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是如何“玩死”元朝的？
伴随着帝师制度的建立和宣政院的改制，藏传佛教的政治地位逐步加强。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有功于元朝国家建设的藏传佛教，开始走向了另一极端。
1、权势过大，中央难以监控
自忽必烈之后，元朝的历代皇帝及其家眷，均需受戒皈依为佛家弟子。《南村辍耕录》卷三“受佛戒”记载：
….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倍位者必九人，或七人，….此国俗然也。
在元朝，法会（元朝文献中称之为“好事”）名目数量繁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元史·释老传》具体罗列出名称的“好事”，就超过了三十多种。
皇室如此崇佛，佛教势力很快就渗透到了元朝政治等各领域。早在八思巴时代，忽必烈就设总制院，尊八思巴为“帝师”，统筹全国释教和蕃地（西藏）事务。
至元二十五年（1288），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嫌其地位不尊，以“总制院统西番诸宣慰司军民财粟，事体甚重，品秩宜尊”为由，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
资料显示，宣政院“秩从一品，用三台银印”，“院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地位甚崇。
除了品秩得到提升外，宣政院还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一样，不仅有了独立平行的任官系统，甚至还有单独用兵之权。
首先，宣政院拥有中央人事、行政、司法大权的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很难有效插手宣政院大小事务；其次，僧尼事务和蕃地事务也没有了监察空间，中央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分化。
2、破坏国家法度，社会影响极差
宣政院权势显赫，使得本就备受尊崇的僧尼阶层更加猖狂。少数僧人目无法纪，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法度的案例时有发生。
八思巴弟子杨琏真迦，在桑哥支持下，盗掘钱塘、绍兴宋陵，令人发指
对于这些目无法纪的僧人，宣政院不仅没有予以制止和妥善解决，甚至有“火上浇油”之嫌。譬如武宗至大二年（1309），宣政院请“（凡民）欧（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之旨。
尽管成宗、仁宗等曾试图加以拨乱反正，然而收效甚微，最终不了了之。
坦诚说，僧人违法乱纪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元朝法律上的不平等。僧人犯法，按例由宣政院受理，偏颇之处比比皆是：
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问，止令三家所掌会问；
诸僧人但犯奸盗诈伪、致伤人命及诸重罪，有司归问，其自相争告，从各寺院住持本管头目归问；
若僧俗相争田土，与有司约会，约会不至，有司就便归问。
僧人不但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甚至可以操纵法律。比如帝师或上层高僧们常常以“好事”为由，请求元朝政府释放那些犯有重大罪责的囚犯（元朝史书称之为“秃鲁麻”）。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重囚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有权有势官宦子弟或欺行霸市的泼皮无赖。
本该受到法律严惩的重囚们，通过贿赂僧侣阶层，“顺利”逃之夭夭。据《元史》与《新元史》所载，顺利“大逃亡”的死囚犯，不下数百人。
至于释放这些重囚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
“用帝师奏”者；
“皇帝即位用帝师奏”者；
皇室人员有疾、祭日或诞辰请释囚者；
帝师或皇室修佛事者；
为皇室祈福者；
某高僧圆寂，也得释囚。
这种破坏法律、扰乱政纪之事，元朝上下并非毫不知晓，不少大臣上书屡次反对，几乎皆得到皇上采纳，但收效甚微。
皇庆元年（1312）冬十月，云南行省右丞算只儿威有罪，国师搠思吉斡节儿奏请释之，仁宗皇帝斥之曰：“僧人宜诵佛书，官事岂当与耶！”
遗憾的是，皇庆二年秋七月，“以作佛事，释囚徒二十九人。”可见事态很难得到有效抑制，“释囚”的场景一直屡禁不止。
3、祸乱朝纲，导致国家衰败
元朝皇室崇佛，可谓“国策”之一。自忽必烈开始，经常举行各种耗资巨大的“好事”活动，动用国库修建各式各样的佛寺，对僧人的赏赐也是毫无节制，刊印佛经所费金银更是有增无减。
以大都为例，史载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就有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大永安寺（香山）、大承天护圣寺、大崇恩福元寺、大天源延寿寺、寿安山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崇国寺、兴国寺等。实际上，即便在宫廷内部也建有佛寺。
大兴土木修建寺庙的背后，是毫无节制地征调士兵、百姓和工匠，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耗费了大量的土地、物资、金银，使得国库愈发空虚，有些甚至直接搜括百姓以资建寺之需！对国家与人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皇室的“过度”崇佛，让帝王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深谙儒学的知识分子们，无不为之愤慨。
比如元朝儒生郑介夫，一直对帝师抵达京城后“朝野倾城相迎”的现状颇为不满。原因很简单，“往年帝师之死，择取小帝师来代，不过一小庸厮耳，举朝郊迎，望风罗拜。”
