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为什么能成功？

关于禹作敏，前几天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为什么说禹作敏能发迹是有道理的？》讲述的是禹作敏的发迹之路；《功成名就后的禹作敏有多狂？》讲述的是禹作敏功成名就之后发生的蜕变；《禹作敏最嚣张的时候有多无法无天？》讲述的是禹作敏功成名就后做的几件无法无天的事情。

之所以说禹作敏是悲剧人物，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没读多少书的农民，以一己之力，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只用了十余年时间就带领全村的干部群众，把一个远近闻名、外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穷村，变成了中国首富村！但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却开始了蜕变，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

1990年4月，禹作敏一手操控了对二姑家儿子刘家兄弟的打击报复，以致引发11日他的姑父刘玉田被他的心腹活活打死的惨案。尽管禹作敏百般阻挠公安干警办案，但禹作相等7名凶犯最终还是被绳之以法，并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禹作敏没有从此事中警醒，接下来又闹出一桩人命案。

1992年11月，华大职工危福合被禹作敏授意下的心腹们活活打死，禹作敏仍然像对刘玉田案的凶犯一样护犊子，并且在手段和决心上还进一步升级，发展到了与市公安局、检察院，甚至市委、市政府公然对抗的地步，他自己却浑然不知已经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

1993年4月上、中旬，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的侦破取得重大进展，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禹作敏的所有罪行都一一暴露出来。4月15日，公安机关依法对禹作敏进行了拘留审查。与此同时，中央派原林业部部长高德占到天津担任市委书记。

高德占一到任，立即着手处理禹作敏的问题。当天，天津市委办公厅给静海县委书记崔士光发去明传电报，称，高德占书记于下午14点半在迎宾馆一号邀禹作敏谈话，要崔士光通知禹作敏，同时也要崔士光一同参加谈话。

禹作敏接到新任市委书记要找他谈话的电话后，反复考虑了许久，决定前往。但此时的禹作敏有如惊弓之鸟，生怕发生不测，特地带上一名武功很好的贴身保镖，还另外挑选了3名精干随从，这才与县委书记崔士光一道前往天津。到了之后，警卫人员只让禹作敏的车进入，其他人不让进。

禹作敏隐隐预感到不妙，但到了这时候，已经由不得他了，他只能从命。车子停在院里，他跟随工作人员进入指定房间。等他一进去，才知道大事不妙。等着他的并不是新任市委书记高德占，而是多名神色严峻、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公安干警出示了拘留证，禹作敏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在审问禹作敏之前，天津市公安局负责此案的经验丰富的罗振岭已经提前审问了原万全集团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在获取了第一手证据后，罗振岭在审问中间与禹作敏行了3次“较量”，慢慢掌握了主动权。第一次审问尤其重要，时间是1993年4月21日下午2点，禹作敏被带进了预审室。

一进室内，禹作敏不等预审员发话，就径直走向摆在墙角的沙发。这排沙发是特意为观看审讯的上级领导和客人们准备的，禹作敏的身份是犯罪嫌疑人，他的座位只能是审判桌前那个特意为犯罪嫌疑人准备的小方凳。预审员发话，禹作敏，请你坐到你的位子上去！

禹作敏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对预审员威严的命令置若罔闻，满是不屑地说，我坐这不是挺好的吗？预审员继续说，我提醒你，你是被告人，你必须坐到被告席上，从现在起，你必须遵守我们的规矩。禹作敏应道，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在椅子上坐久了，我支持不住。

预审员说，我们出自人道主义，你觉得累了，提出请求，经我们允许，你才可以坐到沙发上休息。禹作敏很是鄙夷，说，这也是规矩？预审员说，对，这就是你必须遵守的规矩！无奈之下，禹作敏只好不情愿地离开沙发，坐到了那个固定在地面上的小方凳上。

但禹作敏的气焰仍然很嚣张，预审的时候，预审员要他交代职务和简历，他就在抗拒，说，我的各种职务很多，谁有那么好的记性，说不清，记不住，有什么用？预审员提醒他，不管你认为有用没用，这都是你依法必须交代的内容。禹作敏说，这些与我的问题无关，没必要说。

预审员说，弄清被告人的历史是法律程序规定的，法律认为有必要，你无权拒绝。禹作敏又找个借口，我的记性不好，被你们给搞乱了。预审员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的规定，你被依法刑事拘留了，签字吧！禹作敏回应，我不拒绝，但我不签字。

