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论战

曹刿即曹沫。春秋初鲁国大夫，鲁庄公时，他指挥鲁军，取得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战役的胜利。后鲁、齐两国会盟，他身怀利刃，劫持齐桓公，逼齐归还侵鲁之地。前人有诗称赞：“曹刿有深谋，临敌三鼓待。用柔消彼刚，避锐击其怠。盈竭迭迁移，知止自不殆。战胜斯一端，莅政至理在”（清嘉庆帝《齐鲁长勺之战》）。

春秋时期多战争。毛泽东曾几次提及齐鲁长勺之战，并由长勺之战谈到鲁国的指挥者曹刿。长勺之战是春秋初期的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争。毛泽东谈长勺之战，现见文字记载最早的是陈士榘将军的回忆。

1936年3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志丹）附近红军大学演讲“军事辩证法”战略学。陈士榘说：我记得，他在讲战略学的战略追击时，专门列举了一些中国古代战例。如春秋时期著名的长勺之战，鲁国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战胜强大的齐国的例子，以及后来齐桓公和军师管仲关于追击战的例子。当时毛泽东说：“中国有个有名的成语，叫做‘一鼓作气’来自何时呢？来自春秋时期的齐鲁长勺之战。”（刘恩营著《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第225页）毛泽东的这项例子，不久就作为他说弱师是如何战胜强敌的战略思路，写进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他说：“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用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战例。”为了说明故事，毛泽东还全文引用了《左传》中的“曹刿论战”，并高度地概括了这次战争胜利原因：“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3年第2版第203—204页）毛泽东在这里高度评价了曹刿。曹刿对于这场战争，知己知彼，作了全面的考虑：“夫战，勇力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毛泽东对此有很深邃的认识。

长勺之战

据李银桥回忆，1953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听了公安部长罗瑞卿对两个县公安局长违法乱纪、草菅人命一事的处理报告后，很是气愤。当时李银桥劝他消气。

毛泽东说：你不知道这中间的利害，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曹刿论战》）。

春秋时期，山东有两个诸侯国齐国和鲁国。

齐国是大国，鲁国是小国。鲁国的国王当时是鲁庄公，他当国王当到第十年的时候，齐国发大兵来打鲁国，鲁庄公准备发兵抵抗。

有个知识分子叫曹刿的去见鲁庄公，问他打仗会不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鲁庄公回答说，我对鬼神很敬重，鬼神必然会庇护我。

曹刿说，鬼神的事很难说清楚。

鲁庄公又说，我平时有什么东西爱分给大家。曹刿说，那是小恩小惠，没有什么了不起。鲁庄公又说，我对于所有的案件虽然不可能每件都办得十分好，但总是尽量弄清楚，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曹刿说，凭这一点你肯定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肯定会打胜仗。结果弱小的鲁国果真打败了强大的齐国。

我不是可惜那两个公安局长，而是怕这样的人一多，我们就会渐渐失去老百姓的支持啊！

相关史料：

曹刿，刿一作翙，即曹沫（有争议）。春秋时鲁国人 。鲁庄公十年（前684），齐攻鲁，他随庄公迎战齐军于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建议庄公待齐军三鼓气竭，即击鼓反攻。庄公依计，遂获大胜。又传庄公十三年，齐桓公与鲁庄公在柯（今山东东阿）相会，他持剑相从，胁迫桓公订立盟约，收回鲁之失地。

曹刿

曹刿是周文王儿子曹叔振铎的后人。鲁庄公十年（前684年），齐桓公不顾刚就任主政大夫的 管仲的竭力劝阻，派高傒、鲍叔牙、公子雍率大军伐鲁。此前，齐、鲁几次交战，鲁国都被打败。闻听齐大军压境，鲁庄公和群臣大惊失色，不知所措。

这时，曹刿求见庄公，主动提出为抵抗齐军出力。他的同乡人说：“那些居高官、享厚禄的人在那里谋划，你又何必去参与呢？”曹刿说：“居高官、享厚禄的人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于是入宫觐见庄公。曹刿问庄公：“您凭什么条件来跟齐国作战？”庄公说：“衣食这类养生的东西，不敢独自享受，一定把它分给别人。”曹刿回答说：“小恩小惠不能周遍，百姓是不会跟从您的。”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不敢虚报数量，祝史的祷告一定反映真实情况。”曹刿回答说：“这些小信用不能让神灵信服，神明不会降福的。”庄公说：“大大小小的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但必定根据实情来判断。”曹刿回答说：“这是尽了本职的一种表现，可以凭这个条件打仗。如果要作战，请让我跟着去。”

