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抬头看看我，嘴唇嗫嚅了几下，却没说出话来。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犹豫和不安，像一艘在风浪中飘摇不定的小船。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个被唤作“倒插门”二十多年的男人，心里积攒了多少难以言喻的委屈。
我叫李国强，是县城一中的语文老师。我的父亲，周明山，村里人都叫他“李木匠”。没错，他入赘到我家，随了我母亲的姓。那还是1974年的事，父亲那时二十五岁，在县木器厂做木工，手艺在全县都是数一数二的。
小时候，我曾好奇地问母亲，为什么爸爸姓李不姓周。母亲李秀琴手里擀着面杖，厉声说：“你爷爷奶奶早没了，就你姥姥一人把我拉扯大，家里就我一个闺女，不招个上门女婿，李家的香火怎么延续下去？”
当时，父亲正在院子里刨木头，木屑飞扬，他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瘦削。母亲的话就像冬日里凛冽的寒风，刮得人心生疼。父亲手上的动作顿了顿，然后木屑又像雪花般飘落下来，覆盖了地面。
后来，我逐渐明白，在这个小山村里，上门女婿的日子并不好过。就像一棵树，被移植到了陌生的土壤，需要更顽强的生命力才能扎根生长。邻居王大爷总是喊父亲“李倒插门”，孩子们也跟着起哄，背地里叫他“倒插门的李木匠”。每次听到这些，父亲都假装没听见，只是默默地干活，像一具没有感情的机器。
有一次，几个孩子在家门口喊：“倒插门的儿子也姓李！倒插门的儿子也姓李！”我气得追着他们跑，他们却像一群麻雀似的四散飞去。我哭着跑进院子，父亲正在修理院门的木栓。
“爸，我为什么姓李？我想姓周！”我哽咽着说。
父亲放下手里的活，蹲下来擦干我的眼泪：“傻孩子，咱家是李家，你姓李有什么不好？”
“可他们都笑话我，说我爸是倒插门的！”
父亲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告诉他们，你爸是心甘情愿入赘的，因为你爸喜欢你妈，就像喜欢木头一样。”
“木头有什么好喜欢的？”我当时不解地问。
“木头啊，经过打磨和雕琢，能变成最美好的东西。”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你妈就像一块上好的木料，虽然外表粗糙了些，但内里纹理却是最美的。”
父亲总是早出晚归，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农忙时在地里劳作，农闲时就四处接木工活。他那点微薄的工资，大部分都交给了母亲，自己只留几块钱买烟，就像沙漠中的旅人，只保留了维持生命最基本的水源。
记得有一次，县里来了个推销员，卖的是机器做的木椅木柜，价格比手工的便宜。村里人都去看热闹，有人指着那些光滑的木器对父亲说：“李木匠，你这手艺怕是要没饭吃咯！”父亲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那天晚上，我看到父亲坐在院子里，对着月光默默地抽烟。他手里拿着一张纸，看了很久，然后撕碎了，揉进泥土里。第二天，我偷偷地把那些碎纸片拼起来，才发现那是县木器厂的调令，要调父亲回县城工作，待遇比在村里好得多。
我激动地问父亲为什么不回去，他只是淡淡地说：“回不去了，你妈和你姥姥不同意。”他又补充道：“再说了，我走了谁来给你妈家种地呢？邻村张家的上门女婿前年进城打工，回来后老丈人把他赶了出来，一家子差点散了。”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无奈，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鸟，渴望自由却无力挣脱。
还有一次，我在父亲的旧皮箱里发现了一个发黄的笔记本和一叠信。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种读书笔记，字迹工整有力，完全不像一个整天和木头打交道的人写的。信封上的名字是“周明山”，而不是“李明山”。我打开一封信，上面写着：“周明山同学，恭喜你被县中学录取，望继续努力，来年考上重点大学……”
那一刻，我心里一惊：父亲原来是个高材生？那他为什么甘心做一个受人轻视的上门女婿？
