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说“有人想搞垮王耀武取而代之”：“1956年，从济南解放军官训练团挑选被俘的高级军政人员时，他自然也被挑选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来进行‘加速改造’。由于他已表现得很老实，北京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便指定他当了学习委员。尽管他处处谨言慎行，不敢乱说乱动，也从来不发半句牢骚而越来越得到干部们的信任和同学们的尊敬，但高级军政人员这么多聚在一起，总有不少人对他这个委员眼红而想搞垮他取而代之。”

王耀武是个聪明的老实人，抗战的时候英勇顽强，当司令的时候也不吃空饷，他维护上下级关系用的钱物，都是做正当买卖赚来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抗战胜利后开着早就买好的美式拖拉机回山东种地去，所以陈老总说王耀武“人品不恶”。

王耀武本想功成身退解甲归田，被老蒋撵上内战前线，也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济南城还没被攻破，他就溜之大吉，一直跑到寿光才露馅被抓。

王耀武被俘后马上公开在广播中发表讲话，号召仍在顽抗的蒋军高级将领起义投诚，那番讲话气得老蒋砸了收音机，也让王耀武被很多蒋军将领嫉恨。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王耀武和在山东的搭档庞镜塘分别担任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比较年轻的宋希濂是文娱委员，年纪比较大的曾扩情是卫生委员，这些委员中以王耀武最为重要——战犯们的两项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和改造，只有在学习中表现良好，才能算认真改造，所以王耀武的“权力”很大，大得沈醉都有些吃惊：“每次学习完，各学习小组便向他汇报各组学习的情况，由他汇总向管理所汇报，管理所有什么事也由他向各小组去传达。”

王耀武的汇报，就是管理所评价学员（当时战犯管理所称战犯为学员，战犯互称同学）的主要依据，所以王耀武的位置，必然有很多人惦记，甚至不惜背后打小报告，几次小报告无效，那些人急眼了：“尽管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个人去反映，领导上还是信任他，没有半点撤换他的意思。有个别急于想取而代之的人，竟当面去质问管理所的领导。”

沈醉说的不止一次、不止一人，当然不包括他自己，因为他跟王耀武关系很好，经常跑到王耀武的办公室（王耀武是有单独办公室的）去抽烟，而且沈醉是“牛字号（特务出身）”，即使搞掉王耀武，也轮不到他来当学习委员。

同样道理，周养浩和徐远举这两个“刺儿头”就更不可能去打小报告了——他们告状也没人信，反而会更加招人讨厌。徐远举和周养浩能在军统（保密局）混到上校军衔，都是人精，他们才不会自讨没趣。

特务在那些将军级战犯中原本就不受人待见，曾经当过军统北方区区长、东北办事处主任的文强尽管在军统期间就已授衔中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联名保举，戴笠运作，老蒋批准，文强九十多岁的时候，还在回忆录中感谢这三个人），但他更愿意承认自己是在淮海战役被俘的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与徐恩曾、戴笠齐名的康泽，更是谁管他叫特务他就拍谁的板砖——他不止一次强调，自己是正规军将领，被俘前是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

宋希濂和文强在外面都有很过硬的亲友、同学，宋希濂身为文娱委员，早就对特赦心中有数，文强则是坚决不肯认错，所以他们都不可能去举报王耀武并想取而代之：宋希濂没必要，文强没兴趣。

文强和宋希濂不会举报王耀武，杜聿明和黄维就更不可能了：杜聿明身体不好，表现也是“老实巴交”，对学习委员一职并无觊觎之心，黄维跟文强有点相似，就是管理所让他们当学习委员，他们也会百般推脱，就更别提用见不得人的手段去整王耀武了。

既不是宋希濂杜聿明，也不是文强黄维，更不可能是沈醉、徐远举、周养浩，那么是谁“积极”得想取代王耀武呢？其实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已经给出了答案，其中一个就是“功德林四个惹不起”的第三号：“三号“惹不起”还有一个特点，是处处想显示出他比别人思想进步，态度积极。有次在批判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的会上，他又叫又骂，和别人摆事实、讲道理完全不同。”

张淦就是《特赦1959》中蔡守元的历史原型，桂系有名的“罗盘将军”，在功德林还经常“扔鞋算卦”，“比一、二号都表现得更‘左’”的三号惹不起为了显现自己的积极进步，在小组讨论时居然喝令张淦站着挨训。管理员没批评张淦，倒是提醒这个“三号”态度不好，“三号”弄巧成拙，来了个烧鸡大窝脖。

沈醉只说这个“三号惹不起”是当“五十一军军长”时被俘，我们一查史料就知道他是谁，而且这人很不地道，咱们在这里说出他的名字也没关系：他就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后想去台湾找他的老主子，结果被小主子拒之门外的王秉钺。

王秉钺和周养浩吃了蒋家父子闭门羹后，宁肯去美国也不肯回来，由此可见，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表现出了的“积极”都是伪装，这样一个人打王耀武的小报告，一点都不奇怪。

除了王秉钺，沈醉还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对另外两个“假积极”表示了轻蔑：“李帆群爱耍笔杆，李佩青爱充进步。”

据沈醉回忆，李帆群在战犯管理所时头把“刀笔”，他虽然不在“四个惹不起”之列，但是却可以用笔尖“横扫这些带领过比千军万马还多得多的将军们”，只要他在墙报上贴出一张质问某某号“同学”的小字报，这就会使许多人感到头痛。

李帆群打小报告在行，是因为他是学新闻的出身，在老蒋那边一直搞党务，就是靠整人吃饭，沈醉对李帆群的厌恶是毫不掩饰的：“他耍了那么些年的笔杆，揭发了那么多人的‘问题’，结果却比我迟出来三年。”

与李帆群同样在老蒋的省份当过“书记长”的还有一个李佩青，他在战犯管理所担任劳动队副队长后趾高气扬，对同学们经常斥骂，最后因民愤太大而被“免职”，被免职的李佩青更加积极：“让自免掉了他认为也是个官儿样的副队长后，使极力想争取重新走马上任‘官复原职’。”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那些被俘的蒋系高官和将军，进了战犯管理所也不消停，通过沈醉的回忆录，我们能看清很多人的真面目。

读者对这种“打小报告”的行为，肯定也有更精辟的评价：在您看来，那种靠举报别人往上爬的家伙，在现实生活中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您的身边，是不是也有王秉钺一类的人？这三个可能想取代王耀武而当学习委员的战犯，跟黄维、文强、杜聿明、宋希濂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这三个“小报告”和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相比，是否有一些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