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云

新中国成立后，军委公安部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这是一个新建立的部门，一切都是未知数，而公安系统是新中国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必须选最好的部长。毛泽东点了罗瑞卿的将，说相信他能干得最好。

罗瑞卿干得果然出色。解放初期，全国尤其是北京，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公安部开始大规模地清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进行反动党团登记，缉捕流氓盗匪，查禁烟毒，封闭妓院等。

罗瑞卿为社会治安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到某市问起治安情况时，汇报者自豪地说，我们这儿主要的刑事案件就是有的工人把自行车丢掉了，还发生过撞孩子的小事故，还有几次小火灾，都及时扑灭了。

罗瑞卿说，一个工人用几年的积蓄买一辆自行车，被人偷了，这能算小事吗？这要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小孩在街上玩，被汽车撞伤了，是小事吗？这也许会让他终身残废！一座油库、一座厂房由于烟头烧掉了，这是小事吗？你们要知道每吨汽油、每台机床都是人民的血汗啊。几年后，我们国家的治安被世界公认是非常好的，真正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连西方戴有色眼镜的新闻记者也不得不称赞中国的社会秩序最好，人民生活最安全。

1954年，由毛泽东签发的，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长的任命书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兵团政委的罗瑞卿参加了入城式。之后，罗瑞卿先到西柏坡参加了七届二中全会，会后又赶到太原前线，任太原前线副政委。当时司令员兼政委的徐向前病得比较厉害，中央军委决定由周士第和罗瑞卿代理指挥。太原战役发起前，彭德怀来到前线。而这时兵力部署已经就绪，彭德怀声明不干预具体事情。四天四夜，攻克了太原。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参加太原战役的部队，一部渡江南下，一部进军大西北。就在传言罗瑞卿即将出任西北军区副政委时，5月下旬，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来电，中央要他到军委公安部担任部长。

这个任命出乎意料。罗瑞卿坐火车来到北平，当面请求周恩来，允许他去西北打仗。罗瑞卿说，现在形势很好，仗也打熟了，叫我做公安工作，我不太会做，不如叫我去打仗。周恩来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不要很长时间了。旧的国家机器打掉了，就要建设新的。公安部是管家的，很重要。罗瑞卿建议，公安部长还是请李克农来当好，他比我熟悉。红军1932年打漳州时，就有红军保卫局，局长是李克农，李克农一直没离开本行。

罗瑞卿的意见不无道理，为什么没选李克农来当公安部长呢？中央给各中央局及分局有一份电报，说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与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李克农一直是我们党内的情报专家，理所当然是情报部长了。所以周恩来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就这样定了。周恩来认为罗瑞卿的保卫经验不一定比李克农差。并说，今晚毛主席要见你，就不要再提打仗了。

李克农用车把罗瑞卿送到毛泽东住所香山双清别墅。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到公安部工作？还要去打仗？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闻听此言，罗瑞卿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主席已经定了，什么也不要说了。在向部队告别时，罗瑞卿深情地说，我真想随大军打向西北、西南，亲眼看见胜利的红旗插遍祖国大地。我是不太愿意再做公安保卫工作，可是党让我做，我决心当一辈子人民警察！我向毛主席表示，不会可以学习，可以请李克农帮助，一定要把党交给的公安保卫工作做好。

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天安门斜对面的一片英国兵营，作为公安部的大本营。经过军委批准，公安部规划为六局一厅，一局（政治保卫）、二局（经济保卫）、三局（治安行政）、四局（边防保卫）、五局（武装保卫）、六局（人事）和办公厅，以及中央公安干部学校、监狱和直属的武装部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中央纵队。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同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稍后，罗瑞卿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

罗瑞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军队和地方抽调干部，组建班子。

周恩来指示将华北社会部的全部和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和人员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本力量，华北社会部原副部长杨奇清担任了公安部副部长。并从各个野战军调来了徐子荣、雷荣天、邓少东、蔡顺礼等一批领导干部。

