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队伍作为仅次于人民军队的第二大可配枪的力量，同样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后盾，但两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毕竟人民军队是现役性质的军，而公安则属于行政性质的警，彼此有根本性的不同。

这种差异，决定了军队的众多高级主官可以被授少将、中将或上将等各级将官衔，而公安的高级负责人只能被授总警监衔、副总警监衔等各级人民警察衔。

然而，有一位公安系统的高级领导干部却很特殊，明明是省级公安厅的副厅长，却被晋升了武警少将警衔。

他就是新疆公安厅副厅长霍留军，于2010年7月22日被授予的少将。

那天，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孟建柱向18名警官授予或晋升了武警少将警衔。其中公安部警卫局政委武冬立是唯一被授予武警少将警衔的警官，因为他之前一直属于公安系统的人民警察，担任过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公安部户政管理局副局长，彼时他只佩戴人民警察警衔，到了2010年4月才从警察系统转到武警序列的公安部警卫局，即武警警卫部队，升任正军级的公安部警卫局政委，这个时候他就要穿武警警服、佩戴武警警衔，所以是被授予武警将官警衔。

除了武冬立之外，另外的17名警官都是从武警大校晋升为武警少将的，包括公安部边防管理局参谋长王正平、天津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王子岗、西藏公安边防总队政委孙立军、江苏公安厅警卫局局长邵木金、新疆公安厅副厅长霍留军等等。

如果说省级公安消防总队、边防总队、或警卫局的军政主官被晋升武警少将警衔，那是情理之中。

因为在军改之前，列在武警序列的武警边防部队、武警消防部队、武警警卫部队这三大警种，实际领导权在公安部，比如公安部边防管理局专门负责管理全国边防部队、公安部消防局专门管理全国的消防部队、公安部警卫局专门管理全国的警卫部队，所以它们也可以被称呼为公安边防、公安消防、公安警卫。

这是公安部内设的众多二级局中，仅有的3个局列在武警序列的现役领导机构，所以边防、消防、警卫三大队伍的指战员必须着武警警服、戴武警警衔；若再撇开实指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卫局的公安部九局，其余的局基本都是人民警察编制，就连公安部部长或副职也是警察编制。

而公安厅作为省级层面的公安部门最高领导机关，它和国家层面的公安部一样，也内设有省级的警卫局、边防总队、消防总队。按原则，省厅的警卫局、边防总队、消防总队人员仍旧依照武警部队标准着装，而省厅的厅长，以及副厅长则继续按照人民警察编制的标准着装。

基于这一传统，霍留军身为新疆公安厅的副厅长，不应该晋升武警少将警衔的，而是晋升二级警监警衔或一级警监衔才对。

毕竟人民警察警衔所对应的行政职务是部级正职授予总警监警衔、部级副职授予副总警监警衔、厅（局）级正职标配授予一级警监警衔，辅以授予副总警监衔或二级警监衔；厅（局）级副职标配授予二级警监衔，辅以授予一级警监衔或三级警监衔。

比如黑龙江公安厅副厅长陈英、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午鼎、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赵庆侠、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张程锋等人，他们在1997年4月作为省厅公安部门副职的身份晋升为二级警监警警衔。

与上述副厅长同一天获授警察警衔的还有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王恩福、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牟高望，他们俩晋升的是一级警监衔，尽管王恩福和牟高望两人也是省厅公安部门的副职，但他们的级别已然是正厅级，所以警衔才会比黑龙江公安厅副厅长陈英、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赵庆侠的警衔高一级。

就霍留军本人来说，他担任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时，级别也是正厅级，那他应该和顶头上司朱昌杰厅长一样，授予一级警监衔才符合惯例。

那么霍留军为何能在2010年以新疆公安厅副厅长的身份晋升武警将官警衔呢？成为当时18位被授予或晋升武警将官衔中唯一来自省级公安厅副职的警官。

其实霍留军副厅长能晋升少将的真实原因是，他当时还兼任了一个现役性质的职务——新疆公安厅反恐怖特别侦察队队长。

前面已经说了，公安部管辖有消防、边防、警卫共三大列在武警序列的现役部队；除此之外，公安部还下辖有计划单列的现役单位，包括河北省公安厅下属的河北官厅（水库）公安局，即武警河北总队7支队，级别是正团级；湖北省公安厅下属的武警湖北回龙支队，是驻扎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回龙乡的正团级单位，以及反恐怖特别侦察队。

反恐怖特别侦察队并非是每个省份的公安厅都有，它仅限于新疆、西藏、青海三省区，属于特定省级公安厅的正厅级现役单位，所以霍留军副厅长所兼职的公安厅反恐特侦队队长，决定了他要被授予武警警衔，而非是人民警察警衔。

到了军改后，随着公安部下辖的三大武警警种部队退役，包括反恐特侦队在内的计划单列的现役单位也都退出了现役，于2019年1月1日转改为人民警察编制。

而霍留军少将在卸任新疆公安厅副厅长后，于2017年3月升任新疆公安厅党委书记，与公安厅王明山厅长打破了1996年12月以来新疆公安厅党委书记和厅长由一人担任的惯例。

2年后的2019年4月，未满60岁的霍留军少将退休，也差不多是副军级少将的最高服役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