庄公和曹刿同乘一辆兵车，与齐军在长勺展开战斗，庄公准备击鼓。曹刿说：“还不行。”齐国人三次击鼓进军。曹刿说：“可以了。”齐军大败，庄公准备驱车追击齐军。曹刿说：“还不行。”他下车，细看齐军的战车车轮留下的痕迹，然后登上车前横木远望，说：“可以了。”于是追击齐军。

战胜以后，庄公问曹刿取胜的缘故。曹刿回答说：“作战，是要靠勇气的。第一次击鼓可以振奋士气，第二次击鼓士气就少了一些，第三次击鼓士气就消耗殆尽了。他们的士气消耗殆尽了，而我们的士气刚刚振奋，所以战胜了他们。大国的情况难于捉摸，还恐怕有埋伏。我细看他们的车辙已经乱了，远望他们的军旗也已经倒下了，所以才下令追逐他们。”

鲁庄公二十三年（前671年）夏季，庄公到齐国去观看祭祀社神，这是不合于礼的。曹刿劝谏说：“不行。礼，是用来整饬百姓的。所以会见是用以训示上下之间的法则，制订节用财赋的标准；朝觐是用以排列爵位的仪式，遵循老少的次序；征伐是用以攻打对上的不尊敬。诸侯朝聘天子，天子视察四方，以熟悉会见和朝觐的制度。如果不是这样，国君是不会有举动的。国君的举动史官一定要加以记载。记载而不合于法度，后代子孙看到的是什么？” [7] 但庄公不听从。

曹刿论战

鲁庄公十年的春天，齐国的军队攻打我们鲁国，鲁庄公将要迎战。曹刿请求拜见（鲁庄公）。他的乡亲们说：“当权者自会谋划此事，（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说：“当权者浅陋无知，不能深谋远虑。”于是进宫廷去见鲁庄公。（曹刿）问：“（您）凭借什么（条件跟齐国）作战？”鲁庄公说：“衣食（这类）养生的东西，（我）不敢独自享有，一定把（它们）分给身边的人。”（曹刿）回答说：“（这种）小恩小惠不可能遍及（百姓），老百姓是不会听从（您）的。”

鲁庄公说：“祭祀用的猪牛羊和玉器、丝织品等祭品，我从来不敢虚报夸大数目，一定要对神说实话。”（曹刿）回答说：“（这只是）小小信用，不能取得神灵的信任，神灵是不会保佑（您）的。”鲁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但）我一定能根据实情（合理裁决）。”曹刿回答说：“（这才是对百姓）尽了本职的一类（事情）。可以（凭这个条件）打一仗了。作战时请允许（我）跟随您去。”

（到了那一天）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在长勺（和齐军）作战。鲁庄公将要（下令）击鼓进军，曹刿说：“（如今）不行。”齐军三次击鼓之后，曹刿说：“可以（击鼓进军）了。”齐军大败。鲁庄公（又）要（下令）驾车马追逐齐军，曹刿说：“（还）不行。”（说完就）下了战车，察看齐军车轮碾出的痕迹；又登上战车，扶着横木远望齐军（的队形），（这才）说：“可以（追击）了。”于是追击齐军。

胜利后，鲁庄公问他（取胜的）原因。曹刿说：“作战，是要靠勇气的。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兵们的）勇气；第二次击鼓士兵们的勇气就开始低落了；第三次击鼓士兵们的勇气就耗尽了。他们的勇气已经消失而我军的勇气正旺盛，所以打仗胜了他们。那些（像齐国这样的）大国，（他们的情况）是难以推测的，怕（他们）在那里设有伏兵，（后来）我看到他们车轮的痕迹混乱，望见他们的旗帜倒下了，所以（才下令）追击他们。”

可以把曹刿称为优秀的军事家。他之所以取胜的原因，不是靠猛打猛冲，而是靠了谋略、智慧，这一点尤其让人称道。战争当中，一个优秀的谋略家，抵得上成千上万的将士。他虽然没有将士的勇猛，没有将士的勇力，没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却能凭借智慧，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小取大。

智慧如同水，水是无形的，看似柔弱，但是它在无形、柔弱之中积聚了看不见的力量，遇到险阻可以绕道而行，聚积起来的力量达到一定程度，便可以汇成冲决一切障碍的潮流。难怪孔子要说：“智者乐水。”它们在外表和特征上十分相似：以无形克服有形，以流转变化回避强敌，以柔弱战胜阳刚。