架子搭起来了，全国各地区公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已经基本配齐，但中下级干部奇缺，尤以西南、华南和西北等地最为严重。罗瑞卿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除我们自己应努力培养外，必须依靠军队输送一批中下级干部，作为建设全国公安工作的骨干。罗瑞卿还给周恩来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写了报告，要求从华北军政大学调一批知识分子来公安部做参谋工作。大批军队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到来，为公安部的队伍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选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事出有因，历史上罗瑞卿干过政治保卫局局长，而且干得相当内行。罗瑞卿最早与保卫有关的职务是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他随第四纵队在蛟洋一带担任警卫大会的任务。从此，就与保卫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3年初，担任红四军政委的罗瑞卿因头部重伤疗养了一段时间，回到部队后，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这可能是照顾，因为一直到长征途中，他的伤口也没有彻底好，吃饭都成问题。就这样，从第四次反“围剿”到长征，大约三年，罗瑞卿一直当保卫局局长，积累了丰富的保卫经验。

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后，罗瑞卿每次行军都跟着军团部。只要大队人马一出发，他就照例出现在军团首长的身边，只在吃饭和睡觉时才回到保卫局。那时，军团长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等经常随红一军团行动。对他们的保卫虽然由中央保卫局负责，但罗瑞卿仍把保障他们的安全当成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求不出一点问题。以后，罗瑞卿跟毛泽东外出寸步不离左右，就是那时养成的警卫习惯。

罗瑞卿对保卫工作要求十分严格。虽然红军处于大规模的转移途中，但他要求保卫局要一丝不苟地做好日常工作。每次大的行动前，他都要召集全局交代任务，行军从哪里到哪里，打什么仗，保卫局怎样配合等等。平时，罗瑞卿把保卫局的同志派到下边去，每个师三五人组成一个小组，休整时才集中。整个长征过程中，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工作尤其是对首长的保卫工作，没有出一点差错，这与罗瑞卿呕心沥血的工作是分不开的。由于罗瑞卿在保卫局工作上的出色表现，他曾于1933年荣获一枚二等红星奖章。

西安事变时，罗瑞卿负责中共代表的保卫工作，他在保卫方面的出色才干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深得周恩来的赞赏。渊源就在这里，新中国的公安部长自然非他莫属。

罗瑞卿做过宣传工作，他把采写新闻的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和如何等六要素引进到保卫工作中，要求办案人员一切从事实出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一军团卫生处发生了毒倒两个干部的案子，这两个干部，一个是警卫连指导员，一个是军团机要科长，都是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个案子非同小可，几乎威胁到军团首长的安全。很多人认为这是政治事件，说医生游胜华、医务处主任戴济民都是ＡＢ团。戴济民在吉安市自己开业，能挣很多钱，为什么大把的票子不要，跑到红军里受苦？游胜华是他发展来的，说不定已经被他发展了不少。

再一看，卫生部长姜齐贤是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医官，让这种人当卫生部长，太危险了。罗瑞卿认为姜齐贤和戴济民不可能是ＡＢ团，游胜华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医生，更不能随便怀疑。现在抓ＡＢ团成风，有的军团已经杀了人，这样不行。聂荣臻听说后，打电话叫罗瑞卿去，问怎么回事。罗瑞卿说，是出了事故，应该查清楚，但不能先定框框。聂荣臻指示，一定要查清，由罗瑞卿断案。这时，发药的医生游胜华已经被抓了起来。

罗瑞卿马上找游胜华谈话。游胜华一肚子委屈：罗局长，我是党员，是陈毅同志送我到卫生学校学习的，我怎么能……话没说完，已经泪流满面了。我知道，我知道。罗瑞卿安慰他说，好好想，把事情说清楚。

原来，军团机要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都得了恶性疟疾，周期性地发冷发热，非常痛苦。本来药箱里有一点奎宁，但那是给军团首长留的，一般不动。游胜华看他们太受罪了，就好心从药箱里拿了几片给他们服用。谁知他们吃药后不久，就“疯”了，一个说烧心，大叫大笑，比比划划；另一个一边抓自己心窝，一边大叫，在山上跑来跑去，谁上去拉他，他就跟谁打架。

罗瑞卿问，这药给别人吃过吗？没有。也没有给军团首长吃过吧？没有，从医务处领来，还没有给谁用过，他们是第一个吃这药的人。罗瑞卿把白色的小药片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没看出什么名堂。他安慰游胜华说，别着急，会弄清楚的。然后就去找负责发药的医务处主任戴济民。戴济民是个大胡子，人们叫他戴胡子。