我偷偷翻阅了那些信件和笔记，才得知，父亲当年是县高中的尖子生，曾获得过全省作文比赛一等奖，老师们都对他寄予厚望。笔记本上记录着他读过的书，从《论语》到《红楼梦》，再到外国名著《战争与和平》，每一页都写得满满当当，像一颗颗饱满的麦粒，承载着知识的重量。最后一页写着一句话：“人生不过是一场漂泊，但我愿意为家人停靠。”日期是1974年春天，正是父亲入赘我家的那一年。
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县城当了老师，有了自己的小家。每次回老家，看着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我的心里就酸楚不已。他就像一棵老树，经历了风雨的洗礼，枝干变得粗糙，树叶也开始凋零。
今年端午节前，我回家看望父母。母亲和姥姥正在包粽子，锅里飘着粽叶的清香。父亲蹲在一旁劈竹子，准备做一个晾晒粽子的架子。他看见我回来，脸上露出了笑容，但起身时却又因为腰疼而发出一声呻吟。
“爸，您腰疼怎么不去看医生？”我心疼地问。
“没事，老毛病了，歇歇就好。”父亲摆摆手，递给我一支皱巴巴的烟。我知道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平时都舍不得抽，只有高兴的时候才拿出来。
饭桌上，母亲和姥姥碗里是新炒的青菜和红烧肉，而父亲面前只有一碗剩菜和咸菜。他低着头，默默地吃饭，像一只受伤的小兽，舔舐着自己的伤口。
“爸，您怎么不吃肉？”我问。
“他牙口不好，不能吃油腻的。”母亲替他回答。
我知道父亲在撒谎。这样的场景我见得太多了，他总是最后一个吃饭，吃的也总是剩菜剩饭。即使是过年，他也不敢多吃一块肉，生怕被母亲和姥姥责备。
那顿饭之后，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对父亲说：“爸，端午节后，您跟我回县城住吧。”
母亲立马反对：“他去城里干嘛？添乱吗？家里农活正忙着呢！”姥姥也跟着附和。父亲也说不用麻烦我。
“不行，这次您必须跟我走！”我态度坚决，“您看看您，这些年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现在腰疼得厉害，连个病都看不起！”
端午节过后，趁母亲不在家，我帮父亲收拾了简单的行李，把他带到了县城。我的住处不大，但干净整洁，比老家那个阴暗潮湿的土屋好得多。父亲就像个客人一样，拘谨地坐在那里，不敢乱动。
第二天早上，母亲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在楼下大喊：“周明山！你给我下来！今天不回去，以后就别回了！”
我下楼去面对母亲，姥姥也来了。我和母亲吵了起来，我指责母亲和姥姥对父亲的刻薄，她们却说父亲是倒插门，没有资格谈尊严。
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人认出了父亲，叫出了他的名字：“周明山！县高中的状元！”
原来，这位老人是父亲当年的老师，他当众讲述了父亲的故事：当年父亲成绩优异，北大都录取了他，可是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后来母亲去世，他才做了上门女婿。
周围的人都很惊讶，母亲和姥姥也愣住了。母亲这才知道，父亲为了这个家，默默地放弃了多少。她哭着问父亲为什么不告诉她真相，父亲只是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那天，我们一家人在我家吃了顿团圆饭。母亲主动给父亲夹菜，那是他最爱吃的红烧肉。父亲的眼里闪着泪光，像一颗蒙尘的珍珠，终于重新焕发了光彩。
后来，父亲在县城一中当了图书管理员，母亲在市场卖菜，姥姥也跟着我们一起住。父亲把图书室整理得井井有条，还经常给学生们讲故事，学生们都亲切地叫他“周爷爷”。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价值，也赢得了尊重。
有一天，父亲拿着校长送给他的一本《论语集注》，兴奋地告诉我，校长让他每周给高年级学生上一节国学课。他脸上的笑容，像孩子一样纯真。母亲也夸奖他比那些只会吹牛的男人强多了。
傍晚的阳光洒进小院，父亲站在院子里，抬头望着天空，他的身影被拉得很长，但不再佝偻。
“爸，您开心吗？”我问。
“国强啊，”父亲看着我，眼中闪烁着光芒，“人这辈子，有时候不是不想抬头，而是不敢抬头。现在，我终于可以挺直腰板了。”
是的，尊严，就像一艘小船，一旦失去方向，就会在生活的河流中迷失。而现在，父亲的小船终于找到了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