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党一向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甚至对待俘虏都是尽可能的优待，在革命胜利的前夕，面对弃暗投明的国民党高层将领，我党也是坦诚相待，周总理也曾说过，共产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只要能诚心悔过，知错就改就好。

因此，许多曾经效力于蒋介石的名将在新中国成立后也都“为我所用”，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不少贡献，然而在国军队伍中，有一人在向我党发来投降书时，毛主席却十分生气的拒绝了。

此人是谁？毛主席又为何对他如此厌恶呢？

此人就是在抗战时期官至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作为国民党内陆军一级上将，他也算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

何应钦，字敬之，于1890年出生于贵州的一个富有的家庭中，父母很重视对他的教育，而何应钦也从小刻苦好学。

不仅如此，他还天生一副好体格，身体强健，于是何应钦由此以优异成绩顺利进入到了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并且成为了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公费留学生”，由清政府资助前往日本留学深造，继续学习军事知识。此时的蒋介石是比他高一级的学长，二人恐怕此时还不知道自己与对方在后期会颇有渊源。

在留学期间，何应钦逐渐接受到了先进思想，反清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于是他便随着大流加入到了孙中山创立的数百人规模的“同盟会”，开始了自己的革命之路。

在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在日本留学生中传开后，激动的何应钦与其他同盟会成员一道回国，并且和蒋介石成为“同事”，共同在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任职，不过在对袁世凯的讨伐中失败后，何应钦就又回到了日本，继续学业。

之后何应钦在革命路上又发生过不少小挫折，但是天无绝人之路，何应钦很快就迎来了“飞升”的机会，当时恰逢同盟会蜕变为国民党，何应钦也由此成为了元老级别的人物，孙中山还特意在黄埔军校成立时邀请他当教官，并授予他少将军衔。

而此时蒋介石也十分青睐这个在北伐期间立下不少战功的国民党“二把手”，所以二人的关系也就越走越近。

但是秉性不同的两人很快就产生了矛盾，在蒋介石悍然发起“四一二政变”后，他的独裁野心也昭然若揭，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蒋风潮”，而汪精卫也趁此机会开始发表文章，公开攻击蒋介石，言辞十分激烈，一时间蒋介石陷入到了万劫不复的舆论深渊中。

而在这样的时刻，曾经深受蒋介石青睐、信赖的何应钦却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眼睁睁的看着蒋介石被赶下了台。

但他这么做也并非是出于“正义”，在四一二政变中，何应钦就是罪魁祸首之一，他手上的鲜血不比蒋介石少，许多红军战士也都惨死于他的手中，对我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这次他选择不发声，只是认为蒋介石多行不义必自毙，树敌不少，自己要是现在站出来说话，恐怕鱼没吃到，还惹上一身腥。

可他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蒋介石就“东山再起”了，而老蒋官复原职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了何应钦的职，以“记仇”闻名的他早已对这个“小人”愤恨不已，不过最后经过周围人的劝说，打圆场，蒋介石才不情不愿的又让何应钦当上了司令部参谋长。

在此之后，何应钦虽与蒋介石算不上多么亲近，但是表面上还过得去，何应钦也尽心尽力“辅佐”老蒋，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何应钦作为主战派，积极向张学良、杨虎城进行军事施压，也算给蒋介石换回点面子。

但是这一举动也让主和派的宋美龄对他产生了很大意见，认为何应钦很有可能还抱有着夺权的野心，所以虽然蒋介石表面上对何应钦赞许有加，但私下里是否会对他产生戒备，我们也不得而知。

不过何应钦在之后依旧是一副对蒋介石俯首称臣的样子，在1940年爆发皖南事变后，何应钦又成为了谋害我军战士的主谋之一，他率部埋伏于我军的必经之路，与叶挺率领的新四军进行血战，在七天七夜的搏杀后，当初那个九千多人的新四军队伍锐减至不到两千人，这让毛主席勃然大怒，周总理更是怒批何应钦就是“千古罪人！”

不过何应钦的“诚心”并未让蒋介石无条件信服他，在几年后，何应钦的军政部长职务还是被蒋介石的心腹陈诚夺走了。

所以何应钦也颇有怨言，深感在国民党内发展无望的他又看到我党势不可挡的劲头，于是便决定像其他国军高层一样，主动投降我党。

然而毛主席在看到他的投降书后，却怒斥说：“此人罪孽深重、恶贯满盈，手上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他还和日本人走的很近，不能接受他的投降！”

而一向温和的周总理也表示：“如果接受他的投降，那我们的同志岂不是白白牺牲！”

经过上文的描述，我们也不难理解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态度，四一二政变、皖南事变，每一场直击我党痛点的惨案都与何应钦有关，我方自然不会同意他的“投诚”。

但事实上，我党也并非没有接纳过与他类似的国民党高官，而之所以对他态度如此坚决，还有另一项重要原因，那就是何应钦在日本投降仪式中展现出的“软骨头”作风。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方司令部举行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何应钦作为陆军总司令也顺理成章成为了中方的受降主官，接受日军战犯冈村宁次的投降书。

在介绍何应钦的生平经历时曾提过，他早年间留学于日本，在那待了不短的时间，所以他对日本也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甚至还在1935年与日方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是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

而在布置投降会场时，何应钦还主动提出可以把受降桌做成圆桌，这样可以避免对日方的“威胁感”，日本作为犯下滔天罪行的战败国，作为胜利者的我国居然要去替它着想，这实在是有些可笑。

不过这个提议很快被美方拒绝了，会场的桌子依旧是长方形，并且中方的桌子还要比日方宽了很多，这样的目的一是展现出战胜国的“气势”，也是为了让日本递交投降书时不得不身体前倾，以显示出“俯首认错”的姿态。

而且日方的座位全部是布包椅，而中方则是皮包椅，

另外，日方的代表还要全部剃光头，帽子只能拿在手中，不得摆放在桌子上，但中方代表的帽子就可以全部放在桌子上。

从这些特意安排的细节不难看出，这次受降仪式，就是要让日本彻底站到战败国的地位上认识错误，然而何应钦的所作所为却令人大跌眼镜。

在接受冈村宁次的投降书时，何应钦不仅以恭敬的姿态双手迎接，而且他的弯腰幅度甚至比日方代表还要大，好像犯罪的不是日本，而是我国，而且在最初的计划中，日方是要对我方行三次礼，但我国只需坐在座位上接受，并不需要回礼，可没想到在第三次行礼时，何应钦却主动站起来回礼，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这样的姿态让何应钦接受了铺天盖地的谩骂。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亲日嘴脸，甚至在五十年代时，何应钦还和冈村宁次一同聚餐，这位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在他这里倒成了“老朋友”，冈村宁次还哭着感激何应钦的亲日态度，而何应钦也满含热泪的与其“互诉衷肠”，这样置民族伤痛于不顾的丑恶嘴脸实在令人作呕！

因此，我们也更加理解了，为什么毛主席会断然拒绝此人的投降，如此一般的“软骨头”，终究是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