戴济民也很紧张，这批奎宁是他发的，药品标签上明明就是奎宁，怎么会错呢？不会错。罗瑞卿到药房里看了一圈，药不多，他注意到一部分药品标签是工厂印刷的，一部分是手写体，奎宁的每一瓶都是手写体。就问原标签呢？戴济民说，这批奎宁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许多药都没有标签。因为没有药品检验设备，是医生凭口感和印象确定的。罗瑞卿问，那么肯定是奎宁吗？戴济民犹豫着不敢肯定。罗瑞卿把这个情况向聂荣臻作了汇报，聂荣臻点头表示同意，说敌我双方正在交战，许多问题应该想得深一些，但不能无原则地冤枉自己的同志，我们要稳妥。

没几天，卫生部长姜齐贤说，问题又升级了，医疗事故变成了政治陷害。罗瑞卿说，你别着急，这件事会搞清的。姜齐贤说，我虽是俘虏过来的，但我的工作，我的思想，你是应该了解的。罗瑞卿肯定地说，组织上是相信你的。

姜齐贤听了这话，很是感动，并说出了几天来他的思考。问题恐怕出在这批没有标签的药品上，它也许不是奎宁，像是什么兴奋药。罗瑞卿也认为问题是出在药品上面，他说，姜部长，你找几个医生重新对这批药品进行鉴定。很快，鉴定结果出来了，当作奎宁的药，不是奎宁，而是吗啡。奎宁和吗啡，两种药的颜色、大小和味道都差不多，红军极缺奎宁，却不怎么了解吗啡，因此张冠李戴。从两个病人的药后症状看，也可以看出是吗啡的作用。

事情很快真相大白，罗瑞卿给军团部打了一个报告，说明情况。当天，罗瑞卿下令放了游胜华，对他说，游医生，你受冤枉了，让你坐了几天禁闭。游胜华说，要是我们被打成ＡＢ团，早就人头落地了，哪可能调查清楚。姜齐贤也很感谢罗瑞卿。罗瑞卿说，这不是我，而是大家搞清楚的。到总参谋部任职之前的肺腑之言

1959年，罗瑞卿在公安部长的位置上已经工作了10年，成绩卓著。4月28日，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国家主席刘少奇任命罗瑞卿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8月18日至9月2日，罗瑞卿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扩大会议。

9月18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任命罗瑞卿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离开军队10年后，罗瑞卿又重新回到军队任职。其实，罗瑞卿在公安部也不能算离开军队，因为他担任着中央军委委员，所以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大将军衔，只不过他在军队没有具体职务罢了。

9月24日，公安部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欢送罗瑞卿到总参谋部任职。在大会上，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请罗瑞卿讲话。

罗瑞卿说，今年是建国10周年，我搞公安工作也搞了10年。今天我要向同志们告别，党决定我到另外的工作岗位上去，共产党员是要服从党的决定的。同志们要我讲几句话，徐子荣同志刚才要我临别赠言。其实，临别赠言，应当是你们给我赠才对。

这里我也讲几句，徐子荣同志刚才对我10年来在公安部的工作，作了一个估计，我看这个估计是高了。10年来，如果说我们的工作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基本上执行了党的路线，基本上完成了党交给我们在公安战线方面的任务，那么，这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归功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归功于我们党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你们知道，10年的斗争，在每一个重要关头，当斗争很紧张的时候，总是党中央亲自抓，毛主席亲自抓。镇反运动，以后的内部肃反、社会镇反和反击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的斗争，都是如此。我们的斗争，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密切领导下，在各级党委的密切领导下进行的。

因此，10年斗争的成果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其次应当归功于人民群众。从我们公安系统来讲，功劳首先是同志们的、大家的，我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作为公安部党组的领导作用来讲，首先是党组的集体领导，我只是党组的一个成员……我今天虽然是向你们告别，如果在这方面同志们有意见，任何时候我都是愿意听的。

至于我个人，我的毛病、缺点也是很多的。你们不论直接提也好，写信也好，或是公安部通过什么样一种形式把你们的意见表示出来也好，我都愿意听。这也算是10年共事，作为对我的帮助，以利于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再重复这些缺点，不再发生这些毛病。过去搞过几次整风、学习或者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有一些同志对我是有所批评的，这些批评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至少心是好的。我过去这样说，今天要离开同志们，我还要这么说，谢谢这些同志。

