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夏天，便是闽南花生的收成季。记得小时候，那时还有“统购”政策，每家都有定额。现在很多人可能对“统购”这个词已经陌生了，它的全称叫“统购统销”政策，简而言之就是由国家对粮食进行统一征购和销售，是建国不久后开始实行的一项很重要的粮食国策，到90年代粮食商品化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中交粮食由国家“统购”，便是每个有土地的农民都需要尽的义务。

于是，在花生收成好的某个下午，母亲会让我们围着几麻袋花生和簸箕，帮忙挑拣出要送去粮站“统购”的花生。那时候一般是先把最好的挑拣出来留做种子，然后再挑拣出一些专门用于煮熟晒干和储藏的，而后便是挑拣出要送去统购的这些了。

那时候，粮食价格其实已经渐渐市场化了，而统购的价格是要比市场价格要低不少的。小孩子不懂事，觉得自家吃了亏，便问母亲说：“为什么不挑那些差的送去统购呢？”

母亲笑了笑，跟我解释说道，粮站的人也是会检查的，如果发现送的是不好的花生，有时候甚至还会整麻袋给你全部倒出来检查，然后还让你自己收拾装好，自己挑回去再重送一次。而且统购是按重量算的，真要挑不好的花生反而会因为重量轻，而要送更多的量。再者其实当时惠安东部大多人均田地很少，要求应征统购的量也不大，没必要在这方面过多算计和瞎折腾。

母亲不会讲什么为了国家应尽义务这样的大道理，但她这番话我后来回想起来，从中感受到了两个很贴近人世本质的道理：一、不要觉得自己的小聪明小算计可以大过一整个治理体系的手段；二、一旦接受现实就不要去为了得失过多算计纠结。

而统购这个词虽然如今已成记忆，但粮站每个乡镇都还保留着的。我家需要送去“统购”的东岭镇粮站，则是惠安东部一处坐标性地点，直到今日我仍然认为它保留着一个乡镇最好的模样。

当年东岭粮站门前的那条路，正好是惠安东部往来县城的必经之路。那时的班车，通常便会在东岭粮站前暂停下来，司机和售票员会开始下车“捡客”（闽南语拉客人之意），而且一般非要等到乘客都满了才愿意再发车。而东岭粮站是比较早进行城镇市场化的，整片粮站沿街很早就建设成一整片的店面，开了许多文具、食杂、日用品等各种各样的批发店，因而粮站这一片也被称为是东岭“后街”，至今仍然是一处热闹非常的逛街购物之地。

因而我那时候很期望能跟着母亲一起去粮站“统购”，这样便可以去逛东岭后街，就算不买东西，看看琳琅满目的商品也觉得满足。记得约莫二年级的期末考我考得不错，学校奖励了3元钱的奖学金，便交给母亲，希望母亲能帮我买了一副军棋。前往粮站应征统购之时，母亲骑着家里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我就坐在前面的横杠，后面绑着整整两大麻袋的花生。路上有几个比较大的上坡，母亲挺起身子艰难地蹬着。我那时虽小，望着满头大汗的母亲，心里却有一种很亘古的悲凉感，仿佛听得见几千年来我们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先民们的低诉。

粮站是颇有年岁的建筑了，来到收粮处便能闻到一股属于老房子的霉味。每到统购之时，粮站便很拥挤和忙碌，工作人员因为忙碌有些急躁，而有人是挑着粮冒着暑气走了很远的路来的，心情就更急躁了。于是，整个粮站时不时响起那种争吵时的大喊大叫。而排在后面的人，也会开始响起此起彼伏的喋喋不休的抱怨声。我当时需要帮母亲看着自行车，所以只能在外面坐在自行车上，听着里面的声响，自己在那边脑补和担心着母亲会不会跟人吵架。

等到交完粮，我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跟着母亲穿行后街。母亲先是买了点家里需要的食杂，然后买了我心心念念的军棋。其实那一刻，闻着母亲身上的汗味和自行车后座上还未消失的花生味，我对军棋的念想已经莫名地被消解了，所以买回来后，那副棋我总共也没下几次。

多年后，每当再走过东岭粮站前那条道，我总要想起儿时自己在粮站门口坐在母亲自行车上等待时的光景，那一刻穿过的不仅仅是我的记忆，还有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千年来于土地耕作而生的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