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献策，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查处的省部级干部，作为从微末地位崛起的官员，倪献策的人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早期阶段也展现了惊人的觉悟，可结果却令人遗憾。

50岁的倪献策因滥用职权被撤职查处，出狱后也丧失了从政的资格，选择下海经商回馈民众来进行赎罪，那么，倪献策到底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歪路呢？

实际上，他1958年从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算是知识分子，那个年代要找到专业人才很难，所以一毕业倪献策就有了铁饭碗的工作，并随着时间流逝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不得不说，倪献策前途光明，在50岁的年纪就成了江西省的省长，同事对他的印象是给高级干部队伍带来了年轻的声音，且也有文凭，符合当时背景下的干部年轻化、职业化道路。

但倪献策这一路走来，也被权力蒙蔽了双眼，他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了自己的特权，享受周围群体的追捧，久而久之，他的心态出现了问题，认为自己应该凭借职权谋取更多利益。

1985年，倪献策因为对外开放政策的实地调查，和代表团前往香港地区洽谈，结果遇见了一位名叫“郭晓红”的女子，两人在晚会相遇后，郭晓红很快注意到倪献策。

在得知倪献策的身份后，郭晓红立即贴了上去，而倪献策也被美色迷惑没有拒绝，可这段关系存在很多隐患，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她的弟弟郭勇，这人并不是什么好人。

因为对外开放政策放宽的影响，很多人都想着下海经商，郭勇也是其中之一，在1985年的时候，福建富兴公司的代表李共青和香港金龙公司代表商讨走私摄像机，郭勇也参与了进去。

这就构成郭勇所在的洪海公司和福建富兴公司再加上香港金龙公司这三方的利益链，但当时对于走私，国家照样秉持严查的态度，且三方涉案金额已经超过百万元，情节严重。

所以如果被发现，那罪过可不算小，不过，郭勇是知道其中风险还选择加入的，因为他早就打算利用倪献策的影响力作案，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就找到了倪献策收下的戴家保。

虽然戴家保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但仍旧签署了检查单，给郭勇等人做了伪证，拿出了公司进出口摄像机零件的报告，可实际上，这伙人进口的是整机，合同和内容完全不同。

而郭勇的态度更是无比嚣张，连掩盖都非常敷衍，指示人员简单进行拆卸即可，不过事实并没有如他料想的那样发展，当他们的货物到达海关时，文锦渡关口发现货物不对劲。

经过仔细查验后，发现其货物属于整机，海关人员当即扣押了相关货物，并要求郭勇等人拿出罚款，当然，这批货物也要被就此没收，这可让郭勇慌了神，毕竟金额数目不小。

因此，郭勇立刻写报告送到海关，表示自己补全税款，希望能够拿回自己的货物，但郭勇的要求不合理，因此被海关拒绝，而郭勇也不可能愿意承担几百万的损失，所以打了电话。

这个电话就是由他姐姐郭晓红接听的，在得知自家弟弟的情况后，郭晓红将事情告知了倪献策，而此时的倪献策因为权力扩大正处在无法认清自己的境况当中，立刻答应了这件事。

他先是打电话去海关询问，可吃了闭门羹，一时间心里落差有点大，接着写亲笔信寄给江西省的经贸厅还有当地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同时知会了海关的关长。

倪献策在和这些部门的交谈中表示这件事属于误会，洪海公司进口的是零部件而不是整机，另外，他还利用自身的影响力，让洪海公司的代理人以他的名义打电话施加压力。

一时间，海关工作人员面临极大的压力，但海关顶住了外部的频繁干涉，选择维持原有处分决定，扣押货物，并对郭勇等人处以共计150万元的罚款，倪献策面子上自然更加难看。

这次失利让倪献策有些冲动，选择在外汇额度上做手脚，利用职权让中国银行的南昌分行为此扩大洪海公司的外汇额度，这样一来自然就能弥补其公司在订单上的损失。

可无论是贿赂威胁海关，还是违法改动外汇额度，都将倪献策朝着不归路上推了一把，让他无法以一个客观理智的态度应对这件事，也彻底让情况变得无法挽回。

1986年，群众的匿名举报信将倪献策推到了纪检委的眼前，其负责人刘丽英对此十分重视，当即就前往了江西地区，最终在倪献策深耕多年的大本营找到了突破口。

次年，倪献策被正式批准逮捕，在法庭上进行宣判，而倪献策被以徇私舞弊罪处理，随后，倪献策提出上诉，表示自己不知道郭勇等人在走私犯罪，也没有隐瞒相关情况。

但法院经过调查后驳回了倪献策的上诉，因为当时双方合同的报告、协议等都存在，容不得其进行辩驳，所以案件正式定性，倪献策也开始了牢狱生活，在2年后才走出来。

虽然倪献策出来后有不少人想着雇佣他，但倪献策并没有选择任何一家公司，反而是自己出来发展，打着自主创业的主意，而他经过这件事后给自己立下了规矩，一定会回馈江西。

除此之外，更表示自己不要江西一分钱，只用自己和朋友交给他的初始资金，可见从牢狱出来的倪献策，心里也想着为曾经相信他的民众做出一些事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不得不说，权力有时会引动人的贪念，一旦丧失了理智，就可能踏入深渊当中，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官员能够引以为戒，不要步上倪献策的后尘，而是把守住自己的底线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