预审员只能耐着性子跟他讲清楚，要你签字是要你履行法律手续，依照法律，刑事拘留证一经出示，就依法生效，你不签字也要执行。禹作敏猛然质问，为什么拘留我？预审员毫不客气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是我问你！禹作敏还强硬狡辩，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证据？

预审员说，当然有！法律不会无缘无故拘留你，尤其你禹作敏，曾是全国政协委员。禹作敏无言以对，预审员继续说，你要认清形势，老实交代，配合执法机关进行工作，不要胡搅蛮缠。禹作敏到这时的态度才有所缓和了，说，不要说那么多，我签字！

禹作敏十几年时间做出如此巨大贡献，在中国改革开放才十几年的时间里，绝对是独一份儿，也正因如此，从中央到天津市委，对禹作敏都给予了相当大的肯定、鼓励和宽容。遗憾的是，禹作敏读书太少，在巨大的成就和荣誉中私欲日益膨胀，迷失自我，以致最终走上犯罪的不归路。

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所犯罪行进行了公开宣判。禹作敏是指使刘永华窝藏殴打危福合致死的主要犯罪分子，组织指挥以暴力阻碍公安检察干警搜捕案犯，下令扣留公安干警，阻碍公安机关勘察现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以获取国家重要机密。

组织审讯殴打田宜正、侯洪滨、宋宝以及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第三局干部学校教师、学员，指使他人对村民刘玉田的家属进行非法监视，限制人身自由等等，据此，禹作敏犯窝藏罪处有期徒刑6年，妨碍公务罪处有期徒刑3年，行贿罪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3年，非法管制罪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禹作敏的次子禹绍政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刘永华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周克文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其他案犯也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数年。

禹作敏在天津第一监狱服刑2年后，保外就医到天津武警医院，接着又转至天津天和医院，他最后在一个编号为“甲三”的高干病房度过人生的最后几年。那时，对禹作敏的待遇非常人性化，他甚至可以自己出去买东西。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心脏病发作，经抢救无效离世，终年69岁。

禹作敏东窗事发后，静海县委一位负责人曾经非常惋惜地表示，禹作敏是一个很有头脑的致富带头人，从根子上来说，他原本并不是一个坏人。确实，他在大邱庄十几年艰辛创业，本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浓墨重彩的一位代表性人物，结果却蜕变为国法不容的罪犯，令人唏嘘不已！

1996年5月，禹作敏万万没有想到老朋友卢志民会千里迢迢来探监。卢志民给他带了吃的、用的，宽慰他，说，既然事情发生了，要想得开，保重身体。卢志民甚至向狱方申请尽可能给予禹作敏关照，他说禹作敏为中国农民增过光、添过彩，他曾经是我的学习榜样。

卢志民探望禹作敏归来后，写了一篇题为《历史是一面镜子》的文章，文章说：20年的刑期对于年近70的他，与死刑没有什么区别。昨天，他是我们农民企业家的榜样；今天，他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卢志民在文章称，要研究“禹作敏现象”，并从这种“现象”中找出经验教训来。

卢志民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必须讲政治，政治是企业家成长的大环境。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企业家首先应该是政治家。但是从另一位与禹作敏接触过的名人郭凤莲看来，禹作敏的错误却并不仅仅只是不讲政治而已。

1980年代末期，《山西日报》曾用一个整版报道了禹作敏谈大邱庄经济发展的内容，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就从这时起得知了禹作敏的大名。这让郭凤莲非常震撼，禹作敏一个年近60岁的人能够在改革开放后迈出这么大的步子，把大邱庄迅速变成著名工业城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郭凤莲认为，这说明禹作敏对党的政策理解得比很多人都要更深刻得多。而且，禹作敏的胆子很大，想法很超前，思路很敏捷。他作为一个农村干部，有这么大的开拓性，有这么大的能力，把大邱庄从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变成中国首富村，这份成就令郭凤莲非常钦佩。

正因为对禹作敏“神交已久”，1992年12月18日，郭凤莲在党的十四大结束后，马不停蹄地与时任昔阳县委书记一起从北京直奔天津，去大邱庄参观访问。负责接待郭凤莲的女孩子起初态度很冷淡，直到郭凤莲把身份证等证明材料登记并送到禹作敏那里后，女孩子的态度才好了起来。

