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文明大国，中国与波斯之间有许多相似性，两者都建立过帝国，都具有专制及多元色彩，而且中国与罗马、中亚的交往，无论陆海，都绕不过波斯。中古时期(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高峰，此时的波斯处于萨珊王朝。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韩香教授的《波斯锦与锁子甲：中古中国与萨珊文明》一书，利用多语种文献及中西方考古文物资料，着重探讨了中古时期萨珊波斯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以及双方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存在的转译与适应等问题。该书所涉及的内容小到物品、物种等的交换与交流，大到技术、思想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力图修补中外文明交往史上这块模糊的拼图”。

珍禽异兽受欢迎

▲《波斯锦与锁子甲：中古中国与萨珊文明》韩香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萨珊王朝统治的400多年里，波斯经济发展迅速，文化繁荣，是历代波斯帝国成就最多的一代强国。5世纪到6世纪，萨珊波斯数次派使臣前往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北魏献文帝曾派使臣访问波斯，从那里带回了波斯王赠送的珍宝。隋炀帝时，两国建立起官方贸易关系，波斯国君库思老二世到访中国。开放包容的唐朝更是吸引了无数胡商，市集上西域罕物满目琳琅。萨珊波斯亡国时，唐高宗还收留了流亡君主卑路斯三世，封他为右武卫将军，最终安葬于洛阳。

400多年里，很多异域物品经波斯商人、使者之手传入中国，包括狮子、鸵鸟、宝石、香料、玻璃器、金银器、名酒、织物等。诸多异域动物里，最让中国人感到惊异与称羡的要数鸵鸟及鸵鸟蛋了，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本土未出产过这么大的长翅膀的鸟，也没有见过如此大的蛋。兴奋之余，唐高宗将鸵鸟献于父皇唐太宗陵前，武则天时期起鸵鸟成了一种珍异和祥瑞，下令雕石鸵鸟置于乾陵。此后唐代帝王陵寝的许多神道石刻中都有鸵鸟屏，这些鸵鸟屏序列排在华表、翼马之后，显示出这种动物的珍贵。这说明，唐人把鸵鸟当作异域珍禽而重视，同时也是显示大唐帝王怀远之德的一种象征。

同样受中国人喜爱的异域动物还有狮子。中国本土不产狮子，但早在先秦时中国人就已知晓狮子的存在，当时称狮子为“虓”或“狻猊”。自东汉起，狮子以贡品的形式从波斯等地进入中国，其形象也逐渐出现在石刻、雕塑、绘画等艺术作品中。

鉴于中国人不接受人狮格斗或猎狮杀狮的异域风俗，狮子被馈赠或带入中国后，更多是突出观赏及表演功能。在这个过程中，驯狮者这个职业开始为人所知，在中古时期尤其受到中国民众喜爱。山西博物院藏有一件北魏时期的胡人驯狮灯，该灯出土于山西大同，高13厘米，口径9厘米。灯擎之处高浮雕胡人驯狮像，三人二兽相间排列。其人物造型具有典型的西域胡人特征，高鼻大眼，身着胡服，头戴胡帽。胡人单腿跪立，左手紧紧按住狮头，呈驯狮状。而雄狮大眼圆睁，张嘴作怒吼状，表现出一种欲要挣脱之势，造型生动传神。《波斯锦与锁子甲》指出，以胡人驯狮形象为灯座，既反映了这个时期胡人驯狮、戏狮等形象的流行，也说明在当时是一种独特而时尚的文化现象。

▲北魏胡人驯狮石灯(山西博物院藏)

相比珍禽异兽，实用器物方面的交流则更加广泛，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波斯锦与锁子甲。

波斯很早就有一种用金银线交织的纺织品，俗称波斯锦、织金锦。波斯锦约5世纪传入中国，在西域一带很流行，吐鲁番文书中多有记载，但鲜见实物。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一件织金锦残件。它置于地宫中室汉白玉双檐灵帐顶部，原置一箔箧中，箧已朽尽，残件为落石所压，长约70厘米，宽40厘米，折叠数层。这件织金锦用捻金线做菱格花纹，捻金线直径为0.1毫米。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织金锦实物。虽然尚无法确定是波斯的舶来品还是中原的仿制品，但是这件织物能出现在专门存放唐朝皇室之物的法门寺地宫里，足以说明其弥足珍贵。

萨珊波斯的另一特产锁子甲同样稀有。这是一种由金属小环密密套扣互联，并依人体形状连缀如衣形的铠甲，通过改变其结构单元的金属环数目和套扣方法，可形成不同的外观肌理。制甲的金属环越小，成甲越厚密，防护效果亦越佳，是极好的作战及防御用的甲装。唐诗中有不少描绘锁子甲的诗句。如崔颢的《游侠篇》有“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句，杜甫有“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沈枪”的句子，李贺亦有“奚骑黄铜连锁甲，罗旗香干金画叶”的诗句。由此可见，唐人对锁子甲并不陌生，但显然这类甲得来不易，绝非普通人、普通士兵所使用之物。

