨怡的死亡证明和一系列文件，来到存放遗物的银行，来取杨怡父母的遗物。
然而，他却被一句话挡了回来：“让她本人来取。”
这简直就是荒谬，人都死了，怎么让她“本人”来取？
无论王友怎么解释杨怡已经去世了，本人来不了。
银行始终坚持：“没有继承人证明，任何人无法取出保险柜物品。”
王友的耐心都耗没了，怒火中烧，但工作人员却始终摆出“规定就是规定”的冷漠姿态。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友数十次前往银行试图沟通，但始终无果。
他甚至找来了杨怡的主治医生和病友作证，但银行仍然拒绝妥协。
无奈之下，王友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诉讼过程漫长而艰难。
银行的律师坚持认为，王友既非继承人，也没有书面遗嘱，无法证明自己有权取走杨怡的遗物。
王友的律师则强调：杨怡的遗物只是两件私人纪念品，并无经济价值。拒绝交出遗物，不仅不合理，也违背了逝者的意愿。
官司持续了三年，期间王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有人质疑他的动机，也有人认为他“自找麻烦”。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他明白，这是他对杨怡最后的承诺。
2019年，法院终于判决银行必须交出杨怡的遗物。
那一刻，王友热泪盈眶，为了好友，也为了这三年的自己。
因为一直没有拿到遗物，杨怡的尸体一直没有入土为安，如今他终于可以面对她了。
他亲手将旗袍和怀表放入杨怡的棺木中，完成了她的最后心愿。
结语这场历时三年的斗争，让人们看到了规则与人情的较量。
银行的一句“让她本人来”，暴露了制度的冷漠。
而王友的坚持，则让我们看到，人性的温暖可以超越生死。
或许，真正的正义，正是规则与人性之间的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