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周三（9月18日）开始，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尤其在9月22日，以色列又向黎巴嫩北部地区发射了无数炮弹，导致至少四五十人死亡。

这引发了美国方面的极大忧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他们已经向以色列明确表达了警告，不要让当前的军事冲突升级为大规模战争。

距离10月7日，也就是去年哈马斯进攻以色列，还有两个星期就要整整一周年了，所以美国方面目前非常担心，在哈以冲突行将周年之际，以色列会再次燃爆中东的战火。

因此，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策略性的，另一个是战略性的。

首先，策略性的问题在于，随着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即将周年，中东地区的战火是否会进一步扩大？

从这意义上说，在拜登政府即将卸任之际，我常说的“两场明战”之一——中东战争，不要说熄火，不激化就已经是烧高香了。

其次，战略性的问题在于，至少在拜登政府时期，中东问题似乎找不到任何解决的线索。

这不仅反映了民主党内部的困惑，也揭示了美国主流政治人物，包括共和党人如小布什等，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即他们按照传统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套路，无法解决当前的问题。这也反过来折射了，为什么特朗普能够梅开二度，有班师回朝的迹象。

从策略到战略的问题，其实是比较深刻的。

01

我们先谈谈策略问题。

哈以冲突即将迎来一周年，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恰巧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对真主党从上星期的寻呼机爆炸，到现在的大规模导弹和炮弹的军事进攻。

我之前分析过，他们的意图是什么。实际上，以色列内部以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一些强硬分子，他们的思维逻辑非常简单，只要揭露他们的价值观就很容易理解。这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战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所谓先发制人，就是在你对我发动进攻前，我先通过进攻遏制住你的进攻势头。具体来说，以色列希望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人，能够安全地返回以色列，脱离危险。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9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他们除了向以色列发出警告信号之外，同时还传达了另一个信息，即以色列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其把以色列人捞回来的目标。

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让军事冲突升级，不符合以色列当前的利益。然而，这是美国，至少是拜登政府的想法，而非以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以色列强硬派的想法。

坦率来讲，以色列这个民族既让人同情，又让人不值得同情。

让人同情的是，两千多年来，犹太民族没有祖国，颠沛流离，特别是在二战期间，他们受到了纳粹的屠杀。

但“不值得同情”的地方在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它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和平相处，或者至少避免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地步。

然而，80多年过去了，以色列并未如人们所愿，因此这个民族既让人同情又不值得同情。

就目前而言，在内塔尼亚胡等以色列强硬派的主导下，人们看不到任何在战略或策略上的解决方案，这恰恰触及到了美国的痛处。

02

下面再谈谈战略问题。

就像上文分析的那样，拜登政府如果想要在卸任前，缓解两场明战中的其中一场，恐怕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从策略的角度看，这折射了目前美国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裂缝，其实这个裂缝已经大到人们难以想象的地步了，正如美国内部一些官员所言，他们对以色列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这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甚至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丢尽颜面。

另一方面，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折射了美国主流政客的思维模式。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未来的哈里斯政府，亦或是过去的共和党小布什政府，只要他们是主流政客，解决问题就有套路，一旦遵循套路，他们基本上就是按图索骥。

以小布什为例，尽管他是共和党，但相较于特朗普的极端民粹主义，小布什更倾向于主流路线。当时2003年，美国有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它实际上是保守主义的一个新代表。

“911”事件后，他们采取的行为、思维方式和战略与现在的内塔尼亚胡当局非常相似，都是采用先发制人的战略，即他们认为如果对方可能会攻击，那么就应该先攻击对方，削弱其进攻能力。

所以可以看到，当时美国在攻打伊拉克时找了一个借口，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终伊拉克的领导人萨达姆被杀害了，但也没发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事实上，在这背后，美国在实施其大中东民主计划。然而，遭受损失的却是当地人民、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

现在以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以色列强硬派，其思路与以小布什为代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政客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压根就不会听拜登政府的话，这正是美以关系裂痕之深，超乎人们想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反过来，其实这也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放眼全球，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还是社会，每个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西方国家。

由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相对宽松和自由，各种人民的声音都可以得到表达，因此当底层架构出现问题时，比如贫富差距、贸易失衡、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矛盾等这些问题越来越多以后，我们会发现，越是宽松的地方往往越无法解决问题。

于是在这种体制下，西方国家就出现了一股民粹主义潮流。

民粹主义首先源于老百姓的迷茫和情绪极端。

在情绪走极端的情况下，人们会寻求一种能够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这种解决方案往往是极端的解决方案。

这种解决方案可能会被一些理论家，如之前的新保守主义者或纳粹分子，进一步包装就能变成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成为极端政治解决方案的理论基础。

因此，民粹主义的表象是迷茫，走向是极端，底层逻辑是世界的。

用我的解释来说，就是科技革命所推动的人类进步与建设力和破坏力兼而有之的这么一种现象。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大选大概还有50天不到的时间，尽管特朗普的机会似乎正在下降，但他重新出现并试图再次当选却得到了美国共和党内的一致支持。

这就表明了民粹主义有着巨大且深厚的基础，民粹主义的解决方案以及代表民粹主义的政治家有巨大的社会空间和社会认受度。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够解决问题，用以前法国路易十五的话来说就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这个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这个时代的问题与国别、体制和文化无关，这是21世纪20年代即将过半之后，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

而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不是100年之前的矛盾爆发，而是200年之前一个轮回的重新折射。

下一个轮回到来的时候，恐怕是200年以后，至少也是150年以后，这是从历史最深层的结构来看问题。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拜登政府与内塔尼亚胡政府之间存在的矛盾和裂痕，表面上看似是一个让吃瓜群众感到似乎不错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不仅反映了内塔尼亚胡的问题，也反映了拜登政府或者拜登政府参与其中的美国乃至西方主流政客，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与其说是拜登、小布什的问题，或者是让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政治家捡个钱包，不如说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因此，从策略上看，我们可以笑一笑拜登政府一筹莫展的困境。

但是，从战略层面来看，我们确实可以探讨美国未来的对外战略方向。

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从大历史的深层结构以及未来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都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