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敢言
特朗普即将正式重新入主白宫，这是继2016年大选后美国政坛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局之一。对于中国而言，特朗普的回归自然会让人关注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表面上看，特朗普的上台可能意味着中美贸易争端会进一步加剧，但深层次的政治博弈远比这些表象复杂。中美经济争端并非拜登政府时期才出现，也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当选就有显著改变。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正在成为未来中美博弈的关键变量。
自2016年特朗普首次上台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就已经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之一。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美国不仅推出了极具攻击性的关税壁垒，还在科技、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不断加码施压。拜登继位后，虽然表面上有所软化，但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遏制策略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便是在2024年大选的最后时刻，拜登依旧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加大了对中国的施压。而特朗普上台之后，这一趋势或许会更为明显。
然而，正如特朗普多次宣称的那样，“美国第一”的核心思想不仅仅是对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更是美国国内经济的独立性和自给自足。这种理念固然迎合了大量美国底层白人的利益诉求，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孤立主义”政策可能会使得美国在全球化逐渐瓦解的背景下，无法成为最大赢家。
中国近年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愈加牢固，其制造业的优势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低端制造业还是高端技术领域，中国都在快速占领市场份额。美国试图通过“脱钩”来孤立中国，反而让自己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与此同时，试图从中“渔利”的日本和印度，虽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进展，但要想完全取代中国的地位，无论是技术能力还是供应链的深度，都远远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即便特朗普上台后继续实施“孤立中国”的战略，美国是否能够如愿成为全球化崩溃后的最大赢家，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许多人将特朗普与“新保守主义”势力挂钩，认为他上台后会继续推动美国的全球干预政策。事实上，特朗普的外交理念与传统新保守主义的理念有着显著的差异。特朗普更多倾向于“新孤立主义”，即减少美国对外的军事干预，并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国内建设。这一思想的背后，实际上是对美国“帝国”式扩张的反思和对国内民生问题的回应。从对华政策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理论上对中国可能是有利的，尤其是在台湾问题和舆论环境方面，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有可能让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占据更多主动。
然而，新孤立主义的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犹太华尔街集团等“深层国家”力量，显然不希望美国“脱离全球化”，更不愿看到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退居二线。特朗普虽然可以在选举中获得庞大选民基础的支持，但这些深层国家势力的利益与特朗普的孤立主义理念存在着深刻的冲突。如果特朗普在任期间无法有效平衡这些内部矛盾，那么美国的内政可能会陷入持续的撕裂，进而影响到对外政策的制定。
特朗普与马斯克的关系向来备受关注，尤其是在移民政策上，两人的观点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特朗普一方面主张严格限制非法低层次移民，另一方面也支持吸引高科技人才进入美国。然而，对于主流的白人“MAGA”选民来说，他们的诉求更加激进，主张全面排斥所有类型的外来移民，包括高级技术移民。这种分歧暴露了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移民政策时可能面临的内部分裂。
马斯克虽然站在特朗普一方，但他自身的移民身份以及美国高科技产业对移民的依赖，使得他与特朗普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作为高科技行业的代表，马斯克深知高技能移民对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性，但对广大底层白人选民来说，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外国移民抢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特别是高技能移民的涌入，已经引发了底层白人对就业市场的焦虑。
这种矛盾的加剧，不仅仅是特朗普政府内部分裂的表现，更是美国社会深层次的种族冲突和阶级矛盾的映射。马斯克代表的高科技精英阶层，和特朗普的农村选民基底之间的对立，将使得特朗普在政策执行上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分裂可能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和全球格局方面。
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博弈，而是美国社会内部的深刻分裂。多元化的移民政策、城乡差距的加剧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使得美国的政治生态愈加复杂。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政策虽然迎合了底层白人选民的需求，但却与美国精英阶层的利益格格不入。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将成为未来美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主导力量。
特朗普的回归可能并不会带来根本的转机。无论是贸易战还是科技战，中美之间的对抗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政策层面，而是深入到全球产业链、技术竞争和国际战略的博弈之中。美国是否能够在全球化崩塌的时代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大赢家，仍然充满变数。
对于中国而言，特朗普的政策无疑会带来更多挑战，但同时也可能提供更多的战略机会。全球化的未来尚不明朗，但中国已经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无论美国如何施压，中国的经济韧性和创新能力将继续成为对抗外部压力的最大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