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6月，东北野战军发起长春外围战，切断了长春守军与外界的空中联系，从此开始了对长春长达半年的围困战。
在长春城内，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林立，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此时，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李真凡，在国民党内的职务是吉林师管区上校军法处处长（一说是中校），他利用与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关系近密，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1947年8月，李真凡受组织派遣来到长春，当时是经同学周太文介绍，在国民党吉林师管区谋职并得到信任。由于周太文是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的表兄，因此他介绍的李真凡迅速得到李寓春的赏识。
之后，李真凡被提拔为上校军法处处长，还经常被李寓春作为心腹，留住家中，同车上下班，几乎形影不离。我党地工人员于经五在长江路开设了经济大药房作为联络点，李真凡就是在这里与组织接头并传递情报的。
可是，这个交通站却因一名交通员的叛变，暴露了，遭到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查抄，不久，特务们抓捕了另外一名交通员，在他身上搜出了李真凡给九台县政府（解放区）李秘书的一个纸条。
至此，地下工作人员李真凡的身份彻底暴露，地下交通站“经济大药房”的破坏，还是也要从一个中统特务说起。
1948年的2月，国民党中统局长春区发现一个通讯员李寿田有嫌疑，他原是长春警察局第二分局的离职人员，因为没有工作就托中统特务张逸民给他介绍参加了中统，成为中统的外围人员。
李寿田做通讯员之后，被中统派到解放区(吉林九台等地)去搜集情报。他化装商人往来于长春与九台之间，进行特务活动。在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在解放区他认识了一些革命人士，由于革命人士的启发，李寿田进步了，于是他就参加了人民政府在长春的地下活动。
表面上，李寿田是中统特务，实质是利用中统身份掩护地工的活动。经过一个多月，他的活动被中统特务发现，认为可疑。从李寿田搜集的情报上，日常行动中，以及社会关系方面都认为他有解放军地下人员的嫌疑。
因为李寿田很注意长春的军事布置，但是，他从解放区搞来的情报前后矛盾，有混淆视听的嫌疑；中统又从一些可疑的事实中派人对他深入的跟踪调查，没有几天，就查出他有“通敌事实”,因而，中统就抓捕了他。
李寿田被关押起来之后，中统局长春区区长张思明亲自对李寿田审讯，威胁他如果不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就秘密处死。又利诱他说，如果把解放军的地工小组的人员都供出来，这是戴罪图功，可以不受处分，并且还能受到奖励。
张思明是老特务了，他用了许多手段来对付李寿田，李寿田是中统的外围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他贪生怕死，出卖了地工组织，供出了一些地工人员的活动秘密。
他对张思明说：
“长春市经济大药房是共产党在长春活动的潜伏据点，凡是从解放区到长春的一些地工人员都到经济大药房那里联系，药房经理叫于经五，还有吉林师管区司令部军法主任李真凡是地下工作人员的负责人，李真凡不断从长春给解放区搜集情报。”
很快，张思明就把这些情况送给“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报秘书处”（特秘处），这是是个专门对付我党的特务联合机关，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负责。
该处主任秘书王中兴得知消息后，星夜报告了郑洞国，郑指示：妥为侦察，一网打尽。王中兴立刻通知中统局长春区长张思明把李寿田送到督察处侦审室，也就是送到了特秘处的审讯组。
送到督察处后，王中兴把全部案情对特务头子张国卿说了一遍，最后说：“李寿田所供的，不完全，还要对其追讯，扩大线索，以便侦捕。”并说这件案子已呈报郑洞国，副总司令很重视这个案子，所以要慎重办理，不使一人漏网等等。
接着王中兴、张国卿和督察长关梦龄对这个案子进行了研究，王中兴对侦察及逮捕等工作是个外行，所以他主张马上审讯李寿田，从李寿田的嘴里掏出东西，叫他供出同案的人犯，接着就作快速逮捕准备。
