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大规模骚乱，3000多名黑帮与本地居民发生冲突，导致超过100名警察受伤，事后瑞典首相安德森公开承认：过去二十年接纳的难民，未能顺利融入社会，从而导致本次悲剧。

一年后瑞典内政部宣布将遣返6万难民，2024年初又将遣返人数上浮至8万人。

然而，这个数字与瑞典接纳难民总量相比，不过是冰山一角，从2003年到2023年，瑞典共接纳了超过100万难民，使其“外国出生人口”直接飙升到209万人，超过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现在的瑞典人，早已没了当初列队街头欢迎难民的热情，转而开始对难民和瑞典政府破口大骂。而安德森则甩锅道：当初是全民投票同意接收难民的，政府为此耗费了数百亿美元，还成立了青少年犯罪中心、社会服务机构和难民警察。

世界各国对瑞典驱逐难民的做法褒贬不一，却通过瑞典看到了难民的“杀伤力”，再发达的国家在难民面前也得低头，以至于瑞典这么个自诩“文明先锋”的北欧发达国家，也被难民折腾成全球闻名的“强奸第一大国”。

先了解一下接收难民之前的瑞典，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瑞典位于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西北接壤挪威、东与芬兰相邻，南边的厄勒海峡对面就是丹麦，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2003年总人口850万（2023年1040万），人均GDP4.5万美元（2023年5.5万美元）。

2003年时，瑞典国民适龄劳动力就业率超过75%，位居全球第九名，法定每周工作最多40小时（超出即为加班，工薪1.68倍），最低时薪为125克朗（约93元）。

基础年假再加上周末，瑞典人一年最少休假129天，女性另有14周带薪产假（父亲10天陪产假），产假结束后夫妻共享480天带薪育儿假（薪水由瑞典社保局支付）。

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瑞典人的生活，那就是从出生到死亡，全部由国家包揽，甚至连出国旅行都可以申请“旅游基金”。超高的国民福利让瑞典人的幸福指数一直位列全球前十，瑞典也一直以“最幸福国家”自居。

2001年，瑞典政府宣布人口平均年龄已超过41岁（老龄化严重），希望通过引进年轻难民来逆转这一颓势，虽然欧盟经济学家多次发出警告，但瑞典人坚信自己国家的文化可以融合世界各地的难民，以93.27%的赞成率通过了《难民法案》。

这一天，被瑞典人戏称为“黑化的开始”。

迅速涌入的年轻难民不仅没有带来瑞典政府最缺乏的低端劳动力，反倒带来了不同的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例如非洲来的难民，他们忍受不了瑞典的冬季，政府不得不耗费巨资为每一位难民购买过冬物资；还有不同年龄不同语言的未成年人，哪怕这所学校只有一位阿拉伯儿童，也要为他专门聘请一位阿拉伯语老师。

更重要的问题出在就业难题上，多数难民并不是为了工作来到瑞典，而是期待瑞典政府无偿养活他们，哪怕少部分愿意工作的人，每到固定时间也要放下一切拿出一张毛毯来祷告，其中还不乏有要求按日结薪、工作一天休一天的难民。

2019年，瑞典内政部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难民经过2-3个月的技能培训后，只工作不到一个月就放弃岗位重新失业。

这份报告击碎了瑞典政府“年轻难民就是年轻劳动力”的想法，可难民已经接收了，国际美誉也享受了，总不能再把这些难民全部驱离吧，只能咽下苦水养着这么一群“爹妈”。

如果只是这样，以瑞典的经济实力，顶多也就让国民勒紧裤腰带熬一熬也能过去，但难民们可没那么安分，尤其是失业靠着救济金也能活下来的难民。

从2010年开始，瑞典社会治安水平就开始断崖式下滑，偷抢与强奸等案件以几何式暴涨，为了不激化国民与难民之间的矛盾，瑞典政府在每座城市都划出一块专属难民的聚居区，初衷目的是希望国民与难民各过各的生活，互不侵扰。

只可惜，瑞典人的思维一直很天真，原本分散居住的难民，在集中生活后迅速诞生了黑帮与毒品交易，很快又演变成黑帮与黑帮、毒贩与毒贩之间的矛盾，例如2014年斯德哥尔摩爆发的黑帮火拼，一伙来自非洲的黑帮与另一伙来自中东的毒贩在市中心爆发枪战，警方介入后只休战了两天又发生爆炸案，还是同一天发生两起，都在市中心。

按照瑞典官方的数据，自2010年至今，平均每年发生324起枪击事件，平均每年有48人死于枪击，2023年共发生139起爆炸事件。有趣的是，当德国媒体询问“有多少爆炸事件归类于恐怖袭击”的时候，瑞典警方苦笑着回答：没有恐怖袭击。

瑞典政府虽然在刻意淡化黑帮，但瑞典警方却执意公开了警务信息，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2019年，公共犯罪犯罪高达8.5万起，其中强奸案高达8350起。

一个人口不过千万的小国家，一年之内发生8350起强奸案，平均每天发生23起，这个比例不光是欧洲第一，比印度还高出不少。所以，瑞典从2019年开始就被冠名为“强奸第一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