郭凤莲两人在办公室没等多久，禹作敏就来了。禹作敏告诉郭凤莲，他很崇拜大寨，他也是学大寨年间起来的。他表示，陈永贵原来是大寨的书记，他是大邱庄的书记，他也是这么干出来的。禹作敏说，今天来的人很多，不管他省长还是部长来，但他今天只陪郭凤莲同志。

令郭凤莲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禹作敏说话总是很严肃，骨子里的傲气掩盖不住。禹作敏表示，过去学大寨那么长时间，老百姓也没学到什么，还是饿着肚子，还是赤条条的。大寨现在应该学大邱庄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邱庄搞得好，大寨现在落后了。

这是郭凤莲第一次见禹作敏，当天，禹作敏就鼓励郭凤莲一定要把大寨的化工厂给搞起来。他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大邱庄可以向大寨提供资助，而且，大寨化工厂生产的液氯完全可以供给大邱庄使用。接下来，禹作敏做了一件事，让郭凤莲难以置信又非常感动。

禹作敏听说郭凤莲和昔阳县县委书记当晚就要回山西，马上毫不犹豫地开了一张50万元的支票，一定要郭凤莲带走。在郭凤莲的坚持下，她打了一张50万元的借条给禹作敏。为了表示对禹作敏无偿提供50万元援助的感谢，1993年春节刚过，郭凤莲就第二次来到大邱庄，并见到了禹作敏。

但这一次细心的郭凤莲发现禹作敏好像变了个人一般，非常暴躁，情绪很不好，跟她念叨说他自己是真正干出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甚至当面说改革开放了，大寨动也不动，说明大寨这个典型是假的。这让郭凤莲听了，心里很不高兴。不久，禹作敏就交代别人接待郭凤莲，自己离开了。

当天晚上在宾馆，就有天津政法干部告诉郭凤莲要他们明早赶快离开这里，因为大邱庄出人命案了，禹作敏打死人了。回到大寨不久，郭凤莲就从媒体报道上得知大邱庄出事、禹作敏被抓了起来的消息。禹作敏死后，郭凤莲很难受，认为这对大邱庄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在郭凤莲看来，大邱庄没有禹作敏是干不成这样的，他这么大一个改革思路非常了不起！可惜的是，禹作敏没有多少文化，基本上是个文盲，他在本质上就是个农民，你要是表扬表扬他，他浑身上下都非常麻木不仁，取得成绩后就看不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天津市有领导在禹作敏案发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大邱庄最大的问题就是产权不明、缺乏监督，所以导致出现李凤政和禹作敏这样的反面典型。禹作敏的经济嗅觉非常敏锐，1990年，当人们都在大喊市场疲软的时候，他却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时期即将到来。

所以当各地的乡镇企业资金全都告急的时候，大邱庄却在全公司范围内统筹资金，投资6000万元，上马了3个年产值亿元的骨干企业。并和中央冶金、物资等部门搞联营企业，向天津港保税区、深圳特区投资搞合资企业，铺垫走向全国、进军国外的桥梁，大力发展标准化企业。

用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改造企业的老设备，向高技术、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化企业方向发展。正因为禹作敏毒辣的、超前的眼光以及布局，使得大邱庄到1991年工农业总产值就高达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300倍，公共积累高达4.8亿元。

1992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显示，大邱庄是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连年稳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但遗憾的是，大邱庄的企业全都没有演变成现代化管理的现代企业，这就让禹作敏和李凤政等人始终认为，企业的资产完全是领导者个人创造的，归个人所有。

1992年3月，禹作敏认为条件成熟后，就以“实现现代化企业管理，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为名，进行所谓的体制调整。他把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改为“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下设5个集团公司。总公司成立董事会，禹作敏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是他时年25岁的儿子禹绍政。

从表面来看，好像是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了。但实际上，所有权成了禹作敏的，经营权是他儿子禹绍政的，最终还是统一到了禹家。此后，在大邱庄总公司的领导班子中，除了极个别的异姓领导是禹作敏的心腹，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全都是清一色的禹家班底。

正因为大邱庄所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全都统一到了禹家，所以禹家人自然“爱厂如家”，一旦有人“侵犯”大邱庄的权益，他们就联合起来共同捍卫。禹作敏曾经毫不客气地宣称，大邱庄十几亿资产都是他个人的，所以，禹作敏千方百计维护本家族及其亲信的特权就在情理之中了。