督察处长张国卿听了王中兴的这些话，看了看关梦龄，关梦龄说：
“经济大药房既是他们在长春活动的据点，人就不会少，潜伏在长春的人与经济大药房有联系的人一定很多，没有经过详密侦察就抓人，那是打草惊蛇，得不偿失。”
张国卿肯定地说：“这个案子很重要，，计划好再行动。”“好，咱们好好布置一下，请你们多派一些人参加，请国卿兄决定吧。”关梦龄心中冷笑，王中兴本来是个光杆秘书，能有什么办法，不过利用督察处才成立“特秘处”，只是利用我们的人力与物力来办案件，他向郑洞国去请功。
关梦龄想了一下接着说：“现在不能对李寿田进行硬性审讯，尤其不能用刑，要优待他，给他一些面子，叫他给想办法，把这个案件当成他自己的事办，那就好了，对他客气一些他就能献策，破获全案。”
“同时先派人把李真凡盯上，把于经五监视住，别叫他跑掉，从这些人身上再扩大侦察线索，这个案子最少有一二十人可捕。”关梦龄凶神恶煞地说。
“在侦察时，派一些精干的外勤人员，布置这个工作要细致妥当，想办法，能不能派人打进经济大药房或师管区里面去?”张国卿问关梦龄。王中兴最后说：“派人出去工作，用钱可以支，车子不够我给派。”
1.先派四个人把经济大药房经理于经五监视住，凡是与经济大药房和于经五关系较密切的人一律跟上梢。不能跟的先记上，回头另派人。
2.对李真凡的侦察，主要别叫他跑掉，派一个与师管区有关系的督察以私人关系打进师管区去当传令兵，秘密监视李真凡。
3.命令第一科叫报话局监听员对经济大药房及李真凡的电话注意监听。
4.通知各卡哨哨长注意出卡哨的人，如果侦察人员到卡哨请求协助逮捕时，在卡哨检查时要藉词扣留，这是防备被侦察的对象出卡哨。
5.从明天开始，先对经济大药房调查以及对李真凡的跟踪。在当日的跟踪日记上说，从经济大药房的线索，发现有一些可疑的人，也分别加以跟踪。
过了两天，督察处又对李寿田进行了诱供，他供出几个人的名字，是他的地下工作伙伴，如刘文成、冷执中等，这些人的名字与跟踪日记上的名字相符，于是加强了对刘文成、冷执中等人的跟踪。
跟踪了几天，担任侦察的特务回来对关梦龄说：“刘文成这些人，过去都是干过伪满警察的，他们对跟踪等一些侦察常识都知道，为避免暴露身份，在跟踪时采用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办法才好。”
在侦察中，对每天的侦察报告及跟踪日记，张国卿与关梦龄都详细核阅，予以具体指示。
有一天，关梦龄看到一个特务化装成三轮车夫，他把三轮车放下，到纸烟摊上买一盒美国纸烟。回来之后，关梦龄将他找来予以申斥，三轮车夫吸美国纸烟，不合身份，容易暴露。
从李寿田的口供中，知道李真凡不断派人往解放区送情报，送情报的人叫什么名字李寿田已经供了出来，这个送情报的人也不断到经济大药房，因此特务又把这个送情报的人跟上。
这个案子虽然已查出许多事实，但在李真凡身上还未找到扎实证据。如果把李真凡捕来他一字不谈，既无口供，又无证据，也是不好办，结案困难。因而主要是搜集有力证据，现在既发现了送情报的线索，就要从送情报人的身上打主意。
经过一番布置，4月初旬的一个下午；在长春南大桥卡哨外速捕了一个人，从这个人身上搜出李真凡给九台县政府李秘书的一个纸条。
当时由特务把这个人送到督察处。到督察处后由侦审人员进行审问，对他一吓唬，他就说了实话：“我身上的这个纸条是吉林师管区军法主任李真凡写的，叫我送到解放区九台去。”又问他送了几次，他说共送了三次，有了这个证据，特务开始逮捕了。
最后决定第二天开始行动，由关梦龄负责指挥，名义上是特秘处行动组办，实际是督察处来办。在王中兴、张思明、保密局特务有长春站站长项迺光都走了之后，关梦龄又与张国卿研究了一些如何逮捕的事项。
第二天早上，张国卿拿起电话机给吉林师管区李寓春打了一个电话，张国卿在电话中说：“雄飞兄吗？（李寓春的号叫雄飞)，你老兄的军法主任李真凡有点嫌疑，需要到，是你派人给我们送来？还是我们派人去？”
到了这个时候，李寓春还是没有对李真凡有丝毫的怀疑，满口答应说：“我派人给你们送去，不用派人来，决无问题。”
为了顾全李寓春的面子，并保持机密起见，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同意让吉林师管区把李真凡送过来，这时，督察长关梦龄又指示跟踪李真凡的特务说：“李真凡企图潜逃，要特别注意，有情况随时报告。”
就这样，李真凡被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送入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旋即，李真凡被扣押逮捕。（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