中国传统中对水的偏爱，铸成了传统智慧在阴、阳的抗衡中注重以柔克刚的阴性特征。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传统的智者，谋略家，甚至可能连操刀舞剑的力量都没有，却能运筹帷幄，在几十万大军的交锋之中，扮演着导演的角色，指点沙场，调兵遣将。可以说，一场战争中的灵魂，正是那些文弱雅致的谋略家，是他们彼此间智慧的较量，在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另一个有趣之处是，传统的军事谋略家不是凭借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经验来指挥作战，而是靠读书识理来完成自己使命的。看上去他们似乎因为没有亲身打过仗而缺乏实战经验，然而他们从读书识理中积累起来的智慧，足以使他们从力量对比、人心向背、心理状态、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等天、地、人方面的因素，来把握、预测、决定整个战争的进程。这一点在崇尚实战经验的西方军事家看来，是匪夷所思的，而在我们看来却是十分自然的。

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争都在证明着，成功的战例是文人们智慧的杰作。他们精心导演了一出又一出的戏，然后让担当剧中角色的将士去演出。

《史记·刺客列传》载：“曹沬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沬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沬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沬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以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

曹刿和曹沬是否为同一人？为此，大多史料沿袭旧说，语焉不详。李零先生的文章——《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沬是同一人——为读者释疑，兼谈兵法与刺客的关系》（此文曾在《读书》2004年第9期刊载）则认为两者实为同一人。

《左传》中“曹刿”这一人物共出现两次：一是庄公十年春“长勺之战”，一是庄公二十三年“曹刿谏庄公如齐观社”。

《左传》叙长勺之战前原文：“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据此可以断定，此时曹刿的身份不是“肉食者”。按《左传·昭公四年》：“食肉之禄”，杜预注：“食肉之禄，谓在朝廷治其职事，就官食者也。”孔颖达疏：“在官治事，官皆给事，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鲁人谓曹刿曰，肉食者谋之。”（关于“肉食者”的问题，具体参见“中国经济史论坛”发布的李根蟠先生的《“肉食者”解》一文）按照春秋时期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奴隶等社会阶层分类，以及曹刿有晋见鲁君的资格并为之出谋划策等情况来看，曹刿当时的身份应该属于“士”阶层。在“长勺之战”后，曹刿取得鲁庄公信任，可能被任以大夫以上官位，之后才可能有庄公二十三年谏庄公“如齐观社”事。

《史记·刺客列传》载：“曹沬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沬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之后，叙曹刿在“柯地之盟”劫持齐桓公。《左传庄公十三年》【经】十有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夏六月，齐人灭遂。秋七月。冬，公会齐侯盟于柯。【传】十三年春，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而戍之。冬，盟于柯，始及齐平也。

根据行文逻辑，“三败北”当在“柯地之盟”（庄公十三年）前。“春秋三传”中所有鲁隐公元年至庄公十三年齐鲁两国的战事资料，共有五次，分别发生在鲁桓公十年冬、桓公十三年春、桓公十七年夏、庄公九年秋、庄公十年春；又通过《史记》发现庄公十三年还有一次（“柯地之盟”前发生）。

其中鲁国战败的有四次：鲁桓公十年、桓公十七年、庄公九年、庄公十三年。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庄公十年“长勺之战”前鲁国至少两次“败北”（并割地与齐），也就是说，假如曹刿即曹沬是同一人，那么，在“长勺之战”前，曹沬就已经是“将”（此推断逻辑不妥，“三败北”未必是指三次重大失败的战役，也可以指庄公十三年夏秋一次战役中三次小的败北 ，庄公十年“长勺之战”时，齐国还没经历管仲的强军改革，庄公十三年夏秋，鲁国已经被迫允许齐国灭遂邑而戍之。则依然没有证据证明在“长勺之战”前，曹沬就已经是“将”。

庄公十三年秋七月，孔子在《春秋》中只记录了月份而不记录任何内容，按《春秋》的惯例，这就是鲁国战败的部分，夏六月齐国灭遂，秋七月鲁国救遂攻遂而三败于齐国，不得不《史记》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由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并无专门之“将”，而是由各诸侯国的“卿”在战时临时“将”兵，而“卿”为“肉食者”。这显然与曹刿所言“肉食者鄙”的事实抵牾。

《管子匡君大匡》 齐桓公）四年，修兵谓管仲曰：“吾士既练，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鲁。”公不听，果伐鲁，鲁不敢战，去国五十里而为之关。鲁请比于关内，以从于齐，齐亦毋复侵鲁，桓公许诺。鲁人请盟曰：“鲁，小国也，固不带剑，今而带剑，是交兵闻于诸侯，君不如已，请去兵。”桓公曰：“诺。”乃令从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诸侯加忌于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鲁君，诸侯又加贪于君，后有事，小国弥坚，大国设备，非齐国之利也。”