九十年代初期，大邱庄人均收入高达2.6万元，相当于当时一名公务员年收入的5~6倍。大邱庄为什么这么富有？当时有一位应聘到大邱庄担任顾问的国营企业厂长说，国营企业除了生产费用还要扣除修理费、管理费、医药费等，剩下的才是利润，利润绝大部分又要上交给国家。

国营企业职工工资福利都是国家统一标准规定的，不得超标。乡镇企业除了生产费用就是利润，不扣除其他费用，而且利润都可以直接参加分配，分配数额完全由自己决定，不受国家限制。比如禹作敏的个人收入就是个谜，他对外宣称，大家给他评定的年薪是10多万元。

但真正了解底细的人都知道，禹作敏赚的是“无数钱”，因为任何人都不能过问，也根本无法掌握。直到禹作敏东窗事发后，才揭开了这个谜底：1992年总公司正副经理每人年薪是70万元，禹作敏两个儿子拿的也是这个年薪。这是禹作敏定下来的，谁敢说不合理、不合法？

在大邱庄，本来是为了加强集体领导的党的委员会已经沦为维护禹作敏及其家族权益的工具，这种一元领导体制反而给禹作敏提供了腐化堕落的便利条件。在这种畸形领导下，大邱庄不断发生劳资纠纷，为了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和保证自身安全，禹作敏多次要求扩大派出所编制。

在遭到拒绝后，禹作敏又采取扩大保安人员的办法把效忠于他的得力干将提拔为治保主任，这支保卫队伍慢慢沦落成只效忠于他个人的职业打手。而且，正是在这种个人集权下的产权不明，最终就导致群众对公司的资产底细压根不清楚，只有老板个人一清二楚。

也正是如此才会冒出李凤政一案：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突然死在会议桌上。他一死，就有3亿元的债务说不清楚。因为华大集团公司就是李凤政一个人说了算，他一死，这些债务就说不清楚，这也导致华大集团损失高达6000万元。

李凤政是禹作敏非常欣赏的能人，当过大队会计、总公司党委副书记，能说会算，工作有魄力。禹作敏称“李凤政鬼头鬼脑，谁都不怕，就怕我一个”。所有权与经营权都集中在李凤政一个人身上，他一死，公司就失去控制，资金流向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就造成惨重经济损失。

说白了，李凤政其实就是第二个禹作敏，或者说是“小”禹作敏。所以，当李凤政一死，发现3亿外债说不清楚，同时又发现外来干部有贪污的时候，把大邱庄看作是他私人资产的禹作敏自然暴跳如雷。这才引发了后面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并最终导致危福合被殴打致死的案件。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民生活水平一直处在比较低的层次，持续多年的政治运动带来的是人心的混乱，而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央高层到普通百姓内心都迫切呼唤出现禹作敏这样的致富带头人。

在禹作敏这样的致富带头人的带领下，让老百姓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央高层的迫切需要，这就产生了党和国家层面的政策红利；普通百姓的迫切需要，就产生了大邱庄全体村民对禹作敏的全力拥护。上有政策红利，下有群众基础，禹作敏的成功带有相当的必然性。

而这种成功发生在禹作敏身上，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的。所谓偶然性是指，禹作敏恰好具备了致富带头人所需要的那些优秀品质，比如，头脑灵活，吃苦耐劳，眼光长远，敢想敢干等等。换句话来说，不是禹作敏，就是王作敏，在这个好时代，早晚总有一个这样的典型会冒出来。

从本质上来说，禹作敏的成功是由于他遇上了这么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他的成功虽说与他个人的优秀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在成功之后，他把个人的优秀无限放大，甚至凌驾于党和国家层面的政策红利以及大邱庄全体村民对他的全力拥护之上，这是导致他后面膨胀和堕落的根本原因。

对于党和国家高层来说，禹作敏这种致富带头人出现的意义实在太重大了，这种意义简直可以与抗日战争时期平型关大捷相类比，意义的重大之处在于禹作敏的成功带来的鼓舞人心的标杆和辐射作用，这才是高层对禹作敏一再宽容和挽救的根本原因，可惜的是，禹作敏没有看到这一层。

这才会导致后面禹作敏在邪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终于到了无法自拔、不可挽回的地步，酿成了他个人的深重悲剧，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出深重悲剧。从这个角度来说，禹作敏成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遇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可他却没有看到这个本质所在，沉迷于被自己无限放大的个人能力的幻影之中无法自拔，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