忽必烈在崇尚佛教后，命笃信儒学的畏吾儿大臣廉希宪受国师佛戒。
廉希宪毫不客气地顶撞道：“臣受孔子戒矣。”忽必烈又问：“孔子亦有戒耶？”廉希宪回答：“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据说忽必烈不仅没有生气，还连连赞许。
4、荒唐的元顺帝
纵观元朝诸帝，“崇佛”最荒唐的，莫过于元顺帝妥欢帖木尔。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扳倒权臣伯颜后“图治之意甚切”。
具体而言，在丞相脱脱的支持下，主动恢复科举，颁行《农桑辑要》，实行儒治，整饬吏治，蠲免赋税，开放马禁，削减盐额，编修辽、宋、金三史，国家一度有了“中兴之相”。
不过，罕见的天灾给了他当头棒喝。黄河决口、饥荒频仍、瘟疫爆发，人民流离失所，大量死亡。
资料显示，自至正四年（1344）开始，举国上下进入了灾害多发期，尤以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以及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和内蒙的一部分以及河南中南部、湖北大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北部等地区最为严重。
一系列的“天灾”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简单地说，各地烽烟四起，不少地方的统治机构瘫痪，几乎陷入到了土崩瓦解的绝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疲惫不堪的元顺帝直接选择了“躺平”。尤其是脱脱死后，他更是自甘堕落。
他声色犬马，长期不理朝政，沉溺密宗，修炼所谓“男女双修之术”，朝堂成了君臣淫态百出之所。
他专门建造了上都穆清阁，连延数百间，并秘密室于修文殿旁，好事房于鹿顶殿侧，“取妇女实之，以备修习之用”。
他沉迷于“十六天魔舞”无法自拔，还专门为此建造高阁，“飞桥舞台于前，四栏引翼。每幸阁上，天魔歌舞于室，繁吹导之，自飞桥西升，市人闻之，如在霄汉。”
何谓“十六天魔舞”？史书记载，“天魔舞者，本西番佛曲，法式淫荡”（拓展阅读：把元顺帝“忽悠瘸”的十六天魔舞，到底是什么来路？）
尽管朝中大臣百般劝谏，可元顺帝不但不听，反而想方设法躲避，甚至特意挖地道以躲“宰相以旧制为言” 。至正二十七年（1367） 八月，回天乏术的元顺帝诏命皇太子领天下兵马。次年闰月，携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等人逃到应昌府（内蒙古赤峰市）。
同年八月，明军攻陷大都。至正三十年（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妥懽帖睦尔驾崩于应昌，享年五十一岁，庙号惠宗 ，蒙古汗号为“乌哈噶图汗”，明朝为其上尊号为“顺帝”。
在《蒙古黄金史纲》中，记载了一首元顺帝离京时所作的一首长诗（当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是蒙古史学家的托名伪作）：
以诸色珍宝建造的纯朴优美的大都!
先可汗们夏营之所我的上都沙拉塔拉(金莲川)
凉爽宜人的开平上都
温暖美丽的我的大都，
丁卯年失陷的我可爱的大都
清晨登高眺望，烟霞缥缈。
鸟哈噶图可汗我御前曾有拉哈、伊巴呼二人，
(虽曾〉识破，但却放弃了可爱的大都
生性愚昧的那颜们，各都回顾了自己的国家。
我哭也枉然，我好比遗落在营盘的红牛犊。
以各种技巧建立的八面白塔
宣扬大国威仪以九宝装饰的我的大都城
宣扬四十万蒙古声威的四方四隅的大都城，恰在弘扬佛法之际、因昏聩而失去可爱的大都，在我的名声之下。
为四面八方的蒙古之众显耀、矜夸的我可爱的大
都，
冬季御寒的我的巴尔哈孙
夏季避暑的我的开平上都
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
未纳拉哈、伊巴呼二人之言，乃我应受的报应。
把神明所建的竹宫
把忽必烈薛禅可汗避暑的开平上都
统统失陷于汉家之众;
贪婪的恶名，加诸于乌哈噶图可汗了。
把众民所建的玉宝大都
把临幸过冬的可爱的大都
一齐失陷于汉家之众;
凶暴的恶名，加诸于乌哈噶图可汗了。
把巧营妙建的宝玉大都把巡幸过夏的开平上都，
贻误而失陷于汉家之众:
流亡之恶名，加诸于乌哈噶图可汗了。
把可汗国主经营的大国威仪
把灵妙薛禅可汗所造的可爱的大都，
把普天之下供奉的锅撑宝藏之城
尽皆攻陷于汉家之众:
把可爱的大都
把可汗上天之子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
把一切佛的化身薛禅可汗的殿堂
由一切菩萨的化身乌哈噶图可汗以可汗上天之命而失掉了
把可爱的大都。
把可汗国主的玉宝之印褪在袖里出走了。
从全部敌人当中冲杀出去了。
布花帖木儿丞相突破重围:
愿汗主的黄金家族当受汗位，千秋万代
因不慎而沦陷了可爱的大都
当离开宫殿时遗落了经法宝卷
愿光明众菩萨垂鉴于后世，
回转过来着落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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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尾声
总的来说，我们在审视藏传佛教在元朝的历史作用时，应该具备一定的辩证性。
一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到元朝的“崇佛政策”对加强边疆尤其是藏区统治，促进民族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正面影响；
另一方面，也要对这一政策走极端后，为整个社会经济诸方面带来的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对于历史事实客观并理性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在未来少走弯路，少走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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