10年的斗争，我们的体会是很多的。公安工作是搞对敌斗争的，这种斗争是激烈的、尖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我们要胜利，不能让敌人胜利。只有这样，我们的政权才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巩固，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巩固，我们的人民才能够走向我们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使斗争取得胜利，就要有一些带有决定意义的条件，没有这些带有决定意义的条件，我们是不能够胜利的。我们同敌人的斗争，可以有不同的结果，是可以胜利的，但也可以是不胜利的；胜利可以是很大的，也可以是很小的。也有胜利是胜利了，但是付出的代价很大；还有一种是又胜利了，代价又很小。我们第一是要胜利，第二是要大胜利，第三是要用最少的代价换得最大的胜利。

罗瑞卿在公安部成立初期的会议上讲话

10年来，应该讲我们是胜利了，而且是很大的胜利。我们花的代价是比较小，就时间来讲，付出的代价也是小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对于我们这10年的斗争，应当有这样的估计。不管我们还有多少毛病，还有多少错误和缺点，它也只能处于次要地位。我们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把残余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比之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了，这就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种安全的条件。

什么是我们斗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意义的条件呢？我刚才讲过了，我们斗争的胜利，首先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群众。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就是对我们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解放初期，毛主席就说过：“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中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我看公安工作还存在一天，我们就不应当忘记毛主席的这些话。就是讲要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公安工作是党手上的一种工具，党叫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党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党不叫干什么，就不能干什么；党讲不那样干，就不能那样干。这是一个带决定意义的条件，也是我们公安工作必须遵守的、不能动摇的一条最高原则。

这条原则不能违背，违背了就要犯错误。不仅仅公安部长、副部长和党组要注意这个问题，所有做公安工作的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不仅中央公安部要注意这个问题，各级公安机关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在过去10年中，我们所以没犯大的错误，基本上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经常是兢兢业业的。当然，你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尽善尽美了？那也不一定，还有很多错误缺点。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10年来，凡是我们听党的话，执行党的指示，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总是胜利很大，错误很少，偏差甚小；凡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偏差，我们的工作就办不好。中央公安部是这样，各地公安机关也同样是如此。

你们可以去看，凡是哪个地方公安工作做得比较好，比较出色，对敌斗争是比较胜利的，有创造性的，内部是团结的，大体上你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的第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条件，就是那个地方的公安机关同党委的关系是正确的，或者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听党的话的，是诚心诚意不打折扣地带有很高自觉性地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的。

几年来，有的省、市、县的公安机关出了毛病，甚至出了很大的毛病，出了大乱子，头一个问题，就是在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犯了错误，向党闹独立性。我们公安机关，如果不听党的话，如果不放在党的直接领导之下，一切路线、方针、政策以至许多重要的具体工作、具体问题的解决，如果不报告党，不向党请示，对党守秘密，甚至封锁起来，那就不得了，这个公安工作和公安机关就要变质，它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经验，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曾经有个别的县公安局垮了台，主要原因就是脱离了党的领导和监督。他们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违法乱纪，做危害人民的事情，我们必须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并由此得到必要的教训。

我过去经常讲，我们公安机关是执法机关，如果不听党的话，脱离了党的监督，是可以干出坏事来的。公安机关有权力，这是人民赋予我们的，是党交给我们的，国家交给我们的。交给我们这种权力，为了有利于同敌人作斗争。如果我们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办，我们就可以做出保护人民、保护社会主义的事情。

相反地，如果脱离了党的领导，把权力用到错误的方向去，那就很危险。毛主席关于公安机关必须置于党委的直接领导之下，否则就很危险的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条。我们任何时候都紧紧抓住这一条就行了，就不会犯错误，即使犯，也犯不了大的严重的错误。我过去也讲过，像公安机关这样的权力机关、专政机关，一定要有监督，第一是党的监督 ，第二是人民群众的监督，第三是国家法律的监督，第四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督。

我曾经把这点体会向主席报告过。他说这个对，但中心是党的监督。如果这个监督不起作用，其余的监督都是空的，这个监督起了作用，别的监督也就会发生作用。我们党委领导这一条做好了，即使犯了错误也有边，而且会及时发现，及时纠正……群众路线这一条我们也是不能忘记的。这就是要把公安工作变成全国人民的事情。要永远相信群众中的多数，在工作中时时刻刻依靠群众。

罗瑞卿最后说，我说了这么多，都是些老话。一个是党，一个是群众，一个是我们的队伍。至于其他许多业务工作就不讲了。

这是罗瑞卿10年公安工作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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