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徐建国，今年五十四岁，生在一个小山村。我们村四面环山，地势偏僻，出门就是泥土路，小时候能看到的远处景色，只有一片片翠绿的竹林和山脚下的小河。那时，家家户户都很穷，吃顿白米饭算是过年级别的好事。
后来，我为了谋生，三十多岁时离开了村子，去了省城打工。
最开始干的是建筑工地，后来学了点手艺，就做些零活维持生活。如今，我在省城的一个小菜市场里摆摊，家里还有个上高中的儿子和一个常年体弱的妻子。日子谈不上好，但也算凑合。
我的母亲上个月因病去世了。
她今年八十多岁，身体一直不好，但她很要强，哪怕到了吃力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也总不肯麻烦我们。
丧事办完后，我和大哥徐建军都带着各自的家庭返城继续生活。
可是，母亲的头七那天，我两个叔叔的一番话，让我这个五十多岁的大男人，忍不住泪流满面。
母亲年轻时是村里有名的好手，一双巧手能做出又好看又实用的衣服。可惜我们家兄妹多，她一个人又要下地干活，又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撑起了这个家。
她这一生最辛苦的两个阶段，一个是大哥的婚事，另一个是我娶妻。
大哥结婚那年，我才十五岁，刚到镇上的中学读书。
因为家里穷，连给大哥操办婚事的钱都没有，母亲把多年攒下来的嫁妆卖了，还借了好几个亲戚的钱，才勉强把婚事办成。
可这婚事一办，家里就彻底回到了赤贫的境地。
后来轮到我结婚的时候，情况也差不多。
母亲又四处求人借钱，甚至去帮别人洗衣服、干农活，就为了凑够彩礼钱。
那时候，我心里一直有种难以言说的愧疚和压力。
我知道，母亲并不欠我们什么，可她这一生，就像一根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了我们，却把所有的苦都埋在了心底。
母亲的病是去年查出来的，胃癌晚期。大哥那时还在县城开着小店，日子过得不宽裕，我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我们两个兄弟凑了些钱给母亲治病，但医生说手术的意义不大，母亲自己也不愿意折腾。
于是，我们只能带她回家，平时尽量让她吃些营养的东西，药也一直没断。
母亲的病情恶化得很快，到了去年年底，她已经虚弱得连床都下不了。大哥和我轮流回村照顾她，可时间久了，谁都知道，这样的日子坚持不了多久了。
那段时间，家里的两个叔叔帮了我们很多忙。大叔徐德明比母亲大三岁，身体硬朗，干活麻利，母亲的丧事几乎都是他一手操持的。二叔徐德成比母亲小两岁，性子随和，村里人都说他人缘好。
母亲病重的那段日子，二叔总是带着村里人送来的鸡蛋、米面来看她，说是“人情往来”，但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些不过是叔叔们的心意罢了。
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弟俩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
母亲一生为我们付出太多，可到我们却什么都没能为她做。
那几天，村里的亲戚朋友来吊唁，两个叔叔忙得脚不沾地，操持着丧事的每一个细节。
大哥和我心里都过意不去，可叔叔们却总是一句“咱是一家人”挡回了我们所有的感谢。
头七那天，按照村里的规矩，我们兄弟俩要给母亲烧纸祭拜。烧完纸后，大哥突然说：“建国，我想回县城了，小店最近生意不好，老婆孩子都在等着我。”我点点头，心里很清楚他的难处。
其实，我也想早些回省城。妻子一个人在家带孩子，身体又不好，实在撑得很辛苦。可我又觉得，母亲刚去世，我们兄弟俩只想着各自的生活，未免显得太过冷漠。
就在这时，大叔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建国，建军，你们兄弟俩别多想，家里这边有我们老两口看着，你们安心去忙自己的事。你们的母亲，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看你们过得好。人都去了，活着的人更要活好，知道不？”
听了这话，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母亲在世时，总念叨着我们兄弟俩，要我们不要为了她耽误自己的生活。可如今，她真的不在了，这种念叨反倒成了心头最重的牵挂。
大哥低着头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对大叔说：“大叔，家里这段时间，真是多亏了你们，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大叔摆摆手，笑着说：“这有啥？咱是一家人，哪有计较那么多的？你们记着，家里永远是你们的根，有困难了就回来，别觉得不好意思。”
那天晚上，我坐在母亲的灵位前，望着那盏微弱的油灯，脑海中满是过去的画面。
母亲年轻时挑着扁担下地的模样，母亲在昏暗的灯下缝补衣服的身影，母亲拄着拐杖，依然坚持给孙子做棉鞋的样子……一幕幕涌上心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大哥第二天一早就走了，我也收拾好行李准备回省城。临走前，二叔把我叫到一旁，递给我一包东西，说：“这是你妈生前留给你的，说是给你家孩子念书用的。”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建国，妈没什么能帮你的，这点钱算是心意，别嫌少，给孩子多买点书。”
那一刻，我终于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母亲的丧事过后，我和大哥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中。生活的重担依旧压在肩上，但母亲曾经的教诲和叔叔们的话，却成了支撑我前行的力量。
或许，人这一生注定是苦的，但只要心里还有那么一份牵挂和温暖，就能咬牙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