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辛弃疾有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此词称颂三国时期东吴政权的领袖孙权，从年少时就是英雄豪杰。
东吴的赵咨在去觐见魏文帝曹丕时，谈到孙权如是说：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
作为吴臣，赵咨的话虽有溢美之辞，但是却也反映出全盛时期的孙权所具备的优秀品质，也正是因此，东吴才能在局势纷乱的后汉三国时期拥有一席之地。
年轻时候的孙权又是怎样的呢？通过孙权初为东吴领袖的第一战，可以看出孙权的非同一般。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意外遇刺身亡。仓促之间，孙权继承了孙策的未竟事业。《三国志·吴主传》曰：五年，策薨，以事授权，权哭未及息。策长史张昭谓权曰："孝廉，此宁哭时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师，非违父，时不得行也。况今奸究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是犹开门而揖盗，未可以为仁也。"乃改易权服，扶令上马，使出巡军。
当时孙权仅19岁，之所以"哭未及息"，在张昭的提醒下，孙权很快从悲伤中恢复过来，显示出一个年轻的政治家的才干和魄力。
当时东吴的局势非常复杂。面对这种情况，孙权冷静而迅速地采取了多项措施：招延人才，团结部属；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三征江夏，斩杀黄祖。
"讨不从命"最能体现少年孙权的性格特点，说的是孙权亲自平定庐江太守李术叛乱的事情。这是一场意义十分重大的讨伐战，假如李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那么本来就不稳定的江东局势就会变得更加混乱，甚至会影响到孙权政权能否在江东立足。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年底，孙策身亡不久，很多在孙策的武力镇压下归附的地区纷纷发生叛乱，江东局势混乱不堪。叛乱不仅仅来自于受江东一些敌对的大族指使的山越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有一些在孙策手下任职的官员也同时加入，庐江太守李术就是其中一个。
李术本在孙策手下当差。《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中说："（孙策）表用汝南李术为庐江太守，给兵三千人以守皖。"说明在孙策的部下中，李术是个物，否则不会把庐江这个边境重镇交给他来掌管。公元200年（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孙策打算长途袭击许都抄曹操后路，李术便把曹操任命的扬州刺史严象杀了，不料孙策意外身亡，行动只能是半途而废。
孙策死后，李术开始不听孙权的命令，"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权移书求索"。从《三国志》的其他传记看，当时"亡叛"的人不在少数。为了摸清楚李术的意图，孙权没有立即采取强硬行动，而是置信李术，要求他扣留"亡叛"者。这一招非常沉着镇定，李术却沉不住气，公开表示"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这样一来，李术的真面目暴露无疑。因此，孙权决定首先拿李术开刀立威。
为了取得执政以来的首战胜利，孙权表现出与他19岁的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和稳重。他并没有立即派兵进攻，首先致信曹操，要求曹操隔岸观火，不要参与。
孙权在给曹操的信中说：严刺史昔为公所用，又是州举将，而李术凶恶，轻犯汉制，残害州司，肆其无道，宜速诛灭，以惩丑类。今欲讨之，进为国朝扫除鲸鲍，退为举将报塞怨仇，此天下达义，夙夜所甘心。术必惧诛，复诡说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内所瞻，原敕执事，勿复听受。
孙权这封信写得十分巧妙。首先，把杀害严象的责任完全推到了李术的身上，认为这是"轻犯汉制，残害州司"，从公理上孤立李术；然后说严象"昔为公所用"，是曹操的人，又是推荐自己为茂才的恩人，拿严象这个死人和曹操套近乎；第三，预判如果发生战斗后李术的动向：向曹操求援，预先向曹操打招呼，暗示自己必将做好两方面的准备。最后，孙权还不忘把曹操狠狠地恭维了一番。这封信写的是有理、有情、有义，还有一丝狡猾、诡辩，从中可以体会到孙权的聪慧、机智及对形势发展的准确判断。
在做好前期的准备后，孙权果断地向驻扎在皖城的李术发起了进攻。
首先，参加这场战斗的主力是以孙家宗室为主的部队，这种部队的成员大都为同乡亲属，战斗力、执行力都比较强，这就说明孙权对这场战斗的重视程度；第二，这场战斗的最高指挥官是只有19岁的孙权，属于"御驾亲征"，也体现出孙权的胆识、决心以及他对能够取得胜利的一种自信。
由于孙权精心的布置和准备，战斗进行得比较顺利。为了减少部队伤亡，他围而不打，断其后援，让李术弹尽粮绝、坐以待毙，最后一举拿下皖城。
这次战斗，无论是对于孙权，还是对于尚不稳定的东吴，都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孙权通过这次战斗的胜利，在人心不稳的东吴迅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其次，经过这次的胜利，激发了东吴将士的信心。之后，东吴开始"镇抚山越"、"三征江夏，斩杀黄祖",为其政权的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