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虽然在1997年顺利回归祖国。但殊不知1982年时，撒切尔夫人的访华决定，让当时迫在眉睫的香港回归问题成为了中英之间最为关键的外交问题。
在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中，她坦言表示，当时的英国政府同意归还香港主权完全是无奈之举，当时为了将香港留在手中，她甚至考虑过要对华发起战争。
那么，我国到底做了哪些工作，才让如此在乎香港的撒切尔夫人最后选择了归还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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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妄的撒切尔夫人1979年，上任伊始的撒切尔夫人就指示港督麦里浩在面见邓公时，就新界的回归问题进行了一次试探，表示英国希望能够对香港新界的租借进行“续租”。
为了避免刺激中国的敏感神经，麦里浩还煞有其事地表示，这次续租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只是单纯地希望更多人能够来到新界投资。
面对麦里浩这种试探中国对于收复香港态度的行为，邓公既没有明确的反对，也没有明确的同意，只是回复他说，“会让投资者放心的”。
这个看似含糊的回答，其实是中国在“时机不成熟”时的无奈之举，但邓公的话语，仍然表现出不是只有英国人可以维护新界的繁荣，中国人收回香港也一样可以吸引到国际投资者。
看到邓公的拒绝态度，撒切尔夫人虽然心有不甘，但考虑到英国在二战后的迅速衰落，也只能不断从侧面试探，希望从中方代表的话语中抓住把柄，保住香港的实际治理权。
直到1982年，刚刚赢得了马岛之战的英国政府士气大涨，“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更是决定挟“大胜”之威与中国谈判，一举解决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分歧。
在访华的谈判桌上，撒切尔夫人气势汹汹地表示，自己计划“续签”香港租界，这种“仗势欺人”的态度，让在场的中国代表都感到十分憋屈与不满。
看着撒切尔这样的作派，仔细研究过马岛战争后心里有了底气的邓公也不再拐弯抹角，而是直当了解地表示，香港不是马岛，中国也不是阿根廷！
邓老的强硬回击，让本以为能够话语权的撒切尔夫人有些措手不及，她只能转换话术，提出了想要“治权换主权”，即15年后只归还香港的土地主权，但治理权还需要握在英国手中。
在撒切尔夫人口中，香港一旦回归大陆，就意味着不再拥有过去的特殊地位，其经济状况肯定会出现大幅下降，而如果将治权保留在英国手上，他们就能保障香港“维持现状”。
而就在这时，邓公终于亮出了自己早就为港澳台准备好的“大杀器”——“一国两制”，这种“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特殊构想，确保了香港在回归后仍然可以保持资本主义制度。
邓公的回应，成功地打了撒切尔夫人一个措手不及，而她当天在会谈结束时，跌倒在人民大会堂的意外，更是被很多人视为了英国“失败”的象征。
英国为何如此重视香港？看到这里，有些人可能有些好奇，英国明明在二战结束后，丢失了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都没有什么反应，为什么却对“弹丸之地”的香港如此重视？
事实上，英国对香港的恋恋不舍，与香港当时繁荣的经济水平分不开关系，这个“能下金蛋的母鸡”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完全可以与很多大型殖民地相提并论。
作为一个远离亚太的欧洲岛国，香港是英国维持对亚太地区经贸活动的重要中转站，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印度等殖民地的接连独立，让香港的存在变得更加重要。
为了维持与亚洲国家的国际贸易，英国在港岛的建设中投入了大量资金，进一步吸引了国际投资者的青睐，让香港在二战后迅速发展为当之无愧的亚洲金融中心。
不过，香港的繁荣并没有就此转换为当地民众的福祉，而是尽数落到了港英政府手上，在撒切尔夫人的执政时期，香港每年能为英国政府提供900-1000亿英镑的利润。
而除了占比高达11%的财政收入外，香港的英资企业还对英国的经济有着不小的刺激作用，如果可以保住香港的治权，会让撒切尔夫人的支持率出现大幅提升。
因此，从1979年开始，撒切尔夫人就一再对香港问题做出试探，而在1982年，刚刚在马岛之战中战胜了阿根廷的撒切尔夫人，更是狂妄地认为，英国的军力完全可以吓住中国。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当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敢于面对在边境挑衅的美国做出反击，自然也不可能对英国殖民者“低头”。
更重要的是，英国虽然赢得了马岛之战，但也暴露出了自己的很多问题，阿根廷的惨重代价吓不退中国，但英国人的“虚弱”，却能够坚定我们彻底收回香港的信心。
于是，面对咄咄逼人，妄想保留香港的撒切尔夫人，邓公的态度也从过去的“时机成熟”，变成了“1997年，中方一定会收回香港的主权”。
至于英国那种“自欺欺人”的“治权换主权”，更不可能动摇我们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毕竟，香港政府要是都不归属于中国，我们对于港岛的主权又从何谈起？
明争暗斗的十五年虽然撒切尔夫人的访华行程未能如愿，还得到了邓公1997年收回港岛的“最终期限”，但英国政府想要继续维持自己在港特权的想法却没有改变。
根据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的说法，她甚至想要调集英军，武力“捍卫”香港，但考虑到英国当时的国力和马岛战争中的惨胜，这种想法也就只能停留在撒切尔夫人的脑海里了。
既然武力威胁不成，英国人就开始频繁地玩起了外交谈判、经济讹诈等多种手段的“小把戏”，短短的十五年时间里，中英就香港问题进行了六次外交协商。
在临近回归时，港英政府还不顾中方反对，强行废除了过去已经稳定运行数十年的治理架构，仿效西方的政党会议政治，搞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港人治港”制度。
这套畸形的政治制度，导致了香港回归后的泛意识形态困境，2019年的修宪危机中，很多参与暴动的乱港分子，就都是“港人治港”制度下的受益者。
此外，为了尽可能地收割香港经济建设的发展成果，并在外交磋商占据主动，英国还动用资本手段，进行了多次金融“战争”。
不过，相对于香港回归后，美国商人索罗斯发起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说，港英政府的手段就显得有些“小打小闹”了，但也正是他们的多次练兵，才让我们在后续的香港金融保卫战中变得那么得心应手。
结语香港的和平回归，本质上还是通过改革开放得到了迅速发展的中国，即便面对曾经欺凌我们的帝国主义敌人，也能够坦然自若地做出回应，收回自己的合法领土。
此外，快速崛起的中国在面对自己的主权问题时，不但有强大的武力作为支撑，也能够有更加多元化的应对方案和处理方式，这才成功地避免了香港多年建设的成果毁于一旦。
参考文献维普资讯——《香港回归谈判过程中的历史细节》
https://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107979244
新华社——《香港回归历程（1982-1997）》
https://news.sina.com.cn/2017-06-12/doc-ifyfzfyz3526141.shtml
