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伴生科举的舞弊营私案件就层出不穷。不过其中最主要以及危害最大的作弊行为，倒不是各类代表替考、夹带小抄而是“关节条子”。
咸丰八年十月初七，御史孟传金就刚结束的顺天乡试发起弹劾。其称主考官审查不严，让戏子平龄（满族）违规应试，而且他的卷子也有作弊嫌疑。“中式举人平龄朱墨不符，物议沸腾”，咸丰遂命载桓、端华等四大臣查办此案。
注：为防考官通过笔迹辨识考生，考生考卷需经专人誊抄后再交考官批阅（放榜前需比对两卷是否一致）。原件为考生用墨笔书写，称为“墨卷”，誊抄件是用红笔抄录，被称为“朱卷”。
调查后确认了平龄的戏子身份（没资格参加科举），但其考卷并未作弊。所谓的“朱墨不符”，是考官邹石麟在批阅朱卷时发现错别字后自行圈改。咸丰遂下旨将主考官一品大员、文渊阁大学士柏葰革职（主考官一职）。
不过这场舞弊案 – “戊午科场案”，才刚刚开始。
办案官员在核查平龄考卷时，也一并抽调了部分上榜举人的考卷。结果发现几名举人的考卷水平很差，扩大检查后又陆续发现不少文章字迹潦草、文不对题、词句悖谬。意识到不妙的载桓，上奏咸丰同意后开始刑讯部分考官及考生。
很快就挖出了严重的问题“关节条子”。
所谓关节条子是考生和考官规避“誊抄考卷”的一种作弊方法。具体是考生和考官提前约定一些特定字词（一般多为“夫、也、哉”之类的虚词），以及在文章中的书写位置，即“关节”。考官则会把和考生约定的关节记录在纸条上即“条子”并夹带入考场。
有了关节条子，考官就能在批阅考卷时轻松找出对应考生的考卷“凭条索引，百不失一”，并根据事先约定给予考生相关“照顾”。
此案被查证的相关事实如下。
考生罗鸿绎在考前找同乡兵部主事李鹤龄帮忙，李鹤龄就给他拟定好“关节”让他考试时按要求写入文章里。随后李鹤龄花五百两银子买通了考官翰林院编修浦安，由他带着条子在阅卷时帮忙。
起初浦安并不想贿赂主考官柏葰拉其入伙，他准备钻个阅卷的空子。
当时科举会把卷子均分给一众考官批阅，正副主考官一般不会直接阅卷，只负责审核各考官推荐上来的卷子。但是顾及同僚间的颜面，主考官一般也不会在审核时过于认真，得过且过。
但这次柏葰偏偏就把浦安推荐的罗鸿绎给挑了出来，他觉得这份卷子文笔一般，不应入选。没能混过去的浦安又换了一个方法，也就此把柏葰推入了深渊。
浦安找到柏葰带入考场侍应的家仆靳详帮忙，求他帮忙说情放罗鸿绎过关。结果柏葰听从了请托，最终让罗鸿绎以第二百三十八名的成绩上榜。
在审讯浦安的过程中，浦安因熬不住酷刑，又供出“在场时曾闻程主考有烧毁条子之事”。咸丰随即又令革审副主考官程庭桂，结果查实他的儿子程炳采，收了七分关节条子让家仆夹带入考场交予程庭桂 ……
越闹越大、越查越多，皇帝不得不在咸丰九年二月十三日御临勤政殿终审“戊午科场案”。
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柏葰著照王大臣所拟，即行处斩。
《清文宗实录·卷三百》
柏葰就此成为因科举舞弊被杀的官品最高者，也成为科举最大的遮羞布。行为更恶劣的副主考官程庭桂，其后就被加恩免死，改判发军台效力（赎罪）。
光绪十九年，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报名参加乡试。鲁迅的祖父内阁中书周福清（因母丧归乡守制）为了自己儿子能够上榜，就准备找这次乡试的主考官，自己的同年（同治十年进士）殷如璋帮忙。
七月二十七日殷如璋的官船到达苏州，周福清先以拜访同年的名义和殷如璋见了一面。感觉有戏后，周福清就把一万两银票和关节封于信函中，准备送予殷如璋。但为了避嫌周福清没有自己出面，而是让仆从徐福代送，结果搞出了事。
注：这个仆从的姓名以及案发细节来源于周作人的《知堂回忆录》。
殷如璋当时正在和副主考官周锡恩闲聊，信函送来后出于不便（清廷规定主考官在赴任和履任期间不能接收私人信件），就装作不知没有拆看。不明所以的徐福等得不耐烦后，在外面大声质问“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
殷如璋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在行关条之事，只得装傻命人将徐福抓起来，送苏州府查办其欲行贿主考舞弊之罪。
苏州知府王仁堪将初审结果上报浙江按察司后，浙江巡抚嵩骏一面委派按察使赵舒翘接手案子，一面命令绍兴府缉拿周福清。而周福清早在徐福被抓后，就直接跑去上海想避避风头。
哪知嵩骏很看重这个案子，见绍兴府抓不到人，一边全省通缉，一边上报朝廷法办。很快光绪颁下谕旨，“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眼见事情越闹越大，自己被全国通缉，周福清不得不返回老家会稽投案自首。
由于事实清晰、人证物证确凿，案子很快就经杭州知府初审，浙江布政使和按察使的“两司会审”，到了浙江巡抚嵩骏的“亲提研鞠”（复核）。不过周福清本人倒是一点不慌，他在巡抚都院的大堂上还振振有词：
交通关节，已不止一科，也不是我一人，某科某人，就是通关节中了举人，我不过是照样子来罢了。
不是周福清张狂，他不过是诉说了科举的事实。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科举早已和当年的九品中正制一样，从“选贤选孝选能”沦为了“看权看亲看钱”。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嵩骏向朝廷奏报了自己的终审意见。他认为周福清暗通关节罪证确凿，依律当处斩刑。但是考虑到作案未遂，而且周福清还有自首情节，建议朝廷从轻发落。
刑部拟判“斩罪上量减一等，拟判杖一百，流三千里”，不过光绪这次没有遵循“恩出自上”的减罚定刑，而是颁下谕旨“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好在恰逢慈禧六十大寿，周福清被归入“缓决类”。此后几年周家就部不停地托人求亲、疏通关节，让周福清待在缓决名单中。
直到光绪二十八年，周福清和周家才迎来转机。
庚子国变期间，由于京畿和河北一带监狱的囚犯大多乘乱逃脱，两宫还朝后朝廷颁下旨意，主动回监投案者予以宽免减刑。周福清也借这个东风，加上一些疏通得以出狱。
虽然得以免死脱罪，但周家不但被革除官身（鲁迅父亲的秀才功名也被革除），家财也被耗尽。也正是因家道中落，自小体味人间疾苦，让周树人“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他才能变身为非同一般的“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