此外，枣椰、阿月浑子、郁金香、青黛等植物，龙涎香、安息香、苏合香等香料，珍珠、金花、水精等宝石，它们或产自或制作于波斯，或经波斯之手转输，也是在这一时期大规模传入中国的。

麝香樟脑是硬通货

文明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古时期，中国的物产也沿着丝绸之路向西渗透与传播，对中西亚文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输出的最主要的商品当然是丝绸。虽然罗马是当时消费中国丝绸最大的主顾，但是萨珊波斯身为中间商，控制着海陆两道，垄断商道贸易，地位不容小觑。随着西方对丝绸大量的渴求，养蚕缫丝技术也经由萨珊波斯传播到西方。与此同时，铁器、漆器等也传入了西方。

中国的另一拳头产品瓷器的西传要晚一些。考古显示，今伊朗境内的尸罗夫港出土了大量晚唐时期的中国瓷器标本。该港是阿巴斯王朝在波斯湾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也是与唐代中国贸易的终点港。当时，远道而来的中国瓷器从波斯湾北岸港口登陆，进入波斯市场后，绝大部分都流向皇宫，深受波斯王室喜爱。

此外，中国的黄连、大黄、肉桂、生姜、土茯苓、麝香、樟脑等药材，也沿着丝绸之路先后传到了中西亚。

麝香作为一种名贵的香料和药材，在我国很早就被利用。《神农本草经》记载：“麝香，味辛，温，主辟恶气，杀鬼精物、温疟、罟毒，痫痓，去三虫，久服除邪，不梦寤魇寐。生中台山谷。”麝香传入波斯、阿拉伯等地后，这些地区似乎更看重麝香的香味作用。当地的富裕之家，喜欢在他们烹调的菜肴中加入麝香。麝香尤其受到波斯妇女的欢迎，她们流行在秀发中喷洒麝香，起到今天香水的功效。

当时与麝香相提并论的是樟脑，它也是来自中国。药理上看，二者是相克的，功效也相反。从颜色上看，麝香黑而樟脑白；从药性上讲，麝香能做兴奋剂，而樟脑则可做镇静剂。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中国人就懂得通过蒸馏而获得樟脑，再通过升华而净化樟脑，还拥有专业的生产仪器，所有这一切均早于印度人、波斯人和拜占庭人。6世纪时，来自中国的樟脑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运输，迅速流行于萨珊波斯，被波斯人用于制药业和香料业中。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发现了若干粟特文古信札，其中在属于4世纪的6号信札中，寄信的商人曾叮嘱对方如果从中国到楼兰，一定要买丝织品或樟脑(龙脑)带回去。

本地化阐释与再创造

《波斯锦与锁子甲》分析指出，东西方之间在文化交流上是具有选择性的，即往往倾向接受更符合自己文化传统的东西。中国的丝绸以其华丽轻柔风靡西方世界，罗马世界重金以求之，以至于波斯等地往往以“赛里斯”称呼东方丝国，足见丝绸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中国的瓷器在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以后，也远销西方，成为当地人趋之若鹜的高端产品。但农业文明创造的文化并不是都如丝绸、瓷器一样为其他文化所接纳，像漆器、铁器、三彩器等，影响力就很有限。有些物品或装饰技术、游艺等也只能是符合当时的时尚，时过境迁，也就淡忘或不流行了。比如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马球运动，在唐代上自宫廷、下至民间曾风靡一时，但至宋以后已沦为只有一部分人参与的与礼仪有关的运动了。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并非原汁原味地输入与输出，而是经过重重中间环节，这其中既包括陆路上的高山、峡谷、平原、大漠，也包括海路上的海湾、半岛、群岛、中转站等。因此，中西文明在交流过程中免不了受当地环境与当地文化的影响，或多或少会吸收当地的文化因子，从而影响文化传播的轨迹，使得文化本原的面貌模糊不清，中间地域的文化色彩更浓厚。《波斯锦与锁子甲》指出，文化在传播中会发生一些变化，添加了一些本地化阐释与再创造。

例如，中国的丝绸虽然在西方世界大放异彩，但罗马人似乎更喜欢素色绢纱或生丝，这样他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用金线进行再加工，制成更符合自身审美习惯与奢侈品位的产品。狮子在西方是狩猎的对象，而在中国则逐渐成为娱乐的对象，并进一步艺术化，由驯狮转变而来的狮子舞等，甚至发展成为一种中国本土的非遗技艺。

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人们往往更容易看到中西亚等文明对古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小到物品、物种，大到技术、思想、宗教。而与此同时，除了丝绸、瓷器等物品外，中国文明西向传播交流的痕迹不多，似乎中西亚地区更多是扮演着居间贸易的角色，受中国文化影响并不深刻。

《波斯锦与锁子甲》认为，这样的情况和西方典籍及出土文物文献记录缺失有关，但也应该考虑到农业文明所孕育的中国文化的自给自足的特性、“贸易都由外人来承担”的对外交往的不主动性、朝贡制度所主导的贡赐贸易的特性。另外，也可能是中国的移民文化不像波斯、粟特那样浓厚，使得中国文明的对外传播不够广泛而深入，导致中外文明交流的痕迹幽晦不明。这些都是应该进一步思索的问题。（完）

作者/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