桓公不听，管仲又谏曰：“君必不去鲁，胡不用兵，曹刿之为人也，坚强以忌，不可以约取也。”桓公不听，果与之遇，（柯地之盟）庄公自怀剑，曹刿亦怀剑践坛，庄公抽剑其怀曰：“鲁之境去国五十里，亦无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管仲走君，曹刿抽剑挡两阶之间曰：“二君将改图，无有进者。”管仲曰：“君与地，以汶为竟。”桓公许诺，以汶为竟而归。

《管子》虽然是战国才完稿，但是却是齐国稷下学宫之书，不可能搞错，既然也把曹沫事迹记录为曹刿，则曹刿与曹沫应当为同一人，当无异议。

再者，两人的性格反差太大，一为足智多谋、沉稳持重、重礼知义的政治家、军事家（“曹刿论战”、“谏庄公如齐观社”），一为好勇尚力、大胆莽撞的猛将、刺客，性格上的巨大反差很难让人接受二人合而为一的说法。根据《左传》对曹刿在军事“论战”和政治上劝谏庄公“如齐观社”这两件事情上看，曹刿显然不是靠《史记》中说的“以勇力”取信于鲁庄公，他靠的是政治远见和军事韬略。

《左传》叙事中，一人异名而称的情况并不避讳，而曹刿在《左传》中两次出现，也并无“曹沬”之异名，更没有提到曹刿劫持齐桓公这一轰轰烈烈的壮举；《史记》只载曹沬劫持齐桓公一事，却不记载“长勺之战”这个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这恐怕不是以两书分别突出了同一人的不同性格特点来解释得通的。由此，我们只能认为，《左传》作者与司马迁并不认为曹刿、曹沬为一人。

李零认为曹刿和曹沬为同一人，主要依据是：1、训诂学中“刿”、“沬”、“翱”等字发音相近（或“同音通假”），可以通假；2、前人著述中记“劫持齐桓公”一事，有分别记作“曹刿”、“曹沬”、“曹翱”者；3、如今出土的上博楚简（李零所说的《曹沬之阵》）中有庄公谋臣“散蔑”者，劝谏庄公勤俭，又与鲁庄公谈论军事，并且“沬”、“蔑”、“刿”字音近通假。

秦汉以前，由于文字不能规范统一，致使各诸侯国在文献记载上存在文字书写上的差异；更由于书写材料的昂贵（绢帛）不便（竹木简），知识的传播在很多情况下是靠口授来完成的，当这些知识（尤其是一些文字知识）经过众口因传后再形成文本流传时，文字的读音、写法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差异甚至是错讹，同音异字有之，音近而误为同字亦当有之，因此，同一人被误解为两人或两人误为一人也就不稀奇了。

所以考证历史人物、事件等单单依据训诂学是远远不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清梁玉绳《人表考》，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等依据同一事件的异名记述，单从训诂学上（或沿袭前人、他人之说）就得出最后的结论，是失于对史实的细致考究和人物性格的深入分析，至少是不全面的。

从网上看到李零先生提供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告攵蔑之陈》释文：“鲁庄公将为大钟，型既成矣。曹沬入见……”李先生解释说：“释文是在整理者释读的基础上作的，凡从其说的文字除个别确有必要者外不再严格隶定，直接以通行字写出。我们有不同意见之处则以注释的方式简单交待。”

李零又解释说，“上博楚简《曹沬之陈》中的‘曹沬’，他的名字，写法和传世文献又不一样，是作‘散蔑’”。也就是说，原文中的“散蔑”被整理者“无可怀疑”地训成了“曹沬”，然后又通过训诂学上“刿”、“沬”的音近而得出同一人的结论。然后倒果为因，再以此作为曹刿、曹沬为一人的论据。在这里，我们不禁要产生一个疑问：这样的“无可怀疑”是学术界的共识还是个人的主观臆断呢？

部分人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多用“相当于”、“可以”、“也可以”、“应该是”、“从道理上讲”推断，而最后推出“一定是”、“肯定是”……

综上所述，曹刿和曹沬可能是两个人物形象，在学术上还应该继续深入研究和讨论，在没有更确凿、更有说服力的学术定论之前，专家学者们不要把“后路”堵死，存疑探究、阙疑备考是最实际、最科学也最受人尊敬的学术态度。

另外，明代人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写“乾时之战”、“长勺之战”、“柯地之盟”等故事章节时，均把“曹刿”、“曹沬”作为两个人物形象来描写，至少说明在明代以前曾流传着这“二曹”不同的演义故事。

结论：曹刿与曹沫是否为